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不多，唐纳身份也并非江青前夫那么简单。

　　劳燕分飞 各有归属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的蓝苹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从此改名为江青。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还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江青在上海时，与唐纳（左三）合影，左起为顾而已、杜小鹃、唐纳、沈钧、蓝苹（江青）、叶露茜、赵丹。（网络图片）

　　困顿落寞 江青接济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拒见江青 晤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江青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她竟然悄悄地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女演员康健）。

　　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定居巴黎 弃文从商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和康健分手，又回到了上海，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对《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一见倾心。

　　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去。同年，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

　　在巴黎，唐纳更名“马绍章”，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红火。

　　1949年2月初，唐纳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

1978年12月，唐纳获叶剑英接见。（从左至右：叶选基、叶选宁、唐纳、叶剑英、罗青长）（网络图片）

　　秘密党员 情报官员

　　1976年江青等“四人帮”倒台。1979年，唐纳首次从巴黎回国，“接待单位”是中共中央调查部。中央调查部是中共对外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后来与中共公安部反间谍等部门合并，命名中共国家安全部。中央调查部的官员告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夏其言，唐纳此行对外严格保密，并称“唐纳又入党了！”

　　当时中央调查部安排唐纳住在上海东湖招待所。做为好友夏其言去见到唐纳夫妇。他发觉唐纳变得谨言慎行，在沪期间从未在公众场合露面。

　　唐纳这次回国期间，曾在北京获中共元帅叶剑英接见。2008年12月18日《南方周末》刊发专题“改革八贤”，其中一篇长文《叶剑英：最后十年》配发了四张图片。有一张是合影，文字说明为：“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二为叶选宁，左一为叶选基。”照片上，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

　　叶剑英在战争年代，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多次与闻重大事变，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统战事务等；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叶选宁为叶帅次子，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叶选基是叶帅侄子，也参与部分机要。唐纳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阔别多年回国，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

　　唐纳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如此特殊的陪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

　　据报道，唐纳在巴黎开设天桥饭店，乃名流汇聚之处，而唐纳又有岳父的国民党招牌作掩护，不论是职业或是身份，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最佳选项，谁都不会怀疑他是中共高级情报官员。

　　1985年9月，唐纳再次带着夫人、女儿回国，由国家安全部安排住在上海五星级的锦江饭店南楼。唐纳这次回国，在北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