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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奔!是什么让他们情牵一生
www.wforum.com | 2017-06-05 20:40:18  世界军事网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套《欢乐中国人》节目中,一对八旬老兵夫妻的“爱情童话”和助学故事令许多人潸然泪下。日前,笔者专程前往北京市丰台区第十三军休所,探寻两位老人镜头背后的情缘。

       走进一栋普通楼房,早早等候的陈荣超和杨玉仙老人便已迎了出来。他们精神矍铄、笑容灿烂。杨玉仙老人开口就说军报是他们的“娘家人”,亲切温暖的氛围一下子弥漫开来。

       夫妇俩住得并不宽敞,房子大约只有六七十平方米,沙发和藤椅显得老旧。墙上的照片是这个家最珍贵的陈设:客厅里挂满老两口与助学儿童的合影,卧室的床头则挂着他们当年穿军装的结婚照。杨玉仙说,去年是他们结婚60周年,特地去拍了金婚的婚纱照,但一直没好意思挂出来。

       话题,就从61年的相知相守开始。

       两地情: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

       记者:听说您二老从结婚到退休的33年里一直是两地分居?

       陈荣超(以下简称陈):是的。因为工作需要,我先后辗转过很多地方:四川雅安,河北秦皇岛,河南新乡,湖北襄樊,山西侯马,河北石家庄等。中间我们也曾经想调到同一个地方,我在襄樊的时候,她也打报告转到那里,可她刚报到我又调离,就这样一步跟不上,步步赶不上了。

       记者:那些年全靠信件交流吗?一年能见几次?

       杨玉仙(以下简称杨):一年能见一次就不错了!我一边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过偶尔回首回首也不错,感觉自己还挺伟大。其实我跟他结婚以前就经常通信,我俩是老战友。

       记者:您二老曾经都是军人,当年是怎么认识的?

       杨:1950年,我们的部队在四川雅安。我们文工队要扩大力量,他们教导队都是知识分子,就让他们来当演员,他比较活泼,被选到我们文工队。那时候我是服装组组长,领导他,他跳舞唱歌什么都行,就是比较淘气。后来部队为了培养文艺骨干,把他派到北京学习,回来之后就“了不起”了,给我们当导演。之后的演出工作是他领导我们,他那个时候老说我跳得不好,所以我们就老“打架”,慢慢地就熟了。

       记者:那个时候就有感情了?

        杨:那个时候还没谈这个事,还早呢。他之后去了朝鲜,我在天津学习,他总给我写信。有一次我生病刚好,为了取他的信,也没坐车,走路去邮局。那封信老厚老厚的,超重。拿回来我走一路看一路,一直到学校。

       他后来从朝鲜回国,背了好几个苹果来看我。朝鲜的苹果又香又大,我就放到书桌的一个角落里。每天学习的时候,一掀开书桌就闻到一股香味。

       有一次,他跟同事去天津学习,邀我看电影。我心里纠结到底去还是不去,挺矛盾的。我斗争了半天,还是决定不去,于是自己去莫斯科电影院看了《伊凡从军记》。可我心里一直想着这件事,看完电影出来,我没朝单位的方向走,而是往他约我的地方走。在车上,我心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等我。结果到了那儿,看见他披着个大衣还在等,我被感动了:这小伙子可以呀!他问我电影都快演完了怎么办,我说那就不看电影了。我们就在马路上慢慢地走……

       记者:陈政委给您写信问能不能突破一下战友关系,您回答他,先入党再考虑个人问题。所以1956年,你们入党后就结婚了?

