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夺得政权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世界上每天成立的政党和每天解散的政党一样多，没有人认为他们能在中国夺得政权。

　　1923年1月出现一份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件：《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华全权大使，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斯大林也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中国夺取政权。斯大林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指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大军。但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一样，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他认定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只能留在国民党内，否则无法独立存在。斯大林还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孙中山不相信，斯大林不相信，倒是托洛茨基相信。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警告的。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提出要警惕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蒋介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汉的汪精卫，这些无疑皆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认为中国革命没有民主革命阶段，也搞不成什么统一战线，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否则不会成功。

　　托洛茨基尤其低估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结论是:只有工人运动的高涨才有农民X动的高涨;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情况下，红色政权在落后的农村无法存在。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当大革命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底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孙中山、斯大林、托洛茨基，都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无法独立存在，更无法获得胜利。

　　只有毛泽东石破天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1928年10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二部分专门谈“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五条原因中的第一条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即军阀混战。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毛泽东有众多名篇著称于世：《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X动考察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被提到的不是很多。但恰恰是这一篇表述的思想，回答了中国革命中一个最为根本性的、其他伟人都无法解答的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进一步提出那个像电闪划破暗夜一样的论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才开始获得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时间和空间;才真正可以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么?

　　二、可塑性：现代共产党政权的生命力源泉

　　惊天动地的革命年代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地过去，而是以十分尖锐的形式一再出现。中国的“六·四”风波、欧洲的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使西方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垮台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没有人能够想到还有一个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没有人能够想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事业开始新一轮快速发展。

　　问题依然连续不断。后来中国又出现了税制改革问题，化解“三角债”问题，国营企业亏损问题，三农问题，加上世纪之交驻南使馆被炸事件、李登辉的“两国论”出笼台海形势紧张局面、中国加入世贸使原有经济可能面临的巨大冲击。2000年美籍华人章家敦写了风靡一时的《中国即将崩溃》，预言中国将在五年内崩溃——后来自己又改成十年，提出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中国的红色政权如何存在?

　　崩溃论自出笼没几年，便不知不觉间偃旗息鼓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的红色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崩溃，反而蒸蒸日上，以至于西方世界惊呼为“威胁”。原因何在?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法国《世界报》5月29日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新的社会契约》，可以说是间接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说：“每一次中国出现危机，都会有共产党垮台的预言。垮台论的预言家没有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思让其表现出全球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他们所具有的快速调整、自我批评以及不断考察国外有效模式等灵活方式，不但巩固了其政治基础，而且还具有与民众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的能力。这种契约基于经济效率和爱国主义(或曰民族主义)两根支柱。”

　　也许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评价。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表现出的可塑性，是这个政权生命力和发展力的来源。

　　2008年下半年到现在，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最为剧烈的动荡。美式战略思维的核心就是实力(power)，从硬实力(hard power)、软实力(soft power)到巧实力(smart power)。美国最大的软实力就是美式发展模式、美国生活方式，现在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华盛顿共识”面临的空前麻烦，到“北京共识”(这是美国人提出来的，我们并不承认)现在遇到的夸赞，似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再次被打了一个结。

　　这个问题今后还会不断地出现，成为我们调整、发展、改革的动力。按照法国《世界报》的评论，共产党人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就是我们面对此问题的历史自觉。不断地用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成绩、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努力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就不断获得发展，不断获得进步。

　　三、没有过去的革命奇迹，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

　　中华民族正处于关键性的历史进程。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具有了很好的物质基础，但也面临着很多全新的矛盾和全新的问题。人们思维活跃，社会思潮激荡，选择空间可以说前所未有，但是不同选择的后果却又大相径庭。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代以来中国那段最为艰难曲折、最为惊心动魄的追求、选择和奋斗史，其中的养分太多了。但是对这笔巨大的财富，因种种原因，并没有很好开掘。现有的开掘又多被认为是观念说教，难引起广泛持久的注意。

　　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多一些“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哪里去?”的设问，多一些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命运的追溯和探寻，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思维深度和思维宽度。尤其对大国来说，这一点更为珍贵。美国两百多年国家史，开掘利用得那样充分，使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能清晰感觉到自己的根基。苏联卫国战争不过四年，文卷却浩如烟海，足令今天俄罗斯人坚信和平与强军的密不可分。与他们相比，我们是有所欠缺的。中国的崛起已经举世公认，面临的挑战也空前严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实现我们的坚守和完成我们的担当，需要汲取的营养是多方面的。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追赶时代发展潮流。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着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但历史从来没有割断，也不可能割断。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能够从先辈们的奋斗中吸收丰富的营养。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会改变国歌中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记住国际歌中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如果我们不仅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物质财富肩膀之上，而且也能够站在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肩膀之上，那么未来我们去完成的，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人创造的精神财富，最突出最厚重的首先就是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史①。共产党人的革命奋斗史，是中国历史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的奇迹。应该承认，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机会不是很多，给予的挑战和磨难反而层出不穷。

