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3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了辽宁省代表团，除了参与该省代表团的议题讨论，习近平在谈及该省经济工作时也提到统计数据造假给当地经济工作造成的严重危害。在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指示当地政府亟需“遏制数据造假风气”，绝不可以助长此风。

去年底，中国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在《人民日报》上以专文痛陈地方统计数据造假时有发生。作为造假重灾区，辽宁省长陈求发在今年1月所做的工作报告中也坦陈：“自2011年至2014年间，辽宁省存在严重数据造假问题”，如何整饬谎报、虚报便成了地方政府亟需考虑的工作重点。

去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新一轮振兴东北计划，预计三年间将向当地投入1.6万亿人民币（约合2.35万亿美元）。如果地方政府无法有效提高统计质量，该项振兴计划不仅无益于当地经济建设，反倒可能成为当地“虚假繁荣”的柴薪。也因此，如何摒弃造假诱因，让社会正确认识当地现况成为习近平这番叮咛的“话外之音”。

习近平要求辽宁代表团严格杜绝造假痼疾（图源：Getty/VCG）

辽宁造假恐非单一个案

在辽宁省团组会上，面对习近平的重话，辽宁省代表团也直言不讳。早在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次到辽宁审查时就发现了当地统计数据存在严重造假问题。从统计结果来看，2011年至2014年间，辽宁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2.2%、9.5%、8.7%、5.8%，其中自2011年至2013年间，通过造假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使辽宁在全中国名列前茅。

然而，在中央巡视组对辽宁提出纠正后，当地的经济表现便呈现断崖式下跌。2015年，在“挤完水分”后，当地经济增长率断崖式崩跌至3%，到了2016年上半年，更进一步衰退至-1%。短短三年间，辽宁经济也从全国前沿位置衰退至末位。

对于下级机关信手拈来的统计数据，到了省一级单位也乐于照章全收。省委书记李希在发言时便提到：有一个镇，一年财政收入160万元，最后报成2,900多万元。一个市，规模以上企业只有281家，却上报成1,600多家。这种“成倍数”的恶性造假根本原因已不能单纯归结为乡镇政府罔顾法规的结果，而是整个整个省级别政府间相互包庇所导致的。

然而，令人感到恐惧的是，在中国官场“经济决定位置”的考核思维下，数据造假恐非辽宁一个省的特例。在地方政府热衷通过卖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通过卖地、造镇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地区都可能是数据造假的重灾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地方经济增长的根本动能在于地方具有产业竞争力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拉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并带动当地资产价格上涨。然而，在许多地方缺乏具有竞争力企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只能仰仗“土地拍卖”来创造虚假繁荣，进而形成所谓资产效应。

但归根结底来看，高企的资产价格只是活化了地方账面资产。为延续虚假繁荣吹出的泡沫，地方政府也通过举债扩大城市规划，“拆完建，建完再拆”不但成了地方官员腐败的温床，也让地方政府吹出了巨大、可循环的增长泡沫。

东北振兴不可再沦为造假温床

从辽宁省造假的轨迹来看，实体经济增长放缓，地方政府纷纷削尖脑袋试图摸索出各种措施来从事数据造假。除了创造虚假需求来粉饰账面需求外，地方政府也摸索出各种造假手段来应付上级部门关于净出口、铁路货运量、招商引资、财政税收、产品销售率等项目考核。

然而，在历经了虚假繁荣的后遗症之后，东北经济如何再起成为各方考虑的重点。从国务院发布的《推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来看，《实施方案》明确罗列了137项重点工作与127项重大项目，而涉及的投资金额总数更上看1.6万亿人民币。

从投资金额来看，这项以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为目标的“稳增长”计划已箭在弦上，在东北地方政府将士用命情况下，如何引导当地政府消除痼疾，用新的思维做实事成为东北振兴计划能否落实的关键。

2016年中期，在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共同发布的《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中便对东北地区诸多病灶给出明确诊断，其中包括：市场化程度不高、国有企业活力仍然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不够、社会保障和民生压力较大、思想观念不够解放。

或许，对地方政府而言，早先政府遗留的坑洞让现任政府面临了极大的困境。然而，在中共中央出手相救之际，如何从过去的经验中找出新办法，在当地确实建立起扎实的优势产业，而不只是做做样子应付上级指示成为各界在审视地方造假文化同时一个新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