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美国顶级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了一份名为《与中国开战：想不敢想之事》的报告，警告称：“中国军事实力提升意味着，一场战争将未必会像美国的战争规划者所计划的那样展开。尽管曾几何时美国看上去可能会赢得胜利，但是现实表明，这越来越可能会是一场结果不确定的冲突，唯一确定的是，双方都将损失惨重。”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翻译了这份报告，发表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IPP评论”，虽然兰德报告主要是供美国决策者阅读，但中国决策者也可以以此思量一下中美战争的可能发展态势和结果。以下是报告的第二章。

2016年6月6日，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握手。（图源：Reuters/VCG）

我们假设中美间的战争将会是高科技条件下局部的常规战争，它将主要在水面及水下、空中（使用战机、无人机和导弹）、太空以及网络空间这四大领域展开。尽管地面战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例如，因朝鲜半岛统一而爆发战争），但我们还是排除了在亚洲爆发大规模地面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假设战争在东亚地区展开，并限于东亚。

几乎所有的中国军队都会部署在东亚，潜在的交战地也在此地区。双方不断增加的区域内远程打击兵力的部署以及不断增强的跟踪和打击敌方的能力，将会使西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战场，并给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核武器应该不会被使用，即使是在高强度的常规战争中。没有一方会认为其战争代价如此之大、前景如此可怕，或者其赌注如此重要以致要冒着遭受核报复的风险来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考虑到中国常规武器的现实状况，我们也认为中国不大可能攻击美国本土，除了网络攻击。相反，美国针对中国军事目标的非核攻击将是全面的。

两大变量将极大地影响战争的类型：强度（从低到高）与持续时间（从几天到一年甚至更久）。因此，我们在上文介绍了四个案例。关于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中美政治领导人在一开始就是否授权予军方为实现其计划而对敌对力量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而关于持续时间的决定因素如下：假设双方都拥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打一场持久战争，是否有一方在某一时刻丧失战斗意志或者估算继续这场战争将得不偿失。

我们将各个案例的影响分为军事、经济、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几类。军事损失包括飞机、水面舰艇、潜艇、导弹发射器和储备，以及在面对网络和反卫星战时显得日益脆弱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经济损失包括贸易萎缩、消费以及海外投资的收入（能源通道被封锁已计入了贸易萎缩当中）。一旦网络战争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民用领域并影响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那么经济活动将进一步被扰乱。国内政治反应包括支持、反对、摇摆不定或破坏战争的尝试；国际上的反应包括支持某一方，甚至干预，或对某一方施压迫使其停战。

近年来军事科技进步的步伐，尤其是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双方的网络战与太空站水平的提高，预示未来十年可能出现的巨大变化，使得2015年与2025年的情形截然不同。到2025年，经济领域同样会出现巨大变化：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经济体，中国海外投资持续增长以及两国经济都将比以往更加依赖计算机网络。尽管这还不足以在性质上改变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想要尝试说明十年之后战争对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则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因此，对2025年，仅仅在军事领域分析其与2015年的差别。

以中美的角度思考战争

关于中美双方对战争的思考，双方都预计冲突会是激烈的，中方希望冲突是短期的，而美国则认为战争持续越久，它越有信心取得胜利。公开的记录则显示，双方都没有系统地分析过一场长期的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或是想过是否能相互之间限制暴力的程度。

中国的军事思想，自毛泽东思想的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人民战争”和“歼灭战”以来，已经有所演变。中国新兴的观念反映其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倾向于在不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下威胁或使用武力以在周边实现有限的目标（例如阻止台湾独立和执行海洋声索）。但是，中国不能排除与美国开战的情况，一旦开战，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直接打击，造成惊人的损失，甚至导致中国最终的失败。所以中国应当做好准备，如果无法阻止美国的干预，那么就要准备如何避免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便引发了中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的兴趣，在常规战争中，它要求中国发展并提升其定位技术。A2AD提高了美国在涉及中国的冲突中进行干预的门槛和成本。通过降低美国对中国的威胁，A2AD创造出一片能让中国更加随意使用武力的领域。美国的军事优势，使中国在考虑战争的时候转向主动作战、获取短期收益，降低美军的打击力量，随后限制冲突的地域范围、武器和目标数量以及持续时间。虽然中国认为美国的航母及其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是其首要打击目标，但中国也发现美国的信息通讯指挥攻击系统（C4ISR）是其“阿克琉斯之踵”，因而为此扩充其武器库且计划针对包括网络和卫星的攻击。

