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先生曾在杂文《骂杀与捧杀》中说：“---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而中国人一贯喜欢搞“捧杀”的。搞“捧杀”的好处是，可以让对方在飘飘然中死去，而自己没半点风险；即或“被捧方”知道“捧方”不怀好意，也不至于产生恨，因为中国有句俗语“伸手不打笑面人”。

　　然而，在“捧”的人中，含有“杀意”的人终究是少数，多数人是“真捧”；“真捧”的人也分两类，一类是奴性太重，生来就爱“拍马屁”；一种人是为了自身的安危，以“拍马屁”来保全自己或得到提拔。但不论是有心“捧杀”和无心“捧杀”，对于被捧之人都不是好事，一旦被捧长了，自然会没有好下场。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可能大家也知道了。2017年中共中央发了个《通知》，针对《黔西南日报》刊登习近平照片和“伟大领袖习近平”等用语发出撤销这类宣传，撤下相关标语和画像的指令。同时《人民日报》也改变以前肉麻歌颂和阿谀奉承做法。现在习的照片少了，也不见了。以上说明，习当局已经有所觉察，知道这并非好事，开始刹车。

　　然而，在一党专治的国家，这种吹捧之风是刹不住的，刹住一时，刹不了一世。刹不住的根本原因是独裁专制者容不得批评。一个容不得批评的党和政府，民众要么就“吹捧”；要么就“沉默”。什么时候让老百姓敢说话了，让老百姓敢大胆地批评政府了，这种捧杀之风自然就偃旗息鼓了。

　　中国人最会看眼色行事的，这就看领导是什么人了。如果是个专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别人提意见的领导，马上下面就会吹捧起来；如果是那种豁达大度的，能听取不同意见的领导者，吹捧之风自然消停。

　　历史的教训

　　1953年中共中央邀请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毛泽东立马不高兴了，立即对梁当面进行痛斥，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梁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这一举动，彻底暴露了他气量狭窄、拒谏爱谄的真面目，马上就让人知道，此君非纳谏之流，在其面前不能直言。于是，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层到下层开始了一场颂扬之声。这股风愈演愈烈，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毛更飘飘然了，不知天高地厚搞起了大跃进，遭到惨败。毛本当接受教训，但1959年“庐山会议”将提意见的彭德怀打倒，人们更加知道毛这个昏君是听不得半句批评意见的，最后导致佞臣林彪的“天才论”、“顶峰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三忠于、四无限”的造神运动。毛最后在一片吹捧中跌得粉身碎骨，等他醒过来，已之晚矣，落得一个“昏君、暴君”的可悲下场。

　　今天习近平被吹捧的原因在哪里？

　　今天习近平被吹捧之原因不在别人也在他自己。正如北美《世界日报》一篇社论中说：“中共中央和地方掌权的一批领导人，都成长于文革时代，文革思维根深蒂固，文革语言烂熟于心，文革时期操弄的政治手段更是驾轻就熟。中共现在为习近平展开的造神运动，既出自习近平集权需要，也是中共维持强有力领导的需求。这一运动无不体现文革特征。”

　　习近平为了在中共这把椅子上坐稳，必须集权；要想集权，必须搞个人崇拜。在专制国家，不搞个人崇拜就难以维持下去。所以他的第一步就是搞“习核心”。这个“习核心”提出来后，立即就有人出来拍马屁了，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率先表态，“核心之核心，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核心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信心，就是力量。”还有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像李鸿忠这样的人和林彪一样的佞臣如果一旦重用，马上就有无数“马屁精”随风而至，然而，这个“抢笔书记”（湖北记者因采访邓玉娇事件的录音笔被他当面抢去）反而被提拔到直辖市当第一把手，十九大竟进了政治局。习这一举措，为日后捧杀之风开了先河。于是各地官员纷纷表态，唯恐其晚。新疆的陈全国、北京的蔡奇、浙江的车俊、广东的李希等阿谀奉承之徒纷至沓来。这是其一；其二，在习当任前五年，对民主人士大加打压；对网络严厉封锁；对毛左的宽容达到空前地步，甚至超过江胡时期。毕福剑事发生后，又搞个“不准妄议”，使整个舆论导向一边倒。在这样的高压下，捧习之风愈演愈烈。其三；特别十九大召开后，将习思想写进了，《党章》，让热捧之风达到高潮。党媒、军媒已称习为“最高领袖、最高统帅”军方喊出“三个一切”（一切重大事项由习决定；一切工作对习负责；一切行动听习指挥）；“三个凡是”（凡是习提倡的坚决响应；凡是习决定的坚决执行；凡是习禁止的坚决不做）。

