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局面下，我们需要改变传统意义上对领海和资源的态度。或许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汉里德对领土和资源态度变迁的新总结能够启迪我们：“通道而不是获取，存在而不是统治，渗透而不是占有，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南海是什么?常常听到的回答是“神圣的海洋国土”，很多人知道，但不曾到过。在中国军事力量无法有效控制并且和周边国家存在划界争议的情况下，南海实非南海，而且南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陆权国家而言是一个需要再次深思的重大问题。

　　南海的“暗流”

　　南海处于世界战略的要地，众多国家的核心利益交汇于此，南海注定“暗流涌动”。在地理上，南海及周边区域是亚洲和大洋洲两大块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 “十字路口”。在政治上，南海是大国在历史和现实的混合中存在利益交叉的部分。在安全上，南海是世界最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在文化上，南海及周边地区是中华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印度文化交汇碰撞之地。除此之外，南海本身所蕴含的丰富渔业和石油矿产资源，使得南海更加被各方垂涎。

　　南海对于目前中国现实而言，根本利益已经不在于领海层面，而在于安全的考虑。中国的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与“南海大通道”的畅通息息相关，而且正逐渐呈现出加剧之势。

　　2010年4月中国石化联合会发布行业经济运行报告显示，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一季度提高到54.52%，而且依然呈现增长态势。这其中80%以上的进口原油必须通过南海战略通道才能运抵中国沿海。

　　对于中国的困局，美国国防部在其《中国军力报告》中已经明确写道：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依赖于从海外获取的原油及其它战略资源，这意味着中国仍将依赖海上交通线满足其能源需求。”

　　能源安全如同经济安全的基石，“南海大通道”的畅通取决于南海周边局势的稳定。即便中国南海主权面临争端和周边小国的蚕食，基于对核心利益的考虑，中国似乎也只有隐忍和维持这一被动选择。而这其中的考量，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美国的强势介入。

　　南海重要的战略价值，导致美国介入的必然性。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任司令丹尼斯•布莱尔上将在向美国国会作证时指出，中美两国军事交流的目的是向中国传递一个强烈的信息：美国不会挑起战争，但(中国)也“不要试图把事情弄糟”，美国在该海域拥有绝对的制海权及制空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现任司令罗伯特·威拉德上将在参加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时警告说，中国声称对该地区诸多岛屿及水域拥有主权，这在整个地区引起越来越多的担忧，“中国政府必须提高透明度，不仅对美国而且对中国的邻国都应如此”。

　　确实如同美国将领所言，美国的根本意图是平衡，用南海周边国家来制约和削弱中国，通过制造领海纠纷等外交麻烦，来分散中国的力量。

　　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保持海上绝对优势的主要好处在于：可保持投送作战力量的通道，施加地区影响，保持商业航线的安全以及自由实施作战行动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南海周边国家的心理保障。

　　为此美军已经在太平洋战区开始了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训练改革和兵力调整，并将在未来10年内持续布局。美军正在太平洋地区构筑一条新战线：从日本海向南穿过台湾海峡直抵中国南海。为此美国正在削减地面部队，转而重点发展和部署海空军力量。2009年中美“无暇”号监测船冲突，以及此前类似的发生在东海的纠纷，已经透露美军正在积极完成这一封堵中国的战略布局。

　　美国《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罗伯特·卡普兰曾经意味深长地写道：“永远不要使对手仅仅面临少数几个问题，因为一旦这样，对方都能一一化解。”南海问题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之后，留给中国的第二个难题。

　　除美国外，其它地区大国也在南海积极布局。比如日本和印度正积极在南海周边通过经济影响和军事存在来施加各自影响。还有大量国家因为介入南海石油开采等商业活动而和南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南海局势动荡对航运安全的影响将会影响更多的国家。南海任何一方的过激行动，将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围攻”。

　　6月1日商务部副部长钟山表示，中国已成为贸易摩擦的第一目标国和最大受害者。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民族主义情绪下的“南海武力冲动”，只会加剧中国的被动局面，给予别有用心的国家以口实。

