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民众运动的头号地区赢家是历史冤家伊朗，最大忧虑者居然是另一个世仇以色列。而以色列为其宿敌卡扎菲政府积极招募非洲雇佣军，不禁令人唏嘘。

　　自去年底突尼斯变革以来，阿拉伯当前这场民众运动已过百日。如何看待这场让人始料不及、充满争议和前景莫测的阿拉伯“大地震”，是学者和政治家都颇为头疼的课题，因为一千个人或许有一千个答案，更何况，它远非盖棺定论之时。

　　一只蝴蝶，轻轻离开一朵花瓣，抖动翅膀，在浩瀚的亚马逊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踪迹很容易被斑驳的阳光及细碎的水影所隐没。但是，由于某种人类五官难以感知的声波共振，这殊难察觉的蝶舞居然在几周后唤醒一股巨大的张力，推动洋流排山倒海直击数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这就是气象学上著名的“蝴蝶效应”。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业大学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绝望中引火焚身，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义的极端方式，为生存和尊严自戕抗争，旋即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亚乃至整个中东诱发翻天覆地的社会与政治海啸：29天，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弃国出逃;18天，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也门总统萨利赫在示威者和兵变部队夹击下几近下台;巴林、沙特、约旦、阿曼陆续出现罕见的抗议风潮;一向控制很严的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面对拼死抗争，不得不相继取消紧急状态法。最让人惊愕的是，这场海啸居然催生利比亚空前内乱和西方主导的又一场地区局部战争!

　　人言中东是帝国覆亡之地，我谓中东也埋葬预言家——没有谁预料到一次粗暴执法能颠覆国家政权;一个青年自焚能诱发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嬗变，而这场嬗变依然处于震荡的进程中和上升期，尚难预知其冲击波止于何处何时，它诱发的各种矛盾重组和利益碰撞，无论是在各国内部，还是整个地区，甚至世界范围，都充满变数而令人眼花缭乱。

　　一、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

　　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这首先不是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这是一场典型的“三无”运动——无明显宗教主张驱动，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明显外来敌人唆使，特别是作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

　　宗教、反对派和外力都是街头运动风生水起渐成规模后才陆续跟进，因势利导。学界也有人用两个“第三次浪潮”来概括这场阿拉伯“大地震”：这是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金融泡沫诱发的美国经济危机，跨越大西洋登陆欧洲衍生为主权债务危机，接着又南下地中海殃及彼岸的北非西亚。这也是新一轮地缘政治变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苏欧巨变，其余震在数年前曾引发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今年继续向西耸动阿拉伯版块隆起碎裂。

　　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具有广泛和深刻世界意义的地区变革。横向看，其震荡烈度、辐射规模和连锁反应绝不亚于那场苏东巨变，区别在于，苏东巨变以众多国家重获独立和重择发展道路而告终，而这场变革并未导致国家主权易手和意识形态颠覆。纵向看，其社会和历史意义堪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区别在于，当时的政治潮流是反帝、反殖民及争取民族独立和自决，而当今的基本诉求是中低层群众由争取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和反专制。这是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第二次跨越。

　　这场变革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军事政变，完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公民运动，不仅事先了无迹象，“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统一的组织、宗旨、口号、纲领和目标，呈现明显的盲动性和草根气质，并在对抗与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统一的政治诉求——变革政权。

　　它也不同于以往异质文明进入而触发的冲突，而是从地缘政治位置和经社发展水平都处于核心区域的两个国家发轫，向周边国家和外围渐次传递，外溢效应迅速而显著，在当代国际政治史上颇为罕见。

　　自然地震主要是地壳内部力量的变化而引发。这场阿拉伯变革也只有从内部寻找成因才能理清来龙去脉。解剖突尼斯和埃及两只已经落地的“麻雀”，我们可以发现太多共性，甚至可以找到其他阿拉伯“麻雀”的相似性和同一性。

　　简言之，危机源自内力而非外力;诉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症结在于整个社会系统需要改版升级而非简单修补。

　　二、“三高三低”映照民生多艰

　　民生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

　　突尼斯和埃及并非阿拉伯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劣等生，相反，总的成绩单不乏良好和优异的国际评语。但是，两国的经济改革成果未能及时转换为百姓兜里的财富，反而因为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本国经济结构升级瓶颈限制，普遍存在高物价、高房价、高失业率“三高”现象。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执法事件表达的是不满物价上涨，高呼“要面包”“要黄油”“要石油”“要饮水”;埃及的街头抗议最初被称为“大饼革命”，因为政府补贴食品难以为继，而黑市价格高得离谱。同时，飞涨的房价、房租与普通人的收入落差悬殊，导致大量青年无力买房甚至无力租房。