       杨:结婚这事儿说起来很有戏剧性。当时我跟他在信里讲,现在不谈这个事,但是他已经跟他们单位汇报了,他们单位向我们单位了解情况,领导就来找我谈。我说我们是战友关系,没什么。后来我想,不能就这样啊,于是去跟我们科长请假,说我还是去一趟,把这事跟他了解了解、“谈判谈判”:这么早,结什么婚呀?我从天津赶到北京,哪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单位就给我们办了婚礼。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这是大家帮忙操办的。婚礼也简单,就是大家一起吃点瓜子花生。本来是去“谈判”的,结果却结婚了,我回来请同事们吃喜糖的时候,被大家笑话了一场。

       记者:您和陈政委异地那么多年,后来到一起生活会有矛盾吗?

       杨:异地的时候都是靠通信,好不容易见一次面话都说不完,怎么会有矛盾?退休之后我俩生活在一起了,他有点“老爷”作风,什么事都不会干,那就我来干呗,都是小事。在大事上,特别是在捐资助学上,我们特别一致。一说起这事儿,他就来劲儿了。

       老兵情: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记者:您二老为什么会想到做捐资助学这件事?

       陈:说来话长。这源自我们的出身,也源自我们当兵的经历。

       我们两个人都是旧社会的苦孩子。小时候,我们家算是四川成都一户殷实的书香门第,有3间大院几十间房子。日本人轰炸大西南的时候,飞机飞得很低,他们拿机枪扫、拿炸弹炸,最可恨的是扔燃烧弹,把我们家给烧了。我躲在不远处的河堤下才侥幸逃脱,但从此以后衣食无着。那一年我6岁,知道了什么叫国家受人欺负。1949年10月,我参加了革命,做地下党的通信员,年底成都解放时入伍。

       是共产党和解放军解放了我们,所以我们特别感谢党、感谢军队,这个根子种下了。从入伍那天起,我就下决心要一辈子当解放军。而且,我这辈子,穿上军装是兵,脱下军装还是兵,最深的就是军人情结!

       记者:那您参军后为什么会立下“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的信念?

       陈:我讲两个故事。在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部队是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五师,任务是解放四川雅安。雅安山多路远,大部队进不去,当地土匪、国民党军残部和地主武装势力合在一起,敌众我寡、敌暗我明。但不到一年,我们一个军剿灭了10万土匪。怎么做到的?除了官兵英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民心,老百姓支持你。那时候打仗最困难的就是你不知道谁是土匪、他们在哪儿,都是靠老百姓通风报信,靠民兵站岗放哨送情报。解放军解放人民,人民支持解放军,这是我们参军后最深刻的一课。所以,我们这辈子有个最基本的信念:一定要为人民做点什么。

       这是“大”的教育,还有一个“小”的教育。我当时得了一种恶性疟疾,部队要开拔,把我安排在一位何婆婆家里。我一个月下不了床,全靠她照顾。人民的恩情忘不掉,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记者:您二老捐建的第一所小学就在雅安,是不是跟这段经历有关?

       陈:对,我们要回报老区人民、告慰牺牲战友、完成老兵夙愿。雅安人民对我们有感情,过去我们为解放雅安流过血,现在我们要为雅安的发展作贡献。我们好几百名战友为了建立人民政权,牺牲在雅安。雅安这些年还是很穷。2000年,雅安解放50周年,我们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20万元,在雅安军分区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建了一所占地1700多平方米、能容纳600多名孩子的希望小学。

       记者:那捐建的第二所学校为什么选在乌兰浩特?

       陈:一是因为“乌兰”是红,“浩特”是城,乌兰浩特寓意红城,1947年很早建立了人民政权。二是因为它非常穷,在边境地区,改革开放以后也没能发展起来。

       我们捐建的两所学校和30多个书屋都在老少边穷地区,而且还有个特点,半数以上都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当过兵的人都对长征很有感情。我给你们举几个建书屋的地方吧:江西兴国,贵州遵义,四川宝兴、石棉、康定,甘肃会宁等等。

       助学情:我们究竟还能做多少事情

       记者:您二老退休前就开始捐资助学了吗?