然而，中国尝试造成这样一个既成事实的风险，是美国会反击（或率先攻击），扩大并延长冲突，利用其军事优势摧毁中国，切断中国与海洋的联系并迫使中国求和。中国也该担忧，如果自己没有准备好，一场长时间的战争会引发其内部的不稳定和分裂主义。总之，中国的既定计划是前期对美军的快速打击和快速结束战争状态，且不容有失误的空间。

在思考如何与美国进行这一场战争的同时，中国的军事战略家对“战争的控制”这一理念产生了兴趣，这一理念旨在寻求如何能在不放弃使用武力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避免失败。中国对战争控制的思考是这样的：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点在战争期间的适用程度不低于在和平时期，这要求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能够对其做到控制和限制。军事行动应当与战争的规模和过程相适应，并让敌人能按照中国提出的条件结束战争。不仅要防止战争的扩大、升级和延长，还要引导战争朝着以最小的代价和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因此，军队和具体行动需要由明确国家最高目标的政治领导人来掌控。在这整场战争中，中国需要评估其进展，并抓住机会结束战争，收获稳定结果，这一结果是要能保护中国的独立、领土主权完整、国家制度稳定和保护国家的经济命脉。

这确实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与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发生冲突时。中国人明白这是一个挑战，而他们也经常谈起他们之前曾以劣势击败了比他们更强大的军事大国。中国对战争控制的重视已不新鲜，而现在他们对此的可行性更有信心，这源于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的增强，以及在先前的案例中表明美军并非不可战胜且美军在冲突中并不能保证一直掌握控制权：“不管一个国家有多强大，亦不论其军事实力有多强，它都不可能始终掌控整场冲突。”美国现在仍陷于其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中国愈发相信其有能力主动管控危机和战争，而不是被动地应对或挑起争端，这点会使中国在和平和冲突中表现得更放得开，这同样会影响中美战争的走势。与对美军的前期打击概念一致的是，战争控制的概念还考虑冲突的“整体性”，包括战后的中国、亚洲乃至全球层面。它表明中国人十分注意战争发生后在战争的目的和花费上取得平衡。更具体来说，中国可能意识到控制冲突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对于常规冲突而言更为关键。这种可能的情形是指：中国的文人领导将尽量保持战争是有限的，并希望美国的厌战情绪能提供一个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案。而不管如何，习近平主席努力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是能够做到战争控制的先决条件。

美国对战争的考量同样在变化当中。有些时候，美国非常自信地认为其无比强大的军事实力能迅速击溃中国军队。当然，即使摧毁了中国的海空军力量，美国也明白如果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之展开地面战，美军将陷于苦战并付出沉重代价（由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Gates)提出的著名观点）。由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不断提升，美国开始考虑在损失打击力量前对他们先发制人。由于这存在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主要部署在本土——将会增加事态升级和危机不稳定性的风险，因为那样会促使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除了反映中美军方的学说，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还依赖于双方C2（指挥与控制）系统的规则与训练。美国的C2系统越来越强调灵活性、前线部队的主动性、对情势的反应、联合作战，以及尚在政治领导下的委任授权。尽管面对军方C2系统的分散化趋势，美国的政治领导人仍然会对中美敌对行为的细节有着浓厚兴趣，无论他们能否接管军事行动。

