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套《欢乐中国人》节目中，一对八旬老兵夫妻的“爱情童话”和助学故事令许多人潸然泪下。日前，笔者专程前往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三军休所，探寻两位老人镜头背后的情缘。

       走进一栋普通楼房，早早等候的陈荣超和杨玉仙老人便已迎了出来。他们精神矍铄、笑容灿烂。杨玉仙老人开口就说军报是他们的“娘家人”，亲切温暖的氛围一下子弥漫开来。

       夫妇俩住得并不宽敞，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十平方米，沙发和藤椅显得老旧。墙上的照片是这个家最珍贵的陈设：客厅里挂满老两口与助学儿童的合影，卧室的床头则挂着他们当年穿军装的结婚照。杨玉仙说，去年是他们结婚60周年，特地去拍了金婚的婚纱照，但一直没好意思挂出来。

       话题，就从61年的相知相守开始。

       两地情：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

       记者：听说您二老从结婚到退休的33年里一直是两地分居？

       陈荣超（以下简称陈）：是的。因为工作需要，我先后辗转过很多地方：四川雅安，河北秦皇岛，河南新乡，湖北襄樊，山西侯马，河北石家庄等。中间我们也曾经想调到同一个地方，我在襄樊的时候，她也打报告转到那里，可她刚报到我又调离，就这样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了。

       记者：那些年全靠信件交流吗？一年能见几次？

       杨玉仙（以下简称杨）：一年能见一次就不错了！我一边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过偶尔回首回首也不错，感觉自己还挺伟大。其实我跟他结婚以前就经常通信，我俩是老战友。

       记者：您二老曾经都是军人，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杨：1950年，我们的部队在四川雅安。我们文工队要扩大力量，他们教导队都是知识分子，就让他们来当演员，他比较活泼，被选到我们文工队。那时候我是服装组组长，领导他，他跳舞唱歌什么都行，就是比较淘气。后来部队为了培养文艺骨干，把他派到北京学习，回来之后就“了不起”了，给我们当导演。之后的演出工作是他领导我们，他那个时候老说我跳得不好，所以我们就老“打架”，慢慢地就熟了。

       记者：那个时候就有感情了？

        杨：那个时候还没谈这个事，还早呢。他之后去了朝鲜，我在天津学习，他总给我写信。有一次我生病刚好，为了取他的信，也没坐车，走路去邮局。那封信老厚老厚的，超重。拿回来我走一路看一路，一直到学校。

       他后来从朝鲜回国，背了好几个苹果来看我。朝鲜的苹果又香又大，我就放到书桌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学习的时候，一掀开书桌就闻到一股香味。

       有一次，他跟同事去天津学习，邀我看电影。我心里纠结到底去还是不去，挺矛盾的。我斗争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自己去莫斯科电影院看了《伊凡从军记》。可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看完电影出来，我没朝单位的方向走，而是往他约我的地方走。在车上，我心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等我。结果到了那儿，看见他披着个大衣还在等，我被感动了：这小伙子可以呀！他问我电影都快演完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看电影了。我们就在马路上慢慢地走……

       记者：陈政委给您写信问能不能突破一下战友关系，您回答他，先入党再考虑个人问题。所以1956年，你们入党后就结婚了？

       杨：结婚这事儿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当时我跟他在信里讲，现在不谈这个事，但是他已经跟他们单位汇报了，他们单位向我们单位了解情况，领导就来找我谈。我说我们是战友关系，没什么。后来我想，不能就这样啊，于是去跟我们科长请假，说我还是去一趟，把这事跟他了解了解、“谈判谈判”：这么早，结什么婚呀？我从天津赶到北京，哪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单位就给我们办了婚礼。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这是大家帮忙操办的。婚礼也简单，就是大家一起吃点瓜子花生。本来是去“谈判”的，结果却结婚了，我回来请同事们吃喜糖的时候，被大家笑话了一场。

       记者：您和陈政委异地那么多年，后来到一起生活会有矛盾吗？

       杨：异地的时候都是靠通信，好不容易见一次面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退休之后我俩生活在一起了，他有点“老爷”作风，什么事都不会干，那就我来干呗，都是小事。在大事上，特别是在捐资助学上，我们特别一致。一说起这事儿，他就来劲儿了。

       老兵情：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记者：您二老为什么会想到做捐资助学这件事？

       陈：说来话长。这源自我们的出身，也源自我们当兵的经历。

       我们两个人都是旧社会的苦孩子。小时候，我们家算是四川成都一户殷实的书香门第，有3间大院几十间房子。日本人轰炸大西南的时候，飞机飞得很低，他们拿机枪扫、拿炸弹炸，最可恨的是扔燃烧弹，把我们家给烧了。我躲在不远处的河堤下才侥幸逃脱，但从此以后衣食无着。那一年我6岁，知道了什么叫国家受人欺负。1949年10月，我参加了革命，做地下党的通信员，年底成都解放时入伍。

       是共产党和解放军解放了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党、感谢军队，这个根子种下了。从入伍那天起，我就下决心要一辈子当解放军。而且，我这辈子，穿上军装是兵，脱下军装还是兵，最深的就是军人情结！

