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多达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一次性DQ，包括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保监会原主席项俊波、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安监总局原局长杨焕宁等，数量之多将创历史纪录。虽然李、杨等人只受到降级处分，并未开除党籍，但同样难逃被撤销中委职务。

　　在北京举行的五年成就展览透露，十八大以来已有四十位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查办，超过前三十年的总和。除了官方公布的十七名中委、十七名候补中委，尚有原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原武警部队政委许耀元等“老虎”，已占中央委员会总人数的一成以上。

　　还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调离重要岗位。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北京，市委常委中竟然无一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或中纪委委员，成了“三无”市委。经济中心上海，市委常委中也只有书记韩正一人是两委（中委、中纪委）成员。这些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曾几何时，京沪两市甚至都曾同时拥有不止一位政治局委员，如一九七七年十一大之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第二书记倪志福都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在十八大之后，曾一度拥有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两位中委，市委副书记吉林、常务副市长李士祥、副市长陈刚、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四位候补中委，可谓兵强马壮。

　　后来吕锡文落台，王安顺贬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刚贬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吉林、李士祥都转到政协。如今成为“三无”市委，虽然是短暂现象，但也集中反映了五年来人事洗牌的超强力度，完全打破了原来设计的人事梯次接班格局。

　　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秦宜智发配至质检总局，担任排名垫底的副局长，成为史上最衰“团长”，同样是打破了共青团长期被赋予的接班人功能。除秦宜智外，如大连市委书记唐军贬任工商总局副局长，河北省委副书记赵勇贬任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尚勇贬任药监总局副局长。副局长已成为贬官的常规标配，可谓名“副”其实。后三人原本都是京官，均在十几年前就官升副部级，分别担任人事部副部长、共青团中央常务书记、科技部副部长，之后下放镀金，如今都被召回京城，彻底坐上冷板櫈，形同政治“软禁”。

　　其他一众团派大将，如河南省委副书记邓凯、天津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尹德明、甘肃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张晓兰、贵州省委常委兼纪委书记宋璇涛，也纷纷被调入京，安排到总工会、妇联、供销总社等边缘衙门副职。这成为团派日薄西山的真实写照。

　　九月份，西藏区委常委房灵敏调任广西区委常委、纪委书记，原纪委书记于春生调离。至此，内地三十一个省区市纪委书记，无一人是中纪委委员。换言之，五年内，全国省级纪委书记被更换殆尽，有些地方甚至换了好几轮。

　　一五年七月，中办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除了腐败被查及因责任事故被问责之外，不守政治规矩、不敢担当、工作庸懒散拖等也都成为干部调整的理由。实际为大规模干部洗牌提供了制度依据，也埋下了现今大规模“能上能下”的伏笔。

　　有人能下，就有人能上。有人快速升迁，如中纪委秘书长杨晓超副部级两年即升正部；有人顶格提拔，如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舒国增五十八岁直升中央财经办副主任，超龄任职至六十一岁，又调任中纪委驻中央办公厅纪检组组长要职。十九届中委和中纪委，可能将是近三十年变动幅度最大、更新率最高的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