　　共产党人的胜利，既不是社会规律的宿命，也不是历史良机的赐予，而是无数人忠于信仰的英勇奋斗和善于珍惜、勇于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的结果。

　　全面挖掘、再现、学习这一段历史，将会使我们获得极大的精神力量。正是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使中华民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和探测到前所未识的时代宽度，同时培养出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的共产党人，清除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洗礼。

　　因此，曾经通过《阿Q正传》等著作强烈抨击国民劣根性的鲁迅，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要特意致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将来。”

　　今天中国获得的发展和进步，成为新世纪的斯芬克斯之谜。外国人没有想到，我们中国人也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专业人士都没有想到。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说，谁能够破解中国30年经济发展之迷，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这并不是不解之谜。中国的经济奇迹，并非是中国共产党人带给世界的第一个奇迹。第一个世界奇迹应该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夺得政权与在其领导下中国取得的经济奇迹同样出人意料。没有过去的革命奇迹，就没有今天的经济奇迹。寻找我们的力量来源，让这力量来源在今天不至于衰落以致消失，而是重新发扬光大，才能继续支撑我们的事业蓬勃发展。

　　四、一个民族要走向成熟，就不能只见断层，不见积累

　　凡事不能绝对化。一个人如此，一个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人一辈子活个七八十岁，刨去少不经事和老来退休的岁月，对人生和社会能有深刻体验的，也就五六十年而已。这五六十年的时间，对于人类历史的苍海来说，仅仅一朵浪花而已。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仅仅凭借短暂的人生时段来认识世界，那么这一认识就难以长远、难以全面、难以深刻，也就容易走极端、出现绝对化倾向。

　　例如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糟得不得了，后来一段时间又认为资本主义好得不得了，直到2008年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如山洪海啸，大家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才逐渐客观、全面、深刻起来。建国60年来，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科学发展观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历了太多的起伏曲折。

　　其间也曾有过绝对化：搞计划，就把市场打入十八层地狱;讲市场，就把计划贬得一文不值。我们一些人对待自己的历史也是如此，急于中断，不愿承续。过去把革命抬得高而又高，以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今则提出“告别革命”，把自由市场经济抬得高而又高，以为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如此等等。

　　这种观念与行为并不局限于中国，还包括西方世界那些政界学界的精英们，尽管已经积累了不知多少世代的、远远多于我们的治理经验与理论，照样也走极端。如撒切尔夫人与里根，当初轻信哈耶克、弗里德曼的教条，认为经济不景气是工人赚得太多，工人若挣得少了，企业盈利空间就增大了，经济就会繁荣起来。

　　于是他们极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拿工人开刀，而没有考虑到企业除了利润率，还要有市场，有需求，这样才能使利润率转化为利润量，完成资本的有效积累。一味压制工人、偏袒资本的结果，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金融危机猛烈爆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一矛盾长期累积的恶性释放。连预言“历史终结”的著名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当他以为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制度的终结之时，也不幸跌落到了绝对化的陷阱之中。

　　绝对化的思维习惯是不承认、也不认为需要塑造、特别是重新塑造的，因为绝对化本身就在将单一模式作为永久定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发展经济，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没有将自身经验绝对化。这就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能够取得种种成功的优势所在。

　　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经历不可谓不丰富。放眼全球，有哪一个国家曾经经历过如此多的波折?可我们又该怎样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历史和过去呢?要看到，每经过一次巨变，都有一批人想要对过去全盘否定，推倒重来，无形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如果按照这些人的绝对化思维去认识，就成了一部不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断否定自己的历史。这样做的最大危害，就是只见断层，不见积累——不见经验的积累，不见制度的积累，不见文化的积累——而只有断层、没有积累的国家是永远难以成熟的。

　　从1840年到1949年，我们以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救亡。从1949年到2050年，我们还要以百年的时间完成民族复兴。新中国60年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使得我们居于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中华民族的命运在这200年内，发生了和还将发生何等伟大的变化，这一伟大变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拚搏和牺牲奋斗的积累成果。

　　“生活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论，必须跟上我们波澜壮阔的实践，而不是长吁短叹还带几分无可奈何的尾随其后。我们拥有巨大宝贵的历史财富。若真正善于认识，善于总结，善于积累，就一定能够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避免幼稚、浮躁与浅薄，逐渐走向沉稳、厚重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