�　　在中共十九大上，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当选政治局委员，成为二○○二年钱其琛卸任后，十五年来第一位“入局”的外交高官。同时，生于一九五三年的外交部部长王毅，也在十九大连任中央委员。

　　本来，按照此次换届的年龄划线，生于五四年以前的正部级不再提名，除非将担任更高级职务，则不受此限。王毅得以连任，说明他将在今年三月两会晋升副国级领导人，就像同样生于五三年的赵克志调任公安部部长、预定一个国务委员席位那样。

　　多年来，外交系统只有一个领导人席位，钱其琛、唐家璇、戴秉国皆是如此，兼顾党政两个方面。如今，杨洁篪“入局”、王毅连任中委，这样一来，将出现两位外交领导人。如何安置，就牵扯外交体制改革。

　　一个释放出强烈信号的是上月底举行的二○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习近平接见全体使节并且发表讲话。这次会议有三大看点不可忽视。其一，胡锦涛时代历次使节会议，是由政治局常委们集体接见，胡与总理温家宝均有讲话，类似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种模式。盖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皆是一国外交的代表，此乃国际通例。主席总理分别讲话，理所应当。

　　然而今次会议，却是习一人出席。外交是一国政府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职权象征，外交部是所有独立国家政府的组成部门，但如今堂堂政府首脑竟然无缘参加使节会议，就不得不耐人寻味。

　　其二，习在讲话中明确强调：“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党中央对外交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这似乎就很好地解释了前一点。固然，周恩来在文革期间也曾表态“外交等大权属于中央”，但那是针对造反派要夺权而言的，其“中央”是相对于造反组织、地方等而言，并且周即是作为政治局常委兼总理，长期代表中央主管外交。这与现时的语境完全不同。“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言外之意，不在国务院，政府弗与也。党管外交，就要统揽对政府、议会、社团等所有领域的外事工作。

　　其三，虽然使节会议没有总理身影，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穆虹却出席会议并在第一排就坐。联想到深改办的职能，外交体制改革已呼之欲出。而去年中央深改小组会议就曾一口气通过关于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驻外机构领导管理机制、对外工作队伍建设、援外工作等四份涉“外”改革文件。四梁八柱，逐步搭建；顶层设计，水到渠成。

　　那么，外交体制改革的方向如何？最具借鉴意义的是政法体制。在党中央层面由政治局委员兼任政法委书记，政府系统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同为副国级领导人，但主从明确。政法委除了领导国务院系统的公安部、国安部、司法部，还兼管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军委政法委，以及同样属党中央系统的中央综治办、中央六一○办（打击邪教办）。公安部等虽然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但实际上是党中央直管。再如宣传系统，国家广电总局、新华社虽然名义上列入国务院序列，但实际工作中归党中央直属机构。党中央直接握紧“刀把子”、“笔杆子”。

　　以政法模式推测，未来杨洁篪以政治局委员兼任党中央外交领导机构负责人，王毅在国务院系统担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则可理顺关系。党中央直接执掌外交大权，集中统一领导党务系统的中央外事办公室、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务院系统的外交部，全国人大、政协的外事委员会，以及作为民间外交“白手套”的对外友好协会等，新时代开启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