与美国新兴的C2哲学不同，中国的C2传统上强调层次、对领导的尊重、对中央指挥的依赖、冗杂的组织、对全权授权的拒绝以及对原计划的遵守。尽管中国意识到要为C2系统松绑以提高灵活性，来应对战争的不确定性，但对战争控制的需要却反复强调了自上而下的指挥的重要性。在双方高层都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紧张关系中，军事计划和军队都倾向于发动迅速、猛烈的军事打击，正如前文已经论述过的那样。双方都不愿意卷入长期战争：中国方面是因为随着他们遭受来自美军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他们的胜算将与日俱减；美国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愈发重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A2AD）；最后则是双方都意识到旷日持久的战争可能带来沉重的军事和经济代价。然而历史一再表明，战争策划者和政治领导人总是倾向于宣称战争将很快结束，但最终与现实相去甚远。我们必将看到，中美战争的级别越高，持续的时间将越长。

尽管存在高强度冲突带来的军事压力，但政策制定者依然怀疑高昂战争代价所带来的后果跟恐惧能否让对方限制敌对行为。虽然中国分层化的C2系统比美国分散化的C2系统有着对军事行动更多的政治控制，但两国的领导人还是可以抵制使用核武器的诱惑。一方面克制的敌对行为可以因为领导人决心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和避免事态升级而迅速停止，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因为国家能够承受其损失或难以做出让步而持续下去。

冲突的原因和结果对交战双方来说越不重要，领导人就越倾向于避免残酷的战争。但战争可以引发政治动荡，造成思维混乱，改变思维方式等。正如中美间爆发的战争难以被计划，它同样难以预测。基于此，这份研究将避免预测和细节情况，以有利于分析变量以及由这些变量支撑的其他一般案例及其结果。

战争的变量

中美间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强度和持续时间来定义。尽管衡量强度的标尺的高低两端之间有无数个点，但是选取其两端就可以满足我们研究的需要。

低强度意味着对手段的严格控制，包括军队的授权，武器的使用，打击的目标、地域和节奏。低强度冲突可能以零星的战斗、偶然的损失，以及为寻求优势、试探对方或释放信号而虚张声势。由于中美两国都有能力进行激烈的战争，所以如果战争是低强度的，那也许是因为中美领导人都选择了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倾向于尽量减少破坏和避免事态升级，以及对敌军目标手下留情，即使这意味着失去军事优势。由于这种让己方，而不是对方，限制反击的力度可能性极小，且很不稳定，坚持这样做的意愿也许就需要在文官和军方领导之间通过语言或行动进行沟通。事实上，一个低强度的战争意味着交战双方共同控制战争，缺少任何一方都将无法实现目标。

高强度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各种激烈手段（核武器除外），通过摧毁对方军队来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如前所述，这样的战争必然意味着双方都有能力和动机去发动这种常规战争。高强度的冲突意味着对胜利的渴望超过了对代价的担忧。它还意味着，每一方都希望削弱对方的战斗意志，而对战争是否适度没有更多考虑。所有常规武器都将被用于攻击敌方目标，无论是机动部队、运输部队、使用中的基地、后勤力量和基础设施，还是海空军基地、计算机网络、卫星、各种传感器、军方的C4ISR系统，只要能被任何一种己方武器探测和定位的就会攻击。未来，针对军队、军民两用目标和民用系统的网络战争将会在激烈的高强度的战争中显示其重要性。

无论是否使用网络武器，对中国来说，优先打击的目标将是美军的打击平台、基地以及区域内兵力密集处。而对美国来说，优先目标将会是主要部署在中国内陆的A2AD系统。低强度与高强度冲突的关键区别是：美军会在战争后期，而不是前期，就攻击中国内地的目标。由于中国不可能在内陆受到攻击时乞求和平，因而这样的行为只会延续激烈的战争。

