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冬，万伯翱和父亲一起讨论体育话题。（取材自新京报）

2008年，万里和家人在一起。（取材自新京报）

万伯翱接受专访谈父亲万里。（取材自新京报）

　　一代改革闯将万里与世长辞。万里长子万伯翱回忆说，父亲对家人的嘱咐是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做一个正直、廉洁的人。但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尽管有抱怨和委屈，所幸家人未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谈父退休 打网球不可以赢他

　　身为传记文学作家，万伯翱会如何来书写父亲的一生，如何看他身上最大的亮点？

　　万伯翱表示，父亲最大的亮点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人民的利益牢记在心里万里在安徽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主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多压力，有老干部质问他，「包产到户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反问他：「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果断地回答：「我要人民群众。」

　　为人民办实事，万里在人民心中享有威望，因此有民谣「要吃米，找万里。」

　　万里去世后，让万伯翱很惊讶的是，有这么多人怀念父亲；万伯翱原以为父亲淡出政坛20多年，为人低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响。有个80多岁的老人乔世英主动到灵堂祭拜，他告诉万伯翱，上世纪50年代，他还是个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和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分在一组给公厕淘粪。副市长以身作则挑粪，给他留下很深印象。

　　万伯翱说，父亲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就是完全退下来。父亲曾说，老同志退下来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让年轻同志放开手脚干，就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最强有力支持。他给自己定了三项规定：不担任名誉职务；不参加剪綵活动；不题字写序。

　　万里90多岁还上场打网球，他最高兴的时候是打网球赢了，会开怀大笑。上世纪30年代在师范读书时，万里就迷上了网球。2008年奥运会，中国网球运动员郑洁和晏紫得了双打铜牌，万里非常高兴，拉着两个姑娘在先农坛网球场一起打球，打球前，万里说：「你们可以赢全世界，但不可以赢我。」弄得两个世界级运动员不知如何打球，最后万里赢了。

　　虽然退休后提出「三不」规定，但并不代表万里不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他每天还要阅读党的文件、内参、报刊。他晚年对环保很关心，有人主张在三亚建一个化肥厂，国家环保局官员给他汇报此事，万里就批示了坚决反对在三亚建任何污染企业。他还批示对家乡的东平湖，一定不能污染，主张把重工业迁移出来。

　　万里一贯关心年轻人，在他担任全国委员长期间，1989年底，他找北大的学生到人民大会堂打桥牌，边打桥牌边听他们汇报思想工作，他很关心年轻人的发展。

　　谈父改革 他实干被封「万大胆」

　　有人说，万里是中国改革的标竿式人物。万伯翱认为，父亲的特点是实干、大胆。他有个外号叫「万大胆」。50年代，万里出任第一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主持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任总指挥，万里承担具体指挥工作。万里日夜奋战在工地上，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回家了，万伯翱看到父亲黑黑瘦瘦，掉了十多斤肉。

　　人民大会堂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只用了10个月就建成了，毛泽东很满意，他在一次扩大会议上表扬万里：「人民大会堂修得不错，指挥修建的人姓万名里，此人不简单，一天就走一万里。你们要学习万里的速度。」

　　「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1975年点将万里担任铁道路部长，他提出「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的方针，大刀阔斧整顿，不到一年时间，全国铁路面貌大为改观，火车恢复正点运行，民间流传「安全正点万里行」，父亲被称为「正点部长」。

　　万里在安徽领导农业改革，受到很大压力到安徽后，他亲自到农村去调研，不事先安排，看到的是农村最真实的情况：当他看到农民家徒四壁，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农民的孩子躲在床上不敢下地见他，因为兄弟几个共穿一条裤子。他当时就流泪了，他说解放快30年了，想不到农民还过这么苦的日子。1977年是安徽的大旱年，过年了，万里主持农业部门放仓借粮给每户农民发5斤面过年，他说，就是杨白劳过年了也得借两斤白面，给喜儿买两寸红头绳过年，他要让老百姓过年能吃上饺子。