　　高失业率也严重困扰着突尼斯和埃及。2010年突尼斯官方公布失业率约为14%，中立机构估算在20%，15至36岁就业骨干群体失业率高达 30%，部分行业甚至高达60%。突尼斯每年有8万名大学生毕业，却仅有2万人能找到工作。因此，城管人员羞辱殴打失业大学生并导致其自焚身亡，顿时引爆所有失业者心中压抑的怒火。埃及的失业率也比较高，过去3年官方公布平均约为9%，实则不然。以2008年为例，20至24岁年龄段失业率为 51.1%，25至29岁为22%，15至19岁为18.4%;另外，高中毕业生失业率大致在55%，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为31.7%。

　　同时，这两个国家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数的“三低”问题相当严重。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低于联合国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换言之，3200多万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费用只够在北京买一碗牛肉面。埃及公务员月薪大约600元人民币，外企高级白领约为4000元人民币。这样的收入很难让普通埃及人拥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满足感，甚至有报道称，60%的适婚男性无钱买房、租房结婚，40%的适婚女性也因经济拮据待字闺中。生计难保、幸福缺失的社会不满情绪无处不在，而且经岁延年，积累到临界点便一触即发。

　　民生危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也门、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约旦、叙利亚等国。数年前的统计显示，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000万人失业，失业率甚至在沙特这样富甲天下的王国也高达30%。民生艰难的对面，却壁立着万亿石油美元的海外资产及帝王将相穷奢极欲的排场奢华。

　　三、贪权恋栈导致政体僵化

　　阿拉伯大佬们的晚节不保，再次证明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受东方文化、政治传统和民族解放运动多份遗产的影响，阿拉伯国家在半个世纪前形成一批介于独裁与民主之间的“基利斯马”型权威领袖，如纳赛尔、布迈丁、布尔吉巴、萨达特、萨达姆、阿萨德、阿拉法特、萨利赫、卡扎菲乃至刚刚倒台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们在带领人民实现国家与民族独立和提振国际地位等方面发挥过历史作用，做出过杰出贡献，进而长期成为国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领导，叱咤风云，影响世界。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僵化，除个别被迫中止职务外，这些领袖无一不长期执政，把岗位“坐穿”甚至把江山“坐瘫”。这种权力垄断，不仅使大量社会精英无缘参与国家管理，推动社会进步，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并变相绑架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使所有权力依附于个人权威，社会进退取决于个人愿望、能力与安危。

　　布尔吉巴统治突尼斯长达30年仍打算在总统岗位终其一生，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夺权;一度中兴突尼斯的本·阿里又连续执政23年并重蹈前任覆辙;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旧不肯放权;也门总统萨利赫掌权33年恋栈不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台42年依然为权力而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位30年直到寿终正寝;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幕后前台操控国家35年直至被送上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组织近40年死而后已……

　　长期执政、大权独揽使阿拉伯国家深陷老人政治的死水与泥潭，了无新意和活力。老人政治的恶果不仅在于长期盘踞权力的金字塔尖，还在于大搞一言堂、独角戏，家长作风十分严重。这种依附于个人权威的制度也使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严重单一化、脆弱化，政权内部、政党内部均不能实现有序更替和新陈代谢，外部更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或将公平竞争、轮替上岗机制虚化为摆设和陪衬。突尼斯虽在1981年实行所谓改革，执政的宪政联盟却从未真正给予其他党派参政机会。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32年，当局却把宪法反恐条例和紧急状态法当作两道紧箍咒，长期压制和排斥异己。

　　在内无有效监督、外无有力制衡的情况下，阿拉伯共和体制下的领导人大兴家天下，裙带成风，后宫乱政，并且图谋子承父业，倒行逆施，丧尽人心。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一直拒绝设立副手，一心培养儿子接班，打造世袭王朝。巴沙尔接替父亲阿萨德统治叙利亚已达11年;萨达姆生前培养二子接班早就不是秘密……

　　如果本·阿里坚持最初的限制总统任期改革，如果穆巴拉克5年前进行公平、透明竞选甚至这次提前主动宣布不再连任，如果萨利赫不修宪为终身总统铺路，以他们的威望和贡献光荣退休，颐养天年都应该不是问题。但是，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更不能推倒重来，历史只厚爱顺应民心和潮流的智慧统治者。阿拉伯大佬们的晚节不保，再次证明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四、权力高度垄断必然导致高度腐败