为了便于分析，持续时间可分为短期和长期，前者指数天或数周，后者指一年或更长。持续更长时间的战争同样有其可能性，但在这里不作考虑。存在几个变量可能延长中美间的战争：没有明显分出胜负、双方将赌注进行到底的决心、战争到了某一节点的结果、对继续战斗的预期结果，以及无力达成停战协定。在高强度冲突中不可避免的高昂的军事损失和经济代价，既能促进也能阻碍停战协议的达成。这取决于难以预测的心理和政治因素。双方都会选择通过调整和限制战争行动的方式来保存战力。但同时，让军队瞄准可以攻击的目标的动力也同样强烈。

当战争强度依赖于美军参战部队和中国A2AD能力的使用与损失情况时，战争潜力，包括增援和动员能力，也可能延长战争的持续时间。类似的，经济恢复能力、政治支持以及国际援助都会影响一方或双方继续战斗的能力。中美两国都拥有可观的（如果不是同等的）能力，去延续一场没有任何一方在军事被征服或政治上打算停止的战争。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是否有一方能在一场对方难以让步的激烈战斗的早期就获得明显优势。美国实现这种目标能力正由于中国A2AD能力的提高而降低。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不断增长的阻止美军获得迅速和决定性胜利的能力，并不必然转化为其能迅速结束战争的能力。

因为低强度战争相比高强度战争对总体作战能力的要求要低，因而它比后者更有可能拖延下去，甚至变成一种“冻结的冲突”。相反且明显的是，长期高强度战争造成双方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损失比其他类型战争造成的都要更大。那样一个代价最高昂的长期高强度战争并不意味着它爆发的可能性最小。任何时候这种继续战斗的倾向都不仅依赖于那一刻的结果、损失和代价，还依赖于对即将出现的情况的预期。只要没有一方预期己方会失败，敌对行动就将持续。

目前来说，美国要比中国更有能力进行一场长期的高强度战争。首先，美国拥有大量部署或派遣到其他地区的军队，能在必要时来到西太平洋参加战斗，尽管那些地区的安全形势让这样的行动困难重重。（多年来，五角大楼已经悄然放弃了其传统的要求军队能同时应对两场主要战争的标准。）而且，今天的美军能够比中国的A2AD系统更快地削弱对方。当双方都有可能在一场激烈冲突的早期遭受重大损失时，目前来看美国的前景要好于中国。

未来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美军可能因中国的A2AD系统而损失更惨重，反过来中国面对美军时遭受的损失会减少。而且，随着美军作战力量优势的衰弱，中国进行“本土作战”的情况将不再是负累，而是优势所在。这归功于内部战线的沟通与动员。一个基于军事优势转移的推论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预期的战争持续时间将会延长，即使是高强度战争。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将能保留更多的军力而面临更小的屈服压力。更宽泛地说，交战双方实力越倾向均衡，强大的一方就越难以取得迅速的胜利。由于中美两军的实力、管理理念、动机和预期都指向了严重的敌对行动，意味着战争可能比预想的，或者比双方想要的，都持续得更长时间，代价更加高昂。

假设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和代价高昂的中美战争中，2015年和2025年各方军事实力的累计下降或损耗预计的概念图如图2.1所示，在这个时间段中中国的军力预期将相对于美国得到提升。图2.1的虚线表示了一个假设的时间（T1），在开始的数天内（T0），一方审视己方实力并决定是否继续战争。出于我们研究的需要，图表把短期与长期冲突分开。T2指时间为一年，尽管战争可能持续得比这更长，但其损失却或多或少相似。第一个图（2015）显示中美两国在战争最开始阶段都会遭受重大但却不对等的损失，并且随着战争的继续，这种有利于美国的战损比可能进一步扩大。第二个图（2025）显示了未来几年中国A2AD能力提升带来的影响：中国的短期损失减少，尽管依然巨大；而美国却增加了短期损失；双方长期损失的差距会缩小。