　　1977年，极左思潮仍然盛行，万里主导的小岗村「包产到户」，被认为是跟大寨对着干，是资本主义复辟，但万里就是坚持改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安徽的改革，底下的县委干部害怕了，拿着人民日报去问万里，还要不要坚持包产到户。万里说，老百姓是问县委要粮食呢，还是问人民日报要粮食？

　　后来邓小平表态支持徽的农业改革，并给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同志是立了功的。」

　　对照当下的改革，万里是赞赏和支持的，他尤其赞成反腐败斗争。

　　谈父子情／叮嘱做有文化农民

　　而在万伯翱眼里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人？万伯翱说，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对四个儿子尤其严厉，他对女儿比较温情，妹妹可以在他跟前撒撒娇，哭鼻子，开玩笑，四个儿子从来不敢跟他撒娇，连跟他说话都有点害怕。

　　万伯翱18岁高中毕业，父亲就主张把他送到乡下去锻炼，当时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不同意，父亲坚持要送下乡，他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希望我的儿子能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在风雨中成长。」

　　不过万里叮嘱，要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民，他说，「农村是个大学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学，你可以研究养殖业，你喜欢写作，下乡丰富生活阅历，一样可以成为作家。」临走时，万里送给万伯翱一本很厚的笔记本，首页题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

　　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导了万伯翱下乡锻炼的事情，周恩来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把万伯翱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谈父作风 家人没特权反受限

　　据了解，万里对家人的禁令很多，制定了好些家规。

　　万伯翱表示，父亲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他的官越大对家人限制越多：不能打着他的旗号帮别人办事，所有的孩子不许经商。不许使用公家的东西，不能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细小的规定有不能使用家中的红色电话，不能坐公务车。

　　万伯翱说，50年代，有段时间母亲和父亲在同一机关办公，父亲是领导配有公务车上班，母亲是普通职员却也只能坐公交车上班。

　　万伯翱说，父亲和奶奶的感情很深，爷爷参加抗日战争，被日本兵打死了，奶奶把爸爸拉扯大的。有一次奶奶去看病，父亲不让公车接送，是勤务人员帮奶奶雇三轮车去医院的。

　　万伯翱指出，孩子们更是从不敢找父亲办事，他没有坐过一次公务车，没有使用过一次红色电话，从不敢答应帮别人办私事。这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风如此。

　　万伯翱也坦言，父亲有时候做事极端、不近人情。万里在做委员长期间，有一次看到一个内参，说广东有一个犯人指控当律师的大弟弟有经济问题，收了人家5000美金好处费。父亲怒不可遏，批示说：如情况属实严办。母亲知道后就不同意：你得调查清楚真相再做判断吧。后来证实这是个诬告。如果弟弟真犯了错误，父亲肯定不会包庇的，一定会从严处理。弟弟说，如果我真犯事了，法院给我判十年，老爷子还会要求加判十年。他就是这样对家人非常严格，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儿子，没有享受到特权，前途反而受到「父亲的阻碍」，万伯翱说：「父亲对子女要求很严格，尤其反对打着他的旗号去实现个人目的，他多次反对家人升迁。北京亚运会后，我凭着自己的实干和努力，被提拔为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和社长。弟妹在中南海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他回说，『比老大有能力的人多的是，为何要提拔他。』弟妹和他争辩说，哥哥下乡锻炼十年，靠自己的本领闯出来的。父亲才作罢。」

　　因为万里的反对，万伯翱的妻子一直没能调入北京工作，他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生活。

　　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到限制，万伯翱感嘆：「做万里的儿子不容易呀。」但现在，万伯翱能理解父亲了，他没有辱没父亲清廉的名声。

　　万伯翱说：父亲一生清廉，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遗产，没有存摺，没有金银玉器，没有房产，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给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产，做一个正直清廉、自强自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