　　贪污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国家政权貌似坚不可摧，实则已被蛀虫从内部啃坏大梁与承重墙，只需一个偶发事件，便轰然倒塌

　　垄断权力又缺乏有效监督与制衡，也必然导致系统性的权力寻租和高层腐败，这几乎是一条铁律。

　　维基揭秘显示，本·阿里家族利用特权大办家族企业，疯狂侵吞国有资产，甚至欺行霸市，第一夫人掌管的企业几乎垄断全国经济，总统女婿控制着全国金融业和航运码头。本·阿里家族甚至一度借贷不还，放贷银行几近倒闭。美国外交官在秘报中形容本·阿里家族为“黑社会”和“腐败核心”，估计其资产高达55亿欧元。有报道称，本·阿里出逃时还卷走黄金1.5吨。

　　各种爆料显示，穆巴拉克家族及前政府众高官也是一窝硕鼠，系统性腐败触目惊心。英国《卫报》称，过去30年穆巴拉克家族通过介入房地产等方式敛财约 400亿—700亿美元。西方情报人员说，穆巴拉克二子在任何重要商业项目中都要抽取2%至5%的好处。美国媒体称，穆巴拉克家资未必有数百亿美元之巨，但也达二三十亿美元。瑞士银行宣布冻结穆巴拉克家族账户的决定，至少印证其海外存有资产的事实。

　　一位在京阿拉伯人士向笔者透露，早在穆巴拉克担任空军司令并一战成名的1973年“斋月战争”前后，其家族公司就已靠倒卖军火大发国难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称，埃及以低于国内价格近1/3的优惠条件向以色列和约旦供应天然气，其中也有穆巴拉克家族公司勾兑私利的交易。埃及街头流传着斥责穆巴拉克卖国谋私的政治民谣：“总统高于国家，收回西奈，出卖埃及。”

　　其实，“打倒穆巴拉克”的口号2005年在其操弄选举时就已回旋于开罗街头。半岛电视台披露，埃及执政党前组织秘书家产30亿美元，前住房部长为17亿美元，前旅游部长为22亿美元，前商业部长为20亿美元，前内政部长为14亿美元。埃及20%的少数权贵拥有社会总财富的55%，而60%的底层民众只拥有18%。

　　即使“绿色革命”理论家卡扎菲也难脱高度腐败嫌疑，安理会1970号决议宣布冻结其私人财产后，各国陆续披露的情况显示，卡扎菲家族至少在全球拥有数百亿美元的巨额资产。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从领导人及家族腐败这一点，就可以回答这样的质疑：仅有600多万人口的产油大国怎么还有民生问题?石油主产区的利比亚东部为何成为反叛力量的大本营?

　　政权腐败不仅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专利，而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现象。透明国际曾称，中东北非的腐败指数在全球各地区中仅次于南部非洲居于次席，阿拉伯国家2000年至2008年由于逃税、洗钱、贿赂、挥霍而损失的资金达到572亿美元。埃及在非法资金流动中居于非洲54国第二，突尼斯位列第九。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贪污腐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国家政权貌似坚不可摧，实则已被蛀虫从内部啃坏大梁与承重墙，只需一个偶发事件，便轰然倒塌，因为民心向背已经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五、内政无能外交失败导致威信扫地

　　眼见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纷纷崛起，阿拉伯的思考者与苦闷者似乎顿悟：不怪以色列和美国太坏，而是自己出了问题

　　同属东方世界的阿拉伯，也有“为尊者讳”的优良传统。曾几何时，那些德高望重并无可替代的“国父”们让人高山仰止，惟命是从。然而，几十年后，沧海横流，这批领袖英雄迟暮，内治无方，外交无能，威望透支，特别是由于年龄与政治代沟的微妙作用，已构成阿拉伯人口绝对主力的当代青年不再因袭尊老敬长传统而是轻慢、蔑视权威。

　　从突尼斯街头到开罗解放广场，从的黎波里绿色广场到萨那的变革广场，他们几乎口径一致地向年迈的领袖们高喊“我们不走，你走!”。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国父”们的执政合法性，甚至连体面下台的机会都不再给。

　　此外，由于突尼斯、埃及、也门、约旦、巴林、沙特等长期奉行“亲美和以”政策，为一国之利乃至家族之私而牺牲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真诚支持与呵护，严重挫伤阿拉伯公众最朴素和最原始的民族和宗教情感，使得他们从“穆斯林皆弟兄”的平权角度，将这些见利忘义的领导人“出教”为异类，视为叛徒，轰其下台。