战争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主要分别由T0和T1决定。在敌对行动开始的那一刻，中美两国领导人选择是否授权执行军事计划，即在敌方军队攻击己方之前先发制人。而替代选择是双方都决定冲突必须被严格控制和限制——换句话说，就是低强度。因此，在T0那一刻的决策就可能决定战争的强度。图中假设从T0到T2战争强度不断增强。在T1时刻，经过数天激烈的战斗，两国领导人会盘算其损失、剩余的军力以及预估未来的损失，并决定是否继续战斗。实际上，他们会在介于短期和长期之间做出选择。不过，仅有一方决定要停止战斗就相当于其要投降。我们注意到中国在2025年得到提升的A2AD能力会在T1处缩小与美国的战损比。由于在T1处胜负变得更加不明朗，相比2015年，2025年的一个高强度战争更有可能延续下去，尽管代价在上升。

这些考虑凸显了一个谬误，即认为非常激烈的敌对行为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像欧洲领导者1914年以为的那样！）。此外，中国也青睐和计划了一个短暂而高强度的战争，因为他们认为唯有此才能避免失败。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美国眼中的一个镜像：经过短期高强度的战争后，美国预期的损失会比中国小。但是如果美国至今仍然认为一个高强度的战争必然会是短暂的，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中美战损比的扩大，中国的损失会超过美国，那么美国着实需要三思了。

进一步说，中美需要考虑一场高强度的、长期的、不可控的和具有毁灭性的，但并不明朗的冲突的可能性。如果战争以某种方式爆发并且双方都面临这样的前景，那么就不一定能促使他们通过协议停止战争。历史并不支持这样一个论点，即对手间陷于惨烈而具有不确定性的战争中时，会同意尽快结束战争，即使那样才是理性选择。因此，常规力量中固有的自动性和不稳定性给予了政治领导人去检查、质疑、批准和复查一个作战计划的重担。

由于政治领导人会在由军事指挥官提供的选项中做出选择，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的战争都有可能是高强度或低强度的。因而我们考察所有四个案例。与此同时，一场长期低强度战争看起来更有可能由最初的低强度战斗引起，而非由高强度战斗引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场高强度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依然会维持其高强度。毕竟，两次世界大战都源于暴行，战争伴随着暴行，甚至或多或少地使其膨胀。当然，不能排除一场战争激烈开场，而后又因双方均推断自己无法取胜，需要减少损失却又拒绝让步而使战争降至更低强度。

领导人在决定战争强度及持续时间时面临的最麻烦的权衡是战争的代价和失败的代价。前者会促使限制冲突即使这意味着丧失优势；而后者则会促使用尽必要手段取得胜利，包括加剧、扩大和延续冲突。举例来说，美国也许有充分的自信认为它在对中国的高强度战争中能获胜，但面对如此沉重的代价它会更倾向于限制战争并接受没有取胜的结果，尽管获胜可能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相反，中国也许会认为虽然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战败的代价如此之高，但它仍然能够承受一场高强度的，也许还是长期的战争的代价。从广义上讲，随着双方对明显的胜利的预期在下降，在未来可能的战争案例中双方都会更加重视战争的代价，这正是双方都必须谨慎思考战争会带来什么结果的原因。

冲突的代价主要是其强度和持续时间的作用的产物。最少的代价，很明显来自于短暂的、低强度的战争；而代价最高昂的无疑是长期高强度战争。代价的类型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起初，军事损失是主要的；一段时间后，经济代价会扩大，而军事损失会随着军力的损耗而减少。国内政治约束和压力也许在一开始就发挥影响了，但这些因素可能会得到加强并在军事和经济损失不断攀升时改变领导人的选择。类似的，国际反应及其不确定性——如警告、谴责、反对、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盟友变化等——会随时间延长和强度增大而越来越严重。

用强度和持续时间作为描述战争类型的主要变量意味着会有四个案例模型：短期低强度、长期低强度、短期高强度和长期高强度。（其他可能性不纳入考察但会间接涉及。）每一个案例的假设如表2.1所示。

