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开始的，以毛泽东为统帅、以邓小平为副帅、以彭真为前线总指挥的反右派运动到底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就是在“民主科学”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对本校右派也没有准确的数字，有说716个的，有说八百多的，另外据1979年《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842人受到各种处分。（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其中有七个被枪毙的——林昭、任大熊、顾文选、沉元、张锡锟、吴思慧。也是王友琴查出来的。（王友琴《第七个死刑的北大学生右派吴思慧》）

　　当年打了多少右派分子？

　　六十年了，这个数字仍然被保密，有保密的必要吗？当然没有，只是有关官员昏聩颟顸，明明有《保密法》，却不敢执行，宁愿行尸走肉。所以各省市县地方志混乱不堪——有的乾脆不提反右运动，有的不报数字，有的数字被缩小，有的品种没有写全，有的不提受难者姓名。总之，继续隐瞒，继续愚弄老百姓。

　　我也只能利用这些地方志来做一些“研究”：

　　山西省——1957年全省总人口数为1,971万多人；右派分子打了10,241人，1958年以后，在右派补课、拔白旗插红旗、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等运动中，又批判和处理了295,791人。受害人数达到总人口的1.55%，按全国人口6.47亿计，受害人数超过一千万。

　　湖南省衡阳市——1957年只有255,822人（湖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湖南省统计局人口处编《湖南省人口统计资料1949—1991》，1992），“挖出右派集团118个，划右派分子3,854人(其中中共党员187人)”（《衡阳市志》），占全市人口1.5%，比例与山西省差不多；山西省、湖南省还不是最左的。

　　安徽省——把包括中共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中共省委委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中共省委委员、副检察长李锐等在内的31,472人打成右派分子，另外还打了7,500人反社会主义分子。（乐亭文化研究会）是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这里没有中右、疑似右派的数字，已经占人口比例的0.117%。（1957年安徽省人口33,370,244人。）

　　该省阜阳地区及各县市共划右派分子6,180人，四种人(中右、疑似右派、右倾、反社会主义分子)2,524人。因右派问题株连的5,585人。以该地区人口705.5万计，仅仅右派分子和四种人，就占人口0.203%。

　　五河县，人口41.456万；404人定为右派分子，329人被划为右倾、中右、疑似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比例是0.177%。

　　这样全国就可能有75.6到131.3万的右派和各种分子。

　　四川省——阿坝县，人口只有3,691人，也打了25个右派分子，11个极右派分子，占人口0.975%，按此比例，全国就可能有631万受难者。

　　崇庆县，人口446万多，打了160个右派分子；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打了1,667个“反社会主义分子”，受害人口达0.41%。按此比例，全中国就有246万受害者。

　　四川在反右派运动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相当左，许多未成年中学生因为同情右派，说了些真话，或者因为家庭出身成份，就遭到整肃。王建军主编的《五八劫》（2010年内部自印）及其续编，就通过第一手材料，说四川一万名学生就有3,200名学生被打成“三、四类”学生。这两类学生，无论成绩多好，都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有的送去农场劳改，与右派分子享受同样待遇。这就是反右运动及后续所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人的摧残。

　　云南省普洱县——5.5万人，却有226人被打成右派等各种分子，比例也是0.41%。

　　河南省——包括中共省委书记潘复生、中共省委书记处书记杨珏、中共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等被打成的“右倾反党集团”头子、右派分子在内，该省仅仅右派分子就有9万人（郭维敬编：《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占河南省人口总数4,840万的接近0.2%。

　　遂平县，38.2万多人口中，划了562个右派分子，501个中右分子，占总人口的0.278%，以此推算，全国的右派、中右会有180万。

　　黑龙江省嘉荫县——全县6千馀人，打了15个右派分子。占人口总数的0.25%，照此比例，全国就有右派分子162万。

　　河北省丰南县——人口32.6万，打右派分子792人，占全县人口0.24%。那麽，全国的右派分子有可能是156万多。

　　甘肃省礼县——人口29.2万，打右派分子110人，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有478人，比例是0.2%，按此全国右派分子和戴其他分子帽子的有130万。

　　现在流行的一个说法是552,973人或者简称“55万”说，这数目只是中共当局在1978年所“纠正”的、由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中公布的数目——552,877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的和，即552,877＋96＝552,973。

　　实际上，不予纠正的绝不只96人，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当时宣布不予纠正、平反的就有21名：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苏、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勳（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等。（《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冉云飞：《右派资料知见录》）

　　1978年后，各地仍然在继续纠正，更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由于种种原因（死亡、失去联络、档案被丢失、档案被销毁，甚至因为非法无序操作而完全没有档案等等）并没有被统计在内。

　　顾延龄，男，江苏南通市人，195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毕业时没有右派言论却被当作学生右派下放到浙江嵊县中学任教；虽然档案里没有戴帽公文，1962年仍然被“摘帽”，1979年仍然被“改正”。

　　梁丽英，浙江省嵊州崇仁中学老师，档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单位不把她当右派分子。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时，才知道自己是右派分子。（顾延龄：《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梁丽英老师是目前为止，我所发现的唯一的最幸运右派分子。

　　如甘肃省敦煌研究院，当年叫敦煌研究所，该研究所画家毕可是资格非常老的“老革命”，他因为对所长常书鸿夫妇不尊重或者“看不起”，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农场里被折磨死了。多少年后发现，毕可的档案还在研究所文件柜里睡大觉，原来毕可被定为右派的申报，上级没有批淮，把档案退回来，但是毕可已经死了，所以这个档案就一直睡在常书鸿文件柜里。这个毕可在不在这55万里面呢？全中国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毕可呢？

　　还有在被非法地送去“劳动教养”、“劳动改造”的囚徒中，由于超强度的苦役、寒冷、饥饿、打骂、斗争等等虐待，发生过大面积的死亡。这中间有许多人是没有家人亲属的，没有人来替他们申冤的，他们的名字，只有永远被淹没了。

　　丁抒先生在《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开放杂志社）估计右派分子和各种分子数目在120万以上；他找了200个县做样板，从中测算出来。

　　而香港《争鸣》杂志“解密的中共中央档案”透露，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分子，郭道晖先生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引用。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后，既没有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认可，也没有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反驳，算是默认吧；以后这个数字就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可惜《争鸣》没有提供原文件编号或者相片，也没有旁证。)

　　我在查阅各县志基础上，暂时采用比较保守的120万至310万这个数字。

　　我的朋友冉云飞先生批评说：很多人都沿袭只有罗隆基等六位右派不予改正的说法，这说法我纠正了许多次，虽然是错却成了难以纠正的“通说”，真可算得上是传播学上的“习非成是”。后来又有人在网络上说全国有包括罗隆基在内的96人不予改正的说法，我不知这说法来源于何处。虽然文中说是“中共中央公布”，但我还是未查到原始出处。（冉云飞:《从官方史料，看一个省的反右运动》）

　　我也多次“呼吁”:右派分子数量绝不是55万，右派分子没有被平反而只是被纠正，但是人微言轻，到底影响不了几个人。

　　这种“习非成是”，当然还可以叫“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甚至“黑白颠倒”，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没有独立思考；几十年以来，都是人家怎麽吹，你就怎麽跟，还就怎麽信。这恐怕还要像冉云飞这样从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心理学方面去考察、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