　　尽管这场风暴没有出现成规模的反美反以口号，总体上也无穆巴拉克、萨利赫和卡扎菲吓唬西方的那种宗教威胁实证，但是，开罗街头将穆巴拉克“犹太化” 的漫画与标语，来自反美反以阵营国家或社会的庆祝与狂欢，以及美以试图挽救、保护这些政权不倒的种种努力，都印证了他们外交失策失人心的事实。

　　此外，网络、手机、电视、好莱坞大片、星巴克咖啡、麦当劳快餐和“颜色革命”的花粉，都加速了外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输入，更何况阿拉伯曾是西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仅紧邻欧洲，且有千百万侨民定居欧美。这些复杂背景使得自由主义、个性解放、公民意识日益在青年中成为主流价值观和利益诉求，逆反传统，抵制精英，求新扮酷成为其主流思潮和行为特征，普京、奥巴马等平民青年才俊借助社会变革，通过选举纷纷上台执掌大国发展之牛耳，也激励着阿拉伯青年的政治梦想。

　　或许，9·11事件中，吮吸西方奶水长大的阿拉伯青年用自杀袭击方式，摧毁美国权力、财富与霸权地位的象征纽约世贸双子楼，标志着阿拉伯思考与苦闷者在民族积弱积贫、沉沦不起中的拼死抗争，因为他们把阿拉伯民族的系统落后与失败，归罪于以色列及其靠山美国。但是，十年过去，眼见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国家纷纷崛起，阿拉伯的思考者与苦闷者似乎顿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原罪不能怪以色列和美国太坏，而是自己出了问题。

　　确切地说，是领导国家和民族的领袖之祸，是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之误。因此，只有颠覆现有制度和权威，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赎民族的根本出路。由此，我们便很清楚理解，为何这场街头运动具有“三无”特质，为何革命的洪水猛兽不是撕咬美以这对老冤家，而是推翻本国的政权堡垒。

　　六、新媒体：当代“阿拉伯的劳伦斯”

　　无论是开罗广场四溅的鲜血，还是世界各地抗议与同情的声浪，都借助互联网等媒体实现了无缝对接与即时互动，进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无限裂变

　　有人将这场阿拉伯巨变称为“维基革命”，既源于“维基揭秘”披露和传播本·阿里家族腐败内情的发酵作用，也源于网络在整个巨变中的信息沟通、社会动员和行为组织。网络的功能就是使沟通与传播更加便捷、迅速、高效和低成本。

　　无论是本·阿里家族的腐败丑闻，还是布瓦吉吉等20多人舍命控诉的悲情;无论是开罗广场四溅的鲜血，还是世界各地抗议与同情的声浪，都借助网络实现了无缝对接与即时互动，进而形成滚雪球式的无限裂变，推动事态朝着有利于民众、有利于弱者的方向发展，也制约着军队的角色定位。

　　突尼斯和开罗街头的青年胜利者此次被誉为“脸谱青年”，而事实上，网络只是个点石成金的工具，是帮助阿拉伯人革命成功的当代“劳伦斯”。但是，若把这场巨变归咎为新媒体革命，无异于本末倒置，错乱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和基本逻辑。

　　七、阿拉伯巨变，还是半岛政变?

　　从突尼斯事变，到埃及“广场革命”;从海湾国家动荡，到利比亚内战，半岛电视台及其背后的卡塔尔政府扮演着致命的颠覆性角色

　　也有人将这次阿拉伯巨变形容为“半岛革命”。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从突尼斯事变，到埃及“广场革命”;从海湾国家动荡，到利比亚内战，半岛电视台及其背后的卡塔尔政府扮演着致命的颠覆性角色。

　　系统梳理半岛电视台在整个事件中的立场、视角和情感倾向，足见其不仅完全站在各动乱国家政权的对立面，在信息选择方面更是舍弃平衡、中立等基本原则，开足马力宣传、扩大甚至渲染事态，包括曝光权贵腐败丑闻，夸大当局镇压事实，鼓动各地反政府示威、罢工等行动，发挥了非常明显的推波助澜作用，力度与效果远远超过CNN和BBC等国际强势电视媒体。

　　而卡塔尔在阿拉伯国家中带头出兵利比亚、率先承认其反对派，更显示国家意志对所谓独立媒体的操控，国家利益对媒体中立的异化。而且，卡塔尔以小博大、颠覆既有秩序与政治传统，争当阿拉伯新时代领头羊的国家战略定位从此一览无余。

　　八、海啸：冲击岂止于阿拉伯?