需要再次说明，决定一场战争自开始时是有限的还是高强度的主要因素，是政治领导人是否为其军队进行反击进攻开绿灯。我们可以从制度性和理性这两个角度来推测是否会保持战争是有限的。美国在原则和实践上确立了由文职官员掌控军队。虽然现在的中国国家主席认为需要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但我们无法得到有效的信息来预估中国的文职领导们和将领们在战时是如何指挥命令军队的。尽管双方都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但战争的逻辑是不拖延战机才是有效的，因为犹豫会导致行动的损失和不利条件过大以至于无法完成任务，所以最安全的选择应该是迅速发动对敌方的攻击。

还需要说明的是，低冒险和非故意性的暴力相比于高风险和有意的行为不太容易会促成一场高强度的战争。此外，一场长期的冲突很可能会延续这场冲突开始时的强度。而在高强度的战争中，尽管双方投入的成本都很高，但都无法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前景。同样，如果战争赌注非常重要，那么高昂的损失不仅不能促成和解与停止，反而会起反作用。即使战斗是受到限制和零星爆发的，持续这场战争的代价，至少在政治上，也会比立即做出让步要小。

上限与下限

在评估这四种模式的可能的花费、损失以及其他影响之前，有必要思考一下战争严重程度的上限和下限。

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想象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在“低强度”型之下是什么样的。就像俄罗斯，在干预和分割整个乌克兰的过程中同时采取着暴力和非暴力的方式。而中国，也通过采取一系列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以其邻国和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推进其利益。事实上，中国正寻求一种在东海和南海强调其广泛的海洋声索的策略：在争议水域干扰其他国家的船只，装置石油钻探设备和人工填岛，并带威胁性地提示中国与其他小国的实力差异。

明显的是，中国是寻求在不触发美国干预的情况下孤立地向这些邻国施压。而同样明显的是，美国和其盟国之间会进行一些互利行动。而在中美都参与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不使用武力的冲突形式。美国的战略是遏制中国，这一点很重要但这并不与本研究有密切关系。虽然这种带有“灰色地带”的冲突的花费和损失比一场温和的武装冲突还要低，但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它对地区的经济贸易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在另一端，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形式并不一定是这场战争所需要的花费和损失的上限。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三个最多人口国家中的两个，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难以超越的发动战争的能力。虽然双方在和平时期拥有许多重要的共同利益，但彼此也存在相当大的“战略互疑”。如果双方爆发了战争，双方的互疑会转变为深深的敌对，而冲突的逻辑会使在和平时期的暴力水平、持续时间和投入成本出现不合理的情况。

在现代历史中，战争涉及大国或者是双方势均力敌时，会卷入许多第三方国家（不只是战前的盟国），持续一段时间，转移至其他地区，并使交战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变为战争状态下的形态。国民的正常生活停止，大部分人或是已经准备好，或是被迫投入到为了国家的战斗中。不只是国家，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政治体制都会陷入到对立的状态中。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什么，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哪些大国和它的集团能生存下来。战前的国际体系将会崩塌，转而建立起新的为获胜方利益服务的体系。因而，战败的成本要大大高于投入战斗的成本。

考虑下拿破仑战争是如何席卷了整个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何颠覆了几个帝国又壮大了另外几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是如何彻底击败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而非仅仅停止他们的侵略。在这些战例中，战争的目的和造成的破坏大大地超过了交战国早期的意图。通常，失败一方的体制都被消灭。而对损失的容忍程度会随着战斗的持续和惩罚损失的增加而上升。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普鲁士在德国统一战争中的三次胜利和美西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便是如此。但这些都存在片面性，交战双方的国力并不匹配，并且战争迅速就结束了，没有拓展至其他大国。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会像历史上大国间的战争那样具有扩张性、系统性和不顾一切的吗？在国际秩序下剩余的却是曾经给予双方帮助的共同利益，会被彼此的敌对所抹去吗？与失去这些相比，不断上升的冲突成本会是可以忍受的吗？对方是否会被妖魔化？普通民众会否成为被攻击的目标？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老实说，没有人知道。正如我们将可能看到的，中美之间不断加剧的敌对可能会引发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惨烈的战争。而且，我们不能排除中美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战争：卷入其他国家，外溢至其他地区，将双方的政治制度和人口都牵扯到战斗中，最后以无条件投降、宣布和平、驻军占领、政权灭亡和产生新的统治结束。

