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春天，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热季。在这一年，有好几个大的纪念日巧合在一起，很容易让人产生历史的联想。

　　1989年伊始，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

　　方励之公开呼吁中国政府尊重人权，释放10年前因言获罪，一直被关押的政治犯魏京生。

　　公知上书

　　这封信，成了当时中国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了一连串反响。

　　2月中旬，由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呼吁，支持释放政治犯。

　　紧接着，2月26日，中国科学院自然史专家许良英教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包尊信，《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等人带头起草了有42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至中国国家领导人公开信》。

　　许良英教授已经在2013年以93岁高龄去世。这位中共建政前曾是浙江大学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老共产党员，在1999年“六四”10周年之际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这样回忆89年的那个春天：

　　“89年有两个大事情：一个是‘五四’运动70周年，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发表200周年。因此我们想应该在89年很好的宣传人权、民主理念。到89年1月中旬的时候，我们就着手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公开信有四大要点：

　　一个是呼吁政治改革。第二个是必须保障公民权利。第三呼吁释放因思想言论获罪的人。第四个是体谅中国科学家生活的困难，国家应该增加科学教育经费。”

　　政治春潮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古已有之。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知识界在两个月内数次大规模联名上书，要求大赦释放政治犯，这还是第一次。

　　签名活动引起的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回应，对后来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起来要求民主的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然而，在1989年之春掀起的大批知识分子联名上书、公开要求关注人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如其来的事情。

　　导致这一局面的言论松动和思想界的活跃，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初见端倪。

　　香港政论家，《六四前后：对八九民运前后的政治分析》一书作者丁望，对那个历史时期有深入的研究。他对BBC中文记者分析说：

　　“中共党内一直有比较开明的一派，这些人也希望政治体制的改革能够慢慢的起步。在1985-86年间，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有了一些变化。胡耀邦（时任中共总书记）启用朱厚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鼓吹‘宽松、宽容、宽厚’，这个对知识界影响很大”。

　　“言论假期”

　　中共党内开明派“宽容论”的出现，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丁望先生称这段时间是“言论假期”。

　　于是，中国大陆的媒体上开始了各种探讨，从学术自由到新闻改革，政治改革，无不涉及。

　　突破“禁区”的言论也获得了宽容。在美国的政治异见者、政治刊物《北京之春》的编辑胡平认为，对思想言论控制的松动，引发的是人们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怀疑：

　　“在1986年我当时就已经感觉到人们的思想意识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对原来官方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怀疑。而共产党的统治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意思形态的统治，它的意识形态一旦遭到质疑，那整个统治的合法性就遭到了质疑”。

　　“八六学潮”

　　1986年发生的学潮，便是对官方意识形态质疑的一个突出表现。

　　1986年12月中旬至1987年初，中国北京，上海和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大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人权和进行政治改革。

　　中共政治老人邓小平和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容忍对中共家长制的这种公然挑战。

　　86学潮的结果是，倡导政治宽松局面的中共党总书记胡耀邦遭到罢免。中共在全国展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然而，开放、要求言论自由的趋势已无法阻挡。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由赵紫阳接任中共总书记。已故著名作家，“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曾这样回顾这段历史：

　　“87年反自由化运动显然是要把新闻自由进一步缩小。结果赵紫阳上台后往总书记的位置上一坐，他就看到了全国的大势所趋。他作为中国头号政治人物他有责任，所以他就开始搞政治改革，13大上提出扩大新闻自由。所以到了88、89年的时候中国的新闻自由不但没有比86年收缩，反而创造了新的高峰。许多过去不能写的东西都可以写了。比如88年关于三峡工程的讨论，光是人民日报就连篇累牍发了十几篇的报道，基本是反对三峡工程的。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之好”。

　　百家争鸣

　　政治宽松气氛激发了知识界对中国社会文化政治作进一步的反思，出现了几个热点。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代表：

　　“在20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它已经衰老了，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河殇》试图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根源进行批判，针对的是中国非民主化的现实政治。在更深一层次，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所所长苏邵智等人，则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提出了质疑，指出马克思主义处于危机之中。

　　中国知识界的探讨带动了大学校园里大学生的思想活跃。到了1989年初，当时在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的张伯笠回忆道：

　　“1989年的时候在北京大学是一个最活跃的时期。我晚上去听各种讲座的时间比白天上课的时间还要多。讲座什么内容都有，有经济的、有文化的、有体育的、有外交的。（主办讲座者）有来自西方的学者，也有像学生比如像王丹主办的民主沙龙。基本上我觉得在北京大学你想讲的话没有不可以讲的。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认为是经历的最好的时期。”