       陈:没有。改革开放后,我在装甲兵工程学院学员大队任政委。当时附近有两个很穷的村,我经常带领学员到村里的小学出黑板报、辅导功课、送学习用品。那时候还没有“希望工程”,不过我知道农村的孩子有多贫困,有多渴望读书。

       记者:2000年10月,雅安庐山龙门晨阳希望小学落成,前前后后经历了哪些曲折?

       陈:这是我们捐建的第一所学校。现在看,20万没多少钱,但我们刚退休的时候,两口子工作40年、加起来80年的积蓄也只有几万块钱。从1991年看到“大眼睛”的照片决定捐资助学开始,我们就节衣缩食,一分钱掰两半花,不买电器,不吃营养品,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1996年,眼看要大功告成了,儿子却突然因病下岗。一边要建学校,一边要管亲骨肉,两个都不舍,只能难为我们自己了。好不容易把儿子的病治好,1999年我又突发大面积心梗,医院连下3次病危通知书。我躺在病床上想,快见马克思了,我得跟老伴交代一下:遗产捐给希望工程,遗体捐献医学研究。没想到,马克思又不要我了,我就坚强地活着,最终凑够20万,建起学校。

      除了艰苦奋斗,军人还有个特点就是作风严谨、注重战果、务求实效。在捐助过程中,我们会做调查和随访,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2000年建龙门晨阳希望小学的时候,我们前后去了4趟,长途跋涉就是为了查看工程质量。学校也不是建起来就不管了,龙门晨阳希望小学建成十几年,我们去了二十七八次。在当地政府的关心支持下,这所学校成了当地的名校,由最初的600多名学生发展到今天的1300多名。

      记者:捐建两所学校后,您二老接下来捐建的都是爱心书屋,有什么考虑?

       陈:因为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越来越大,现在你去看许多学校都耗资巨大,很现代化。但是我们也发现,校舍虽然盖好了,但孩子们很少有课外书读,所以我们就决定捐建书屋。所有的书都是我们自己挑的,最早是买好了提过去,这是笨办法,现在都是委托书店帮忙代运。

       记者:20多年的助学路上,最大的收获和感触是什么?

       陈:总结我们的一生,前半生是献身国防,后半生是播种希望。就像把捐建的学校取名“晨阳”一样,一是与我们的姓“陈”“杨”谐音,二是期盼孩子们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充满朝气和希望。看着孩子们一茬茬成长,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之前资助的4个孩子都大学毕业、结婚了,有的回到雅安当老师,有的在职业学院做教员,还有一个是单位的爱心天使。个人的生命总有结束的时候,但这种爱心和精神没有止境,应该一代代传承下去。

       杨:上次电视台的节目剪辑了我的话,这次一定要帮我们说清楚,雅安的晨阳希望小学一共花了70多万,我们出了20万,剩下的钱有地方政府出的,也有当地群众捐的。说实话,没有政府、单位和大家的支持,我们干不成这些事。所以,功劳不能都归我们俩。还有,我们在捐资助学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教育。比如2001年,我们本来说好要去学校,后来老陈发病了,必须要做手术,那边的孩子知道爷爷来不了就给我们写信。有一封信说:“我听说陈爷爷病了,就跟我爸爸说我要去北京看陈爷爷,爸爸说我们家哪儿有钱呢?北京好远的,你就好好学习,陈爷爷高兴了,病就好了。”还有一封说:“陈爷爷病了,我也不能去北京,我就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带着我们家的菜花蜜去了北京,爷爷喝了我的蜂蜜水,搂着我。”这些话很天真,让我们很感动。

      记者:接下来二老还有什么计划吗?

       陈:我去年两次抢救,今年一次抢救,我们怕时间来不及了,就做了一个大计划,但是都还没落实,所以不想多谈。

       杨:今年我们要抓紧奔一奔,真怕哪一天忽然不行了。他身上有18种器官正在衰竭,我觉得现在的时间太紧迫了。雷锋说,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们现在就是有限的生命,太有限了。我们究竟还能做多少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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