　　在南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局面下，我们需要改变传统意义上对领海和资源的态度。或许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家汉里德对领土和资源态度变迁的新总结能够启迪我们：“通道而不是获取，存在而不是统治，渗透而不是占有，已经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存在”的尴尬

　　对南海“另一面”的解读，并不是要放弃对南海主权的伸张。相反我们要将对南海主权的伸张从口头和舆论层面化为现实层面的广泛存在。

　　中国力量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实际存在，要比空洞的舆论主权宣示更有意义。中国在南沙海域控制的有限礁盘、活跃在南沙海域的渔民、航行其间的中国船只，构成了中国在南沙海域存在的全部。

　　由于南海争议地区的敏感性，为了尽量避免刺激存在领海争议的东南亚国家，往往“在明处”公开出现的是以渔民为代表的中国民间力量或者以渔政为代表的非军事力量，他们在争议海域的出现往往无声地宣示了主权。

　　正是他们在争议海域出现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使得他们成为南海周边国家经常“盯梢”或者“痛下狠手” 的原因。在南海执勤的渔政船只往往要和周边国家军舰对峙和斗智斗勇，而没有渔政和军舰保护的“落单”渔船则常常成为周边国家扣押或“痛下杀手”的猎物。

　　作为半军事机构的中国海监和中国海军的舰只，它们往往远远地陪同“民船”出现在争议海域附近，作为威慑力量监视周边国家的其它武装船只的过火行动。由于南沙海域巨大的空间范畴、渔民的分散作业和中国巡航舰船的有限，中国渔民常常暴露于危险之中。

　　因渔民在南沙海域作业的危险性以及经营入不敷出，中方这种积极的“存在”大有削弱之势。政府为了鼓励渔民前往南沙海域作业，往往给予船主一定数额的“柴油补贴”。2009年夏笔者在海南省基层渔镇采访时发现，这笔款项不但“杯水车薪”，同时还存在政府职能部门克扣该款项的现象。反观南海周边国家如越南，为了鼓励渔民前往争议海域作业，政府给予100%的柴油补贴。

　　同时，对于渔民南沙作业中“政治色彩浓重”的高风险，政府没有任何补偿措施。渔民在南沙争议海域作业被捕后，不但渔船将会被周边国家没收或损毁，羁押的渔民为了早日获释往往需要缴纳高额的赎金和罚款。一次被捕往往将导致渔民倾家荡产，再也无法翻身。

　　渔民在南沙海域作业所面临的经营困境，往往加剧他们对高价值海产品，甚至是濒危动植物的捕捞。南海周边国家往往在抓获中国渔民后，将其捕杀的濒危海洋动物通过公众媒体展现给国际舆论。对南海主权争议漠视的一些国家，其舆论往往更趋向于从道义层面支持南海周边国家。中国政府不但要规范和管理渔民在南沙作业，同时更要对渔民加以扶持，并建立国家补偿机制，消除渔民的后顾之忧。

　　中国在南海的“存在”目前还是以政府层面为主，在没有现实利益激励的情况下，这种“存在”难以延续和扩大。先民对南沙海域的渔业开发古来有之，如今我们对南沙海域的开发依然停留在很低的层次，造成这种尴尬局面的原因不仅仅是国民海洋观念的整体淡薄，更有着现行制度层面的缺失。

　　唤醒民间力量

　　中国高度官僚化社会体制压抑着民间力量的崛起，而民间力量恰恰在国际争端中扮演着“无公害”的角色。中国公众团体在钓鱼岛宣示主权，在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发生冲突后，国际舆论往往更倾向于公众一边，进而默许中国的主权宣示。

　　南海海底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由于地处深海海域，目前只有北欧和美国等国拥有勘探能力。由于南海争议海域的对峙和胶着，任何一方租赁这些国家的勘探船都将遭致对立方的外交抗议，进而使得勘探无法进行。