　　这场阿拉伯巨变的一大看点，在于充分暴露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用性、两面性和投机性，显示其推行民主价值观与确保本国核心利益的两难选择

　　布瓦吉吉用双臂扑向死神，卷起的政治海啸击溃突尼斯、埃及政权，撼动着整个地区危若累卵的社会内部矛盾，呈现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

　　截至4月4日，22个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相继发生不同程度的下争民权、上反集权，既要饭碗，更要尊严的群众和政治派别运动：

　　——也门，总统萨利赫一退再退，先宣布2013年任满不再连任，也不传位给儿子，但反对派坚持其立即下台;后宣布改变政体结构和国家制度并启动权力移交程序，反对派依然不干;再宣布成立过渡政府年底前大选辞职，对手依然不干，而且军队出现分裂和对峙……

　　——利比亚，从领导人卡扎菲最初被迫与人权活动人士对话，商讨政治改革促进民生，发展到流血弹压、内战爆发和多国军事干预，政权趋于分崩离析，国家面临分裂……

　　——叙利亚，宗教和世俗反对派提出改善民生和增加自由并酿成流血冲突，政府被迫取消长达半个世纪的紧急状态法，并承诺逐步落实其他改革方案……

　　——阿尔及利亚，在反对派强大压力下，总统布特弗利卡被迫宣布将取消紧急状态法。

　　——约旦，民众由不满生计艰难,逐步上升为要求改变内阁产生方式甚至变革君主立宪制。

　　——巴林，长期被统治在底层的什叶派多数要求平等政治权利和待遇后演化为流血冲突，并波及邻国沙特的安定。

　　——沙特，除全国戒严禁绝示威活动外，拿出上千亿美元盖房、设岗、补贴民众以求息事宁人。

　　——伊拉克，巴林什叶派遭弹压引发同宗民众抗议，迫于大环境的变化，民选总理马利基竟主动宣布放弃谋求下届连任，并降薪一半稳定人心……

　　然而，阿拉伯民众运动的头号地区赢家居然是历史冤家伊朗。在其欢呼、鼓动继续在中东扩大“伊斯兰革命”的当口，美国为了转移压力再次高调鼓动伊朗国内反对派起来造反，这一对决最后在巴林街头延展为几对矛盾体的碰撞：反美与亲美力量，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逊尼派与什叶派，少数宗派的王权与多数宗派的百姓……最终，以美国默许沙特等国出兵干涉暂告平息。但是，“围魏救赵”战略使得伊朗暂时摆脱美国与西方阵营的核纠缠，迎来少有的宽松环境。

　　这场变局的最大忧虑者居然是另一个世仇以色列。埃及政变导致30余年“南线无战事”的绝佳战略安全环境大有逆转之虞，以色列被迫放弃高调宣称的袭击伊朗核目标计划，转入战略守势，并为其宿敌卡扎菲政府积极招募非洲雇佣军，以免更可怕的敌人上台统治利比亚。

　　由于一系列世俗政权的垮台和动摇，一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轴心的逊尼派激进力量正沿北非、西亚一线迅速崛起，既对峙于此前已成规模的“什叶派之弧”，也引发更多极端宗教党派借民主之梯逐步登上阿拉伯国家权力之巅的忧虑。超脱于这场变革但曾统治阿拉伯世界500年的土耳其，则以其逊尼派宗主国地位，赢得更大腾挪空间和更多向美国和西方要价的筹码。

　　不仅如此，由于民主化趋势的扩散和强权政治的削弱，中东地区的民族分离主义、国际恐怖主义或许会获得新的缝隙，使反恐形势更加复杂。而诸多产油国局势动荡及石油通道的隐忧已推高国际油价，拖累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

　　这场阿拉伯变革的一大看点，在于充分暴露美国外交政策的实用性、两面性和投机性，显示其推行民主价值观与确保本国核心利益的两难选择。美国无力挽救盟友及无视、默许甚至纵容部分利益节点国家政府对民众运动进行弹压，彰显其“为人权而战”的虚伪性，重挫其地区威望，也必然使未来的阿拉伯新政权与其保持距离，不再百依百顺。

　　2011年，苦于美国战略东移之围堵、干扰和试探的中国，客观上也因阿拉伯变革扰乱美国战略部署和中东格局面临全新机遇：继1991年海湾战争、2001年9·11事件后，中国有望赢得第三个摆脱美国钳制、安心谋求发展的十年战略机遇期。

　　阿拉伯世界，因其正处于历史嬗变的黎明与阵痛，力量更加分散而微弱，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力量和影响反而顺势上升，但是，阿拉伯民众的觉醒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带给世界新的希望，阿拉伯文明历史复兴的启明星也以前所未有的光芒在历史的天空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