与此同时，现代化战争的巨大破坏力源自其以征服为目的的凶猛的地面进攻和战略轰炸。尽管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但这样的战争目的和战斗方式即使是在中美这样两个大国间的战争都不大可能会出现，除非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冲突中出现了错误的估算。此外，美国会尽力避免对中国的战略轰炸以防止演变成核战争。话虽如此，这里为了分析而提到的长期高强度战争案例也许并不会是中美之间的战争的上限。

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受到的困难和造成的伤害不断持续，这让我们又回到了一个问题上，即这样的一场战争会不会导致最终使用核武器。我们的评估是：它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我们在分析成本和损失时并没有将核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包括在内。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互威慑的情况在中美的核战略关系中盛行。

尽管如此，研究核战争的风险还是十分有价值的。在一场长期的高强度的冲突中，可以想象，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会在以下情况下提出考虑使用核武器：

中国的军队面临着被彻底摧毁的危险。

中国的国土面对美国的常规进攻已表现出毫无抵抗力；且这种进攻已广泛到不只是对准军事目标，可能还包括政治领导人。

国内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已经糟糕到国家本身可能面临崩溃。

美国的常规进攻包括或被认为包括那些对中国战略威慑至关重要的力量，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ICBMs）、弹道导弹潜艇（SSBNs）和战略指挥控制系统，这些中国方面解释是为了应对美国的初始打击并且让中国免受美国的核压迫。

因此，我们并不能排除中国的领导人会认为只有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才能使国家免遭失败和毁灭的危险。不过，即便是在绝望的情况下，诉诸使用核武器也不会是中国唯一的选项，它也许会接受失败。事实上，美国的核报复会使国家的破坏和崩溃程度更加严重，因而相比于核战争升级接受失败会是个更好的选择。而且，中国一直坚守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也表明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是不可能的。

同时，如果中国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惨烈的境地，并且有理由认为美国的初始进攻便意在使中国的威慑失效，他们可能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尽管客观来说这并不理性）。但这种可能性看起来非常遥远，美国也没有理由在它即将在常规战争中取得胜利时使用核武器。

即使是这样，美国仍需要认识到在涉及中国可能认为是战略攻击的打击行动中潜在的危险性：如对中国导弹发射装置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力量；对中国高级别指挥控制系统的打击，尽管这只是为了削弱中国常规军事行动的能力；对战略系统的网络攻击；对北京的直接攻击（不管以何理由）；以及提高美国的导弹防御力量，这可能会被视为削弱中国的战略反击能力。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可能会察觉到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比如全球打击、网络攻击、反卫星武器）存在旨在使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失效的潜在可能。

如上所说，即使在长期高强度的战争中处于极其绝望的境地，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很低，而美国在对中国国土进行攻击时会非常小心谨慎地应对中国所认为的关键的威慑力量，这将使中国首先使用核武的可能性更低。

至于美国发动与中国的核战争，这看起来更加牵强。与当时除非美国使用核武器否则无法阻止苏联企图击败北约统治欧洲的情况不同，中美战争的风险无法论证中国会对美国造成怎样的难以估算的伤害。更直白地说，苏联对北约的威胁是确实存在的，但中国对美国在东亚的盟友和利益的威胁却不是。鉴于此，目前美国公开的政策表明在与中国的战争中不会考虑首先使用核武器，即便战争的情况变得很糟糕。

综上，中美之间的战争不会走向全球化和核武化，在这两者的任何一种情况下，对双方乃至全球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将会超过原来对于一场发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长期高强度战争的预估。不过，发生真正灾难的可能性是需要仔细分析战争的各种风险和可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