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部队的13年间，我最为思念、崇敬、并为之楷模的，是现任国防部长的梁光烈上将。在他任集团军军长时，作为司令部机关人员，我在其麾下工作数年，留下毕生难忘的记忆。

    在当下的网络传媒中，国防部长梁光烈被赋予“军事外交铁腕人物”、“台湾军队克星”等种种传奇色彩。梁防长的一举一动，都被认为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新动向，而被媒体广泛关注和传播。据说梁防长每到福建，台湾军队就慌忙进入等级战备，阿扁就呆在地下指挥室轻易不敢回家，比眼下呆在监狱里都要老实。

    然而我记忆中的梁光烈军长，首先是一位和蔼、慈祥的长者，在他身边工作的年月里，我从未见他训斥过下属，连高声说话都很少，哪怕迎面走来一位士兵，他都会郑重其事地还军礼、打招呼，丝毫不让人有望其项背的感觉。

    梁军长体恤官兵，有一次我随他下部队视察，吃饭时军长问我，“怎么这两天情绪不高呀？” 我照直告诉军长，我的爷爷病了，正在住院。军长又问，老人多大岁数了？我回答说，85岁了。军长放下筷子，想了想，说，回家看看吧。

    第二天早上，当车队行至离我家乡最近的一个岔路口时，军长吩咐随行的处长们匀出一台车来，并问我，“连去带回，三天时间够吗？”

    望着远去的车队，在战场上都不曾落泪的贵丁，眼圈红了，又怕司机看到，就捂着脸蹲在地上，久久不愿起身赶路。当时的贵丁只是个少校参谋而已，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工农子弟。

    军长的老伴儿是位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终日劳作，节俭而低调，从衣着和言谈举止上你看不出与一般劳动妇女有任何的区别。按说，军长家里有勤务员，有厨师，军长夫人大可以呼来唤去，看报喝茶就是了。但是我们每次去军长家，都见她扎着围裙，袖子高高挽起，一家老小的衣服要洗，柴米油盐要买，总有许多的事要做。如果军长没在家，她就会一直陪着你拉家常，从老家的爹娘到手上的针头线脑，让你觉得就像在和自家的老姨唠嗑，完全不是影视作品所塑造的官太太形象。 直到我离开这支部队，“老姨”还在部队幼儿园工作，一生带大了多少参谋干事的孩子。

    梁光烈军长不仅是位慈祥的长者，还是位行事果断、思维缜密的军事家。部队演习时，军长端坐作战室正中，目光如炬，说话不多，但每说一句话便切中要害，判断之准确，应对之得当，令人勿庸置疑。老参谋们都说，只要军长在，不用你瞎操心多说话，照此办理就是了，保证打胜仗。

    处变而不惊，临大事而不乱方寸，是我从军长身上见到、学到的最大优长。90年冬天我随军长到部队蹲点，两天后突然接一电报，告知某步兵团副团长为掩护投手榴弹的新兵而牺牲。和平时期一中校副团长意外亡故，对集团军来说是多年不遇的大事，工作组一时有些慌乱。军长走到窗前站立片刻，回身戴上军帽，说了声：“ 回去。”

    考虑到工作组还要蹲点做事，军长执意只带组织处长和我两个人，也执意不让沿途部队护送。当时已是晚上10点，从豫西南到豫北，中间隔着伏牛山、邙山和黄河，450公里山路寒风呼号，盘旋颠簸，多数路段是荒山野岭，而我们的集团军长却要星夜单骑穿跃其中。

    我把大马力越野车的后座放倒，盖上一床军毯，让军长半躺半坐着，随后跨上右前车座，一把手枪张大机头握在手中，一只冲锋枪压满子弹斜靠在腿上，一部直呼电台架在车尾，向着黑夜逶迤而去。路上我想，不管是野狼档道还是歹徒劫路，一概直冲过去，马不停蹄一往直前。

    军长一夜无话，只是偶尔看看手表。天亮时分终于安全、准时到达了太行山脚下的军部，此时政委和副军长们，已经在会议室等候了。

    战友们聚在一起，说起我们的军长当了大区司令，当了总参谋长，当了国防部长，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一切都顺理成章。对我们来说，军长无论变换什么职务，在我们这儿从来都是一个称呼：军长。

    1991年，军长到军事学院深造，期间我被交流到位于广州的军事院校当教官。报到之前，我先到北京向军长辞行，带去的“礼物”是一包8块6毛钱的信阳毛尖茶。军长得知我要“走掉”，不大高兴，但还是说，“去做几年文章也好，等做够了就回来，记住，野战部队才是你的家！”
    两年后再见到军长时，军长已是北京军区首长了。他希望我回到北方部队，但不是机关，而要到最艰苦的团队任职。我犹豫了。衣食富足的广州有太大的诱惑力。然而在这里，无论是在地方工作还是在军校教书，我都很难再找回野战部队那种亲如手足的兄弟之情，人人之间总像隔着点什么，与利益不相关的事情做起来会很难很难。岁月流逝中，我们也渐渐地与之同形同色了。

    但有一点勿庸置疑：一旦国家重开战事，只需一声召唤，我们这些退役的老兵将义无反顾回到部队，重新操起那支老枪，跟着我们的军长，像当年这支英雄部队与蒋军、日军、联合国军、李承晚军、西藏叛军、印军、越军作战那样，杀他个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不惜马革裹尸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