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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工业紧迫问题——“民转军”

世界军事网    2009-01-30 17:25:51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工企业利用其技术、人才、管理、资金和政策等各方面的优势,大力开展军转民科研生产,大量研制生产民用产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就在中国军工企业进行“军转民”的新长征中,世界军事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又为中国军工业提出了一个新的紧迫问题——“民转军”,或者说是“引民入军”、“军民两用”。这一新趋势目前已经在发达国家展现了显着的效果,而且愈演愈烈,正在向我们扑面而来!

  一、“民转军”案例:民用技术在现代战争中大显身手

  在结束不久的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这场高科技的数字化战争中有这样一个新现象:军方成了民用部门所开发的许多技术的使用者。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军方使用了无数现成的商业信息技术,从计算机智能终端、便携式电脑,到数据库软件和网络,无所不包。许多让美军引以为豪的武器都说明,今天不少民用技术都赶在了军用技术的前面。如,“全球定位系统”(GPS)是由美国军方于20世纪70年代初建立的,通过24颗导航卫星均匀分布在地球上空,为战争中的精确制导武器和地面部队提供位置信息。但是最初的GPS接收设备庞大而昂贵,即使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军方也没有给士兵配备足够的GPS接收设备。然而,近年来民用GPS接收设备普及,一部民用GPS接收机外加一个电子地图只有手机那么大,并且非常便宜,因而使它成为每一个士兵的“标准配置”成为可能。还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防部的一家承包商研发了一种单兵数字化系统,包括了激光瞄准具和安装在士兵头盔上的战场情况显示系统,其原型重达80 磅,造价9万美元。后来研究人员从美国一家电子产品零售商Fry"es Electronics买来了英特尔公司的芯片等民用产品对系统加以改造,结果这套系统的重量降到了25磅,造价降至1万美元。再有,今天计算机发烧友使用的显示卡芯片在显示复杂的空战游戏的同时,也能帮助空军建造更便宜的飞行模拟器。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L-3通讯公司在1986年时制造一台F-16战斗机的模拟器需要3500万美元,而现在利用大规模生产的商用电脑部件,同样的飞行模拟器只需要200万到300万美元。今天,美国军方不必再投巨资开发信息技术,只向民用公司下单定购即可很大程度上满足军事需要。美军的信息化进程,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从英特尔公司引入微处理器起步的。难怪美国有人说,“现在,硅谷与其说是个科研商业中心,倒不如说是个武器库”。“民间”高科技在战争中的应用,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美国军事科技的领先水平,同时又将在军事科技方面的优势成功地转化为世界对于美国企业科技优势的信心,由此吸引了全球最大数额的投资。

  不久前,美国波音公司宣布将转移“德尔它”--4火箭的市场目标,由商业用户转向政府用户,今后五年不再承揽商业卫星发射业务。像美国航天工业的这种“民转军”现象今天已体现在方方面面。种种迹象表明,纯商业性、没有军事安全保证的通信卫星将很快失去市场,取而代之的将是拥有军事用途和军用服务双功能的通信卫星。美国军方还在努力与国内商业用户达成共识,希望军方能随时使用商业通信卫星,以增加军方的最终用户终端和转发器。另外,众所周知的通用汽车公司不仅是世界最大的汽车公司,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跨国垄断企业集团,其业务范围很广,除生产汽车外,还生产铁路机车、推土机、压路机、飞机发动机、柴油机、冷藏设备、家用电器及大量军工产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都因迅速实现“民转军”而发了大财。二战期间,它负责生产了美国1/4的坦克、装甲车,1/2的子弹和步枪,2/3的军车。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期间,通用均为美军装备的主要供应者。

  随着高新技术进步,军用物资生产、筹措方式也在不断改进,特别是高新技术装备的供应与维修变得越来越复杂,民营企业开始给越来越多的军事装备提供供应与维修服务,军队在后勤保障方面的传统作用已经部分地被企业所代替,地方技术人员甚至就住在作战部队营地,为部队修理和维护复杂的军事装备。在伊拉克战争中,美、英军队的很多先进武器系统就是由私人承包商维修的。现在,美国海、空军飞机的保养和修理任务有35%由私营企业或公司承担。在今后几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40%以上,可望节省维修费15—30%。