       记者：那您参军后为什么会立下“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的信念？

       陈：我讲两个故事。在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部队是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五师，任务是解放四川雅安。雅安山多路远，大部队进不去，当地土匪、国民党军残部和地主武装势力合在一起，敌众我寡、敌暗我明。但不到一年，我们一个军剿灭了10万土匪。怎么做到的？除了官兵英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民心，老百姓支持你。那时候打仗最困难的就是你不知道谁是土匪、他们在哪儿，都是靠老百姓通风报信，靠民兵站岗放哨送情报。解放军解放人民，人民支持解放军，这是我们参军后最深刻的一课。所以，我们这辈子有个最基本的信念：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这是“大”的教育，还有一个“小”的教育。我当时得了一种恶性疟疾，部队要开拔，把我安排在一位何婆婆家里。我一个月下不了床，全靠她照顾。人民的恩情忘不掉，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记者：您二老捐建的第一所小学就在雅安，是不是跟这段经历有关？

       陈：对，我们要回报老区人民、告慰牺牲战友、完成老兵夙愿。雅安人民对我们有感情，过去我们为解放雅安流过血，现在我们要为雅安的发展作贡献。我们好几百名战友为了建立人民政权，牺牲在雅安。雅安这些年还是很穷。2000年，雅安解放50周年，我们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20万元，在雅安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建了一所占地1700多平方米、能容纳600多名孩子的希望小学。

       记者：那捐建的第二所学校为什么选在乌兰浩特？

       陈：一是因为“乌兰”是红，“浩特”是城，乌兰浩特寓意红城，1947年很早建立了人民政权。二是因为它非常穷，在边境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也没能发展起来。

       我们捐建的两所学校和30多个书屋都在老少边穷地区，而且还有个特点，半数以上都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当过兵的人都对长征很有感情。我给你们举几个建书屋的地方吧：江西兴国，贵州遵义，四川宝兴、石棉、康定，甘肃会宁等等。

       助学情：我们究竟还能做多少事情

       记者：您二老退休前就开始捐资助学了吗？

       陈：没有。改革开放后，我在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大队任政委。当时附近有两个很穷的村，我经常带领学员到村里的小学出黑板报、辅导功课、送学习用品。那时候还没有“希望工程”，不过我知道农村的孩子有多贫困，有多渴望读书。

       记者：2000年10月，雅安庐山龙门晨阳希望小学落成，前前后后经历了哪些曲折？

       陈：这是我们捐建的第一所学校。现在看，20万没多少钱，但我们刚退休的时候，两口子工作40年、加起来80年的积蓄也只有几万块钱。从1991年看到“大眼睛”的照片决定捐资助学开始，我们就节衣缩食，一分钱掰两半花，不买电器，不吃营养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1996年，眼看要大功告成了，儿子却突然因病下岗。一边要建学校，一边要管亲骨肉，两个都不舍，只能难为我们自己了。好不容易把儿子的病治好，1999年我又突发大面积心梗，医院连下3次病危通知书。我躺在病床上想，快见马克思了，我得跟老伴交代一下：遗产捐给希望工程，遗体捐献医学研究。没想到，马克思又不要我了，我就坚强地活着，最终凑够20万，建起学校。

      除了艰苦奋斗，军人还有个特点就是作风严谨、注重战果、务求实效。在捐助过程中，我们会做调查和随访，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2000年建龙门晨阳希望小学的时候，我们前后去了4趟，长途跋涉就是为了查看工程质量。学校也不是建起来就不管了，龙门晨阳希望小学建成十几年，我们去了二十七八次。在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这所学校成了当地的名校，由最初的600多名学生发展到今天的1300多名。

      记者：捐建两所学校后，您二老接下来捐建的都是爱心书屋，有什么考虑？

       陈：因为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大，现在你去看许多学校都耗资巨大，很现代化。但是我们也发现，校舍虽然盖好了，但孩子们很少有课外书读，所以我们就决定捐建书屋。所有的书都是我们自己挑的，最早是买好了提过去，这是笨办法，现在都是委托书店帮忙代运。

       记者：20多年的助学路上，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

       陈：总结我们的一生，前半生是献身国防，后半生是播种希望。就像把捐建的学校取名“晨阳”一样，一是与我们的姓“陈”“杨”谐音，二是期盼孩子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充满朝气和希望。看着孩子们一茬茬成长，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之前资助的4个孩子都大学毕业、结婚了，有的回到雅安当老师，有的在职业学院做教员，还有一个是单位的爱心天使。个人的生命总有结束的时候，但这种爱心和精神没有止境，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

       杨：上次电视台的节目剪辑了我的话，这次一定要帮我们说清楚，雅安的晨阳希望小学一共花了70多万，我们出了20万，剩下的钱有地方政府出的，也有当地群众捐的。说实话，没有政府、单位和大家的支持，我们干不成这些事。所以，功劳不能都归我们俩。还有，我们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教育。比如2001年，我们本来说好要去学校，后来老陈发病了，必须要做手术，那边的孩子知道爷爷来不了就给我们写信。有一封信说：“我听说陈爷爷病了，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去北京看陈爷爷，爸爸说我们家哪儿有钱呢？北京好远的，你就好好学习，陈爷爷高兴了，病就好了。”还有一封说：“陈爷爷病了，我也不能去北京，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带着我们家的菜花蜜去了北京，爷爷喝了我的蜂蜜水，搂着我。”这些话很天真，让我们很感动。

      记者：接下来二老还有什么计划吗？

       陈：我去年两次抢救，今年一次抢救，我们怕时间来不及了，就做了一个大计划，但是都还没落实，所以不想多谈。

       杨：今年我们要抓紧奔一奔，真怕哪一天忽然不行了。他身上有18种器官正在衰竭，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太紧迫了。雷锋说，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现在就是有限的生命，太有限了。我们究竟还能做多少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