　　尽管中国国营油企占据市场垄断地位，积聚大量财富，但并没有在深海勘探领域的技术研发上投入太多，所以迟迟难以对南沙海域进行自主勘探。再者，这些油企的国家背景也使得其在南沙海域资源开发中束手束脚。

　　中国石油、天然气能源市场的高度国家垄断之下，大量拥有庞大资本和海外资源的中国民企无法进入这一领域，更加难以涉足南沙海域油气的资源开发。一旦民间资本解禁，在南沙海域利益的驱动下，民间高度的“能动性”将会被释放出来，不但将推进南海资源的开发，同时将进一步激活中国社会对南海问题的破题和研究。

　　除了南海能源开发外，开启南海旅游业同样会吸引众多民间资本进入。

　　尽管政府和军方在南海争议海域不应主动挑起事端，但并不能“怕事”，尤其是对由民间团队和南海周边国家交锋所产生的“事端”而言。政府在宣示南海主权的同时，应该支持民间的行为。国家应该站在公众团体身后成为其坚实的后盾，来保护民间团体在南沙争议海域的“存在”。

　　维护和捍卫南海主权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中国要勇于通过民间力量的主权宣示去“折磨”国际舆论和南海周边国家的眼睛和耳朵;通过凸显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来向世界宣示主权。“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关注”，南海争议海域的利益存在，将潜移默化地提升整体国民的海域意识。

　　在南海问题上，大陆同台湾拥有共同的利益主张，同时台湾蓝绿阵营也基本上赞同台湾于1993年通过的《南海政策纲领》。对于当时大陆进驻南沙多禄岛一事，该纲领明确指出：“台湾和大陆的立场是一致的，只要统一后，南沙群岛就是我们的。”这为两岸在南海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政策基础。

　　如今两岸关系的“回暖”更是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可能，台湾控制着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太平岛，并且修建了机场。如果两岸能够合作，大陆在南海的大量“利益存在”通过太平岛机场就能获得更加便利的物质补给，这将大大缩减大陆在南海问题上“动作”的反应时间。事实上，台湾和大陆渔民在南海的接触一直没有中断过。在 1990年代由于太平岛台军守将为海南文昌人，所以很多大陆渔民能够从太平岛得到帮助和补给。

　　南海的“后院”思考

　　如果纯粹从南海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似乎不应该身陷南海问题的漩涡之中。南海问题只是“东盟+中国”框架下的一个“子命题”。如果中国能够获得这一框架的主导权，那么即便未能解决南海争议海区的问题，中国也能获得狭义领海定义之外的利益。南海除了礁盘和海水什么都没有，而在“后院”中有东盟10国和数亿人口。

　　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或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据统计，目前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400个左右，其中大部分是1996年后缔结的。中国和东盟已经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边的贸易在2007年已经达到2000亿美元左右。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层面逐渐从竞争关系转变为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的深入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更加紧密的双边经济关系，将使东盟接受更多中国影响力的辐射。当“中国因素”渗透到东盟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时，即便中国在南海划界中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主导地位也将为中国利益源源不断地提供“蓝筹”。事实上，中国可以学习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平衡手腕”，于东盟和美日集团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和东盟交往的不同层面用好“大棒”和“胡萝卜”，恩威并施才能使地区局势向着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综合国力基础上。

　　对于南海争端的未来发展，我们要时刻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泛滥，一旦这股力量在中国或其它东盟国家内部不断发酵壮大，将会置南海问题于无解的困境之中，而且这危害中国的核心利益。

　　基于对南海问题和中国未来航运安全的担忧，国内不少学者转而研究和借鉴阿尔福雷德•马汉在100多年前提出的海军战略，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马汉理论所适用的时代背景。在重商主义泛滥的时代，欧洲列强通过控制海洋取得财富，制海权为生产、运输、殖民和市场经营提供了安全保障。但是海军战略本身并非目的，而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在分析和制定中国未来战略时，我们必须深度关注不断加深的国际化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这股力量不但改变着国家间的关系，更加改变着你、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