  未来战争将是以信息为核心的新型战争,世界各国必然会加大在国防技术开发方面的投资,电子、通信和信息技术企业将会直接或间接受益,因为许多高技术实际上都具有军民兼用的性质,如在信息技术领域,自动化技术领域,能源技术领域,新材料技术领域等,都与国防建设有间接的联系。而过去的情况并不是如此。在 20世纪,军事技术的发明突飞猛进,有数十项重大发明,包括喷气发动机、雷达、核能、卫星、塑料等等,在保证满足军事目的的同时,无不转化为民用技术,其产品在民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普及,对经济发展起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军技民用”被视为一条普遍规律。然而,今天,军方从过去是许多重大技术的发明者,转变为主要是使用者,其享受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而“民技军用”也正在成为一股新潮流和新规律。

  二、“民转军”趋势:世界军工大国竞相追逐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竞争开始从军备竞赛转向经济实力特别是高技术实力的竞争。各国军费开支锐减,也无力维持庞大的军事科技工业基础。而同时,民用科研经费却在大幅度增加。民用研究发展投资的持续增加和民用科技的飞速进步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因此,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将民用技术引入军事装备在今天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今天,对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各国多采取了政府与企业共同负担、共享成果的方式,从而使资金、人员、技术、设备等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并带动了民用工业的广泛发展。这里的军民两用技术是从广义上说的。因为可以同时满足军事和民用需求的东西既是无形的,如技术、工艺、标准、规则等;又是有形的,如可以同时为军队和民间采用的产品。既可以表现为物质成果,如各种可以军民两用的工业品;也可以表现为物质活动,如各种可以军民两用的劳务。人们经常把军转民技术、民转军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截然分开,实际上,能够军转民或者民转军的技术都是军民两用技术。美国公布的《国家安全科学技术战略》在为军民两用技术下定义时说:它是技术上的根本性转移,目标是建立一个既满足军事需求又满足商业需求的先进国家技术和工业基础,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质量和更好的性能来满足军民两方面的需求,做到武器系统采用现成的民用部件和分系统进行设计,并在一体化的工厂里制造。军民两用技术在存量调整的领域里,包括了先为民用后转为军用的民用技术;在增量领域里,主要是那些设计阶段就考虑到产品未来的军民两用性的技术。

  先为军用后转为民用的军用技术,数量大,又符合冷战结束后军用技术结构调整和扩散的趋势,因此成为各国更成为美国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主体。例如美国在红外探测器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它在开发新一代红外探测器系统的同时,积极将前一代红外探测器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由于红外摄像机的焦平面阵列的可靠性非商业摄像机所能够相比,又无需昂贵的机械扫描装置,因此多家美国公司竟相采用这一技术研制了凝视焦平面阵列红外摄像机。美国公司还用这一技术研制了生物医学自动记录温度计、飞机车辆驾驶员的视觉增强装置和智能车部件,并把该技术用于IC板探伤仪器、建筑与结构非破坏性评估仪器和探伤材料的研制,用于电力和机械系统的维护,用于焊接探缝、板材探伤和化学塑料、金属、晶片等热变化的监测,用于地下污染和有毒物质的遥感探测、环境保护评估和管道气体泄漏探测,用于警察部门所进行的监视和跟踪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每年因此收益22亿美元左右。

  为了降低高技术武器的研制风险和开发成本,美国大力促进民用技术向军用转换。许多民用技术开发成本低廉,标准升级迅速,在性能上只需要很少的经费就能达到军用系统大部分的要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50年代,主要是用国防高技术带动民用工业的发展,而70年代以来则把民用高技术大量引入军事工业,例如美国超大型集成电路就是从民用领域进入军事工业的。美国国防部为了确保核心高技术的开发,能够利用民用技术的就尽量利用,从而使有限的国防资源得到了优化配置,使巨大的国防投资风险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分散。现在,美国军事工业的决策选择、技术开发、零部件和中间产品制造、产品销售都与民间以及国际市场紧密联系。