　　在以上的情况下，若要别人不捧你是不可能的。中国有句俗语，“上有号焉，下必有盛焉”，这样一搞，若要黔州省不挂你的像；不喊你“伟大领袖”那才叫奇怪呢。

　　吹捧之风是独裁专制国家的“专利”

　　共产极权国家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民主，没民主的国家必然产生暴君，人们在暴君面前不“捧”就会倒霉；不“捧”就没有活路，因此吹捧之风是在暴力之下产生的。如今日北朝鲜只有30几岁的金三胖被它们国家人民叫“慈父”，前几天传唱一首歌《金正恩，我们至爱的慈父，没有您便没有一切》；毛泽东时代更不消说了，肉麻的吹捧超过了金三胖，在文革时期达到极限，什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什么“毛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如郭沫若比毛泽东还大一岁，他在文革时说，“主席呀，你就是我的亲爷爷。”

　　为什么对政治领袖吹捧之风总发生在共产极权国家而不会在民主国家出现呢？主要原因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因为这个体制是靠暴力手段取得的，它必须也要靠暴力手段来维护。如果他们要推行民主的话，随时有可能失去权位，失去权位意味着失去既得利益，这对他们来说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但是，若要让自己权位稳稳坐牢，让自己的江山永不变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取“暴力统治”，也就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具体手段就是让民众臣服，让民众臣服首先让民众害怕，若要让民众害怕就必须采取高压手段，在高压手段下然后再搞“造神运动”，于是，在这种双向结合下，“吹捧之风”自然而成。独裁体制国家一旦形成“吹捧之风”，会对独裁统治者造成两种心理，一种是在民众的“热捧”下会得到心理满足，飘飘其然；二是，他会被这种假相迷惑，认为民众已被制服，并且受到真心拥护。

　　纵观世界，凡所有极权国家同出一辙，如斯大林、毛泽东、金三世等。这些人都是变态狂和杀人狂，他们一边施暴，一边享受臣民的“吹捧”， 这是他们享有的“专利”，这个“专利权”只有他们能独享而其它国家是没有的。

　　要想杜绝“捧杀之风”唯一办法是改变专制体制

　　中共最近对黔东南事情的处理，似乎让人们觉得习还不煳涂，尚能刹住这股“吹捧之风”。但是人们又担心，这股风压下之后，不久是否又会重来？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捧杀之风”产生的根源是极权专制制度。要想杜绝这种歪风邪气，唯一之方法就是走民主道路。在西方民主国家，除了对电影明星和球星追捧外，对政治领袖是不搞个人崇拜的。不崇拜的原因是民主制度对个人不会造成威胁，对领袖不吹捧、不喊万岁不会掉饭碗，也不会影响升迁。而在中国就不行了，不说活人，就是死人你也得要崇拜，还丝毫不能“得罪”。毛泽东已经死去四十多年了，他那具僵尸还停放在那里发酵，毕福剑就为说了一句对毛不恭敬的话就丢了饭碗，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的遭遇同样如此，这种事情在西方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民主国家官员都是民选的，选票握在选民手中，他可投你票也可不投你的票。所以民主国家是官怕民，而不是民怕官。那些有官瘾的人若想当官就不能得罪选民。而在专制国家，官员都是指派的，他们的升迁掌握在上司手中，他们是一级捧一级，县官捧省官；省官捧京官；他们的眼睛只看上面不看下面。而这些下面官员捧上司时，他们还要动员下面民众一起捧，如贵西南地区和新疆号召家家都要挂习主席像，喊习近平“伟大领袖”。而下面群众又不得不跟着喊，这样吹捧之风自然而生。这都是这种体制惹的祸。

　　因此，若要刹住吹捧之风，只有釜底抽薪，走民主化道路，方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