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系讲座教授 裴敏欣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迅速的中国经济增长已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在中国崛起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一现象：中国无疑是冷战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但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的世界大国。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之一这一说法，也许大家都能接受。最重要的理由是，全球化为中国的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使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经济起飞不可能会这么快。

相比之下，中国对全球化准备很不充分这一论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是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估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 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一个大国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具有竞争力，必须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的外交理念和价值观，有强有力的民营的跨国公司，并有高度国际观的高端人力资源。用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中国没有一个适应全球化的新的外交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的外交理念是“现实主义”。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一个大国为建立霸权和影响而竞争的战场，以国家主权和安全作为最高价值，视军事和经济实力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唯一保障。这一外交理念指导下的战略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即中国将在其尚不具备和世界其它大国竞争的实力之前保持低调。在过去30多年里，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战略。它避免了中国和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冲突，并免费利用西方提供的全球公益品（如自由贸易、海上航行安全和各种国际规则），中国的经济由此得以高速发展。现在，这一战略已过时。“韬光养晦”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尚未遍布全球时无可非议，现在这一战略显然不能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更进一步说，由于全球化本身是国际自由主义（即体现自由贸易、国际主义、国际秩序等一系列概念的理念）的产物，以现实主义为外交宗旨的国家适应全球化都有很大困难（因为国际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体现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这对美国并不是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使中国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日益尴尬的角色。在许多涉及全球事务的政策问题上（如气候变化，自由贸易，防核扩散等），中国关注的仅是其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不仅使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被孤立，而且最终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国际公益品的能力衰退，现有国际秩序无法容纳中国这样一位超级“搭便车者”，若中国不为全球化提供公益品，全球化将不可持续。中国也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巨大利益。因此，中国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培养新的国际观。

另外，要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中国必须拥有民营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先锋和主力。但是，中国最缺的是这类跨国公司。除了Lenovo和华为之外，中国可以说没有一家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造成这一局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北京对民营企业的限制和歧视，使中国民营企业的规模得不到发展。而中国能走出去的大型国企都是资源型企业，它们的商业行为在国外一般不受欢迎。一是它们得到中国政府的各种补贴，因而被认为是从事不正当竞争。二是它们投资的领域都涉及国家安全，因而被认为别有用心。在过去20年中，中国并没有因为缺乏自己的民营跨国公司而错过全球化的机遇。这是因为中国在全球化中扮演的是一个相对低端的角色，仅从事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附加值极低。最关键的角色，如研发、开拓市场、品牌等，都由美欧、日本和南韩的跨国公司扮演。简单地说，中国是在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

最后，一个能驾驭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国际观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最缺的就是这类人才。 除了语言障碍之外，中国缺乏高端人才的原因有多种。狭隘的民族情绪大大限制了中国精英的国际观 。过时、腐败、无能和低效的高等教育体系缺乏培养这类人才的能力（目前，只有“海归”为中国弥补了一些高端人才的缺口）。中国共产党对高教和社会科学的严密控制又使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低端水平。如果现状继续下去，中国将没有能力培养足够的、在各种领域里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拖中国全球化后腿的基本因素是政治体制的封闭和专制。只要这一基本因素继续存在，中国适应全球化的能力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注：裴敏欣是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学院政治系讲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