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与会者爆满，是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究其原因，应与关注当下全球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有关。面对经济严冬，彼此更需取暖与呵护。这次中国政府官员参会阵容在博鳌历史上是最高的的一次，有10多位对经济决策有影响力的部长级官员发表公开演讲。会上，中国的声音变得越加清晰，并主导了几乎所有议程。

 

    但是，作为亚洲唯一、也最富影响力的非官方多边沟通平台，人们不难发现，今年博鳌年会上，并未看到"亚洲共识"的出现。本届年会外国记者的比例高达 45%，国际社会显然都想在此听到亚洲的声音。目前亚洲占全球人口60%，经济总量占全球四分之一，贸易总额占全球三分之一。

 
    第一，错失"准峰会"机遇。前不久东亚系列领导人峰会在泰国夭折。亚太各主要经济体原本想在峰会上就应对金融危机达成一定共识，切磋应对之策。因泰国政局突变，峰会最后一刻被迫取消，实际上提升了今年博鳌年会的独特地位。现在看来，出席年会的大多数领导人并未将他们的曼谷演讲移至博鳌，失去一次"准峰会"的机遇。

 
    第二，亚洲大国的"缺席"。这次越南、缅甸、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新西兰派出总统或总理最高规格出席，加上伊朗第一副总统，保证了论坛的亚洲属性与高规格。但是，印度、日本、韩国等亚洲大国未见高层出席，其经贸界的参与度也较低。"金砖四国"中，印度加上中国，至少可以切走半块。如将俄罗斯这个欧亚大国包括在内，这块金砖应当有凝重的"亚洲"血缘。但在博鳌，这块金砖的"亚洲特征"显得模糊。历史上，印度、日本与韩国对博鳌论坛的关注与参与度不能说很高。但今年是非常时期，事关重大，应是提高规格，提升参与度的最佳时机，但转机并没有出现。

 
    第三，印度应在"博鳌"有声音。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周边关系中，与印度最微妙。其中有历史成因，也有现实因素。两国虽为近邻，文化与宗教上渊源漫长，但过去近半世纪中，彼此沟通愿望不强。因中印边界冲突，加上达赖喇嘛问题，龙象之争长期以来更多的是若即若离与消极对峙。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直达航班，整整等了50年，直到2002年才开通，就是一例。近些年，作为全球两大最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印双边沟通明显增强并改善，但历史遗留问题加上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压力，印度对中国的情绪仍颇为复杂。

 
    第四，亚洲缺乏整体声音与有效的协调机制。从与会国家领导人的博鳌演讲中可得出结论，各方都有推进地区合之愿望，但对如何实施以及框架舍定尚无共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会上大胆提出革命方案，让亚洲货币体系成为新国际货币体系雏形，呼吁亚洲团结努力，建立新的亚洲货币，并在上海建立亚洲新的布雷顿体系。同时倡导发起类似G20的A20论坛。但现实情况是，以往亚洲国家一些协议签字后、在落实上往往好事多磨。清迈倡议就是一例。为增强地区金融稳定，东盟"10+3"财长会议于2000年在泰国达成"清迈倡议"：相关国家可分别向共同外汇储备基金投入一定金额的外汇储备金。当某个国家面临外汇资金短缺困难时，其他国家可帮助其缓解危机。目前清迈倡议多边化项下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建设已进入实质阶段，但整整等了九年。最后取得突破不能说不是迫于全球金融危机恶化的直接压力。目前亚洲已有不少多边合作机制，但要发出自己完整的声音、促成"亚洲共识"，仍有待时日。

 
    第五，欧盟与欧元最终成为现实，应当是人类历史上政治智慧与远见的最高境界，也为寻求"亚洲共识"提供了难得的路径参照。有种观点认为，亚洲政治文化，务实却多循规蹈矩，面对危机之时，限于眼前利益，妨碍多边沟通中的创新精神与政治远见。眼下共同面临经济衰退，"洲"难当头，应是开始铸就"亚洲共识"的理想时机。

 
    人类社会即便已进入高信息科技互联网年代，但仍难以取代最原本但最可靠有效的面对面沟通。在遭遇危机时尤其如此，这是人类的生存本能。一握手，一眼神、一问候、一段私密倾心交谈，一散步，一段家常，其作用有时远远胜过谈判文本。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一样，博鳌亚洲论坛的价值正在于此。

 
    海南博鳌，好山好水好地方，应是"亚洲共识"的理想滋养地。现任博鳌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是全程介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中国最高官员，因其姓与英文的"LONG"相同，许多外国人称他"长先生"。他做事执着，善打持久战，是打造与提升博鳌论坛的大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