  由于军转民或者民转军的两用技术缺乏计划性,美国更希望发展从开发之初即能确定为适合于军民两用的技术。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研究局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例如航天技术的二次应用,每投入1美元能产出7美元的经济效益,还能创造新技术,改进旧技术。随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向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投资了5亿美元,开发光刻、高清晰度显示、多芯片模块和高性能计算机等军民两用技术,它直接促进了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与互联网的高度结合。

  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也是世界其他军事大国和地区军事工业发展的新趋势。日本拥有强大的传统工业和发展迅速的新兴产业,它们虽然以生产民品为主,但与武器装备生产有密切的联系,民转军技术发达,可动员能力强,国防保障潜力巨大。例如,日本生产坦克的企业虽然只有3家,但如果把部分汽车生产能力转产坦克,年产可达1万辆。俄罗斯为了摆脱军工企业的经济困境,一方面大力推动军品出口,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俄罗斯总统科技政策委员会制订了开发“双重用途技术”的总统计划,确定了多个重点发展项目。欧盟认为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特别是充分利用先进民用技术,是大量节省研制生产费用,弥补国防科研经费日益短缺的重要途径,因此强调将它的重点技术计划更直接地同欧洲国防工业竞争能力所依赖的关键新技术联系起来,促进民用研究计划与军用研究计划的结合。法国政府拨款十多亿法郎,责成武器装备总署负责推动电子设备、复合材料、机器人和控制设备等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英国国防部国防研究局除了提出部门外研究计划和私有资金计划这两项军转民计划外,还专门制定了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的“探路者” 计划,组建了多个军民两用技术中心,并与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共同建立了军民两用技术中心网。我国的台湾地区也实行了“纳动员于施政,寓战备于经建”的军民两用方针,要求军工企业与公营、民营企业相结合,规定民用企业建设时就要兼顾战时需要。如要求大型造船厂必须具备制造各型舰艇的能力,石化企业必须具备一般性军品的生产能力。

  三、中国:从“军转民”向“民转军”的大过渡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国防科技工业也一直相对拥有人才、技术和设备方面的优势,也是中国先进科技的象征。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后,这些典型的计划经济“宠儿”却普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成为中国亏损最严重的行业之一。

  在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思想指导下,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确定了未来军转民的发展重点,提出将2/3的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转向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中涉及到了核电产品、民用航天产品、民爆器材、环保设备和医疗设备等。经过数年努力,国防科技工业向民用部门转移了几万项军转民技术和产品,使民用部门的产值增加了上千亿元。这些高新技术产业正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带动了我国民用基础工业的技术进步。曾经生产枪弹的重庆长安集团如今已是中国最大的微型汽车生产基地,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微型客车生产基地,四川长虹集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彩电制造地,还有中国最大民用飞机、船舶和发动机生产基地等众多的中国之最均来自军工。一批军工企业还纷纷实现了股票上市,向融资渠道多元化和社会化迈进。“转民概念股”如中国嘉陵、火箭股份、江南重工、航天中汇、西飞国际、北方重汽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均为军工企业。目前,军工全行业已实现扭亏为盈,扭转了连续多年全面亏损的局面。同时,军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成效。军转民不仅给中国的军工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促进了国防科技工业的经济发展,也为中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升级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做出了贡献。

  然而,与世界大潮和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需要相比,中国的“民转军”却非常薄弱。尽管有关部门在“军转民”和发展“军民两用技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许多深层次问题尚待研究解决。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仅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也为实现国防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但是,由于体制、法规与军用标准中存在的种种限制,民用高新技术优质资源却不能及时、有效、有序地为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浪费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资源。

  近几年,中央军委主席****多次强调:“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寓军于民,是把这两项战略性任务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举措 ”。“动员民用工业能力参加军品生产”。“要打破军工行业的界限,不搞自我封闭”。“要利用国家工业基础,不搞自成体系”。这为我国“民转军”事业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发展空前加快,高度关注科技发展趋势,注重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吸收、引进社会科技成果,使其尽快形成作战能力和动员能力,这实质上就是要将科技力量动员工作做在平时,体现在军队战斗力形成过程之中,这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举措。通过平时建设中的“民转军用”,锻炼了地方科技队伍,战时就有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力量。这显然是一举多得的有效措施。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科学技术实力的不断增强,在民用高技术领域已经取得一大批优秀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些技术成果中有许多是军民共用的技术,也有许多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潜力,这些技术对提高我们的国防实力、加快我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无疑具有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领域,我国民用技术经过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的艰苦磨炼,得到了快速发展,有许多技术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很多IT企业在许多方面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创造,都有非常雄厚的技术实力,对于军队信息化建设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充分利用我国民用领域中取得的高科技成果、实施“民转军”战略,对于加快高新技术向部队战斗力的转化,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当前,解放军总装备部和各军兵种贯彻江主席的指示精神,为实现“科技强军”,对利用当今高新技术成果发展军事装备有着强烈的需求,对于改革军事装备采购体制、建立军民融合采购市场等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十分迫切。目前,总装备部已陆续颁布实施《装备条例》、《装备采购条例》、《武器装备管理条例》,军民融合的政策环境已逐渐明朗。《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采购条例》是中央军委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我军武器装备采购工作的第一部法规,这无疑给民用企业进入军品市场带来了一个契机。民用企业只要勇于走出去,具有过硬的产品技术,通过竞争都可进入军品市场。

  建立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不仅有助于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防现代化领域开拓一个重要和巨大的市场,而且有利于构建基于本国高新技术核心竞争力的国家安全体系。建立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实质上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多种资源的优化组合,更加有效地为国防现代化服务、为军事装备现代化服务、为军队现代化服务,对于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建设也是一个有效的补充、促进和提升。从伊拉克战争中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打赢或制止一场现代高技术战争,需要拥有高新技术军事装备以“高”制“高”。然而,军事装备的科技含量越高,所需的采购研制费用也越高,在我国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有千方百计地降低采购研制费用才能满足军事装备不断发展的高需求。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直接采用成熟的民用高新技术成果研制新武器装备,直接采购经过民用考验而且满足军事要求的“货架产品”,同时让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军品科研、生产的竞争。这是降低新装备研制费、采购费和维护费,尽快形成战斗力,实现国防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捷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用高新技术企业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蓬勃兴起,已经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骨干力量。它们具有机制活、起点高、负担轻、重视高新技术开发及易于吸收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特点;它们生产的产品周期短,市场实践充分,很多产品已出口,有些商品的技术水平已超过军工行业的同类产品,完全有能力参与军品市场竞争。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坚持寓军于民,建立健全竞争、评价、监督和激励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发展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由于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军、民技术日趋融合,高新技术两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许多先进技术的发展已越来越依赖民用市场推动,进而很快运用于军事装备的发展。这就要求:一方面是“军转民”,要改变过去为军事目的而开发的高新技术完全禁锢在军事领域的做法,在军用技术开发之初就同时考虑它的民用前景,以便使之尽快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商品,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民转军”,军方国防科技开发部门也没有必要什么都从头做起,另起炉灶,而应注重采购市场上可买到的高新技术及其“货架产品”,用于发展新式军事装备系统。

  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根据我国国情军情,建立军民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实现军民双赢,不仅能够促进军民两个领域的双向技术交流,增强国防科研生产能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还可降低装备采办费,节约大量资金。同时,可以加快打破军工自成体系、自我封闭、分工过细、军民分割的状态,充分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全社会的科技和生产优势,从而使武器装备的发展更好地植根于整个国民经济和科技基础之中。我们相信,随着“民转军”的加快实施,中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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