　　香港政论家丁望认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广泛讨论，激发起了忧患意识，它激励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时代使命感，促进了他们参与改革、争取民主的意愿。

　　从知识分子1989年春要求人权的签名信开始，忧患意识下的使命感显示出了它的动力，成为后来八九民运发生的一个关键条件。

　　对话机制

　　政治宽松气氛的另一个体现是在大学里建立协商对话渠道的尝试。

　　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执笔人之一，1989年前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的吴国光（“六四”镇压后离开中国，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在对BBC中文记者谈到这一尝试的背景时说：

　　“对话这个要求是当时所谓的改革派领导人首先提出来的。在1986年、1987年，甚至更早，我在人民日报的时候就写过一篇评论员文章，就叫《要提倡和人民群众对话》。后来到了赵紫阳提倡政治改革的时候就一再强调要对话了”。

　　1989年在长沙读书的中南工业大学研究生会主席，后来成为湖南学生运动领导人的卢四清对BBC中文记者回忆他们大学当时的氛围：

　　“我记得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每个星期都要组织一次学生与校长党委书记的对话。直接对话，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正是这样的气氛才使得89年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去关心政治”。

　　社会不满

　　到1989年春，中国在思想繁荣的同时，经济改革却陷入困境。1989年，中国的城市通货膨胀率达到18.5%并高居不下。贫富差别越来越大，这成为后来民众上街游行，支持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9年，25岁的韩东方还是中国铁路系统的一名电工。学生上街后，他参与组建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支持学运。韩东方这样回忆当时他作为一名工人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感觉：

　　“到1989年，改革开放进行了10年，贫富差距，社会不公越来越明显，老百姓很困惑，感觉共产党是说一套做一套，它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工人变得越来越没有地位，有权有势的人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变成了什么老板，所以下层老百姓在观念上就越来越不接受了。”

　　吴国光进一步分析说，中国政治改革的滞后也加重了人们的失望和不满：

　　“政治改革终于在经济改革进行了近10年后，在86、87年提了出来，民众对此抱有很大期望。但是，各种既得利益势力的反对迫使政治改革的步骤不得不放慢下来，这样一个期望的破灭就使得民众对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满，借着要求政治改革的口号宣泄出来。”

　　《中国之春》主编胡平则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当时中国民众的心态：

　　“实际上当时的社会情绪，是经过10年改革后，人们的欲望有所提升的结果。客观的讲，89年民运爆发之前，大部分人的生存状态显然要比过去好的多，并不是他们的生活状况越来越坏而无法忍受。由于长期受到的压制，他们已经想象不到还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我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社会不良现象本身使得人们觉得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铤而走险，相反，是由于情况在好转，使得人们对改革有了进一步的更强烈的要求。”

　　一触即发

　　民众的不满，思想的活跃，加深了中共党内当权者的分歧。后来被指为89民运“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的已故原中国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1999年在纽约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说，89年局势的发展，也走到了党内保守势力不能再忍受的地步了：

　　“上层这帮元老和左派们，对经济改革，他们认为破坏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强烈反对；对政治改革，他们认为是在削弱党的领导、取消党的领导，也强烈的反对。而对于社会的多元化，特别是思想界的活跃，他们也不能容忍。所以到89年，党内保守势力也认为是到了关键的时候了。”

　　已故作家刘宾雁曾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中国时局：“危机四伏，险象丛生”。当时中国社会缺少的，只是一个共同行动的信号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去世，便成为了这样一个大家等待着的信号。

　　中国的大学生立刻首先行动起来，在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晚，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发出了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的呼声。

　　胡平认为，胡耀邦的死之所以对89年的那场运动有如此强的号召力，这同胡耀邦本身的身份也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是前共产党总书记，他的符号是一个很正统的符号，人们表达对他的悼念，就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合法性。同时， 胡耀邦两年前又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被赶下台的，悼念他，对共产党的现实统治就又有了一种挑战的意味。这两点加在一起，就让胡耀帮成了导火线”。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六四”镇压后被定为“黑手”之一的严家其说：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缺少反映民意的渠道。所以，用广场的形式，用集体上街，就成了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达方式。”

　　一场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就这样在1989年春天的中国大地爆发。

　　那么，作为这场运动的先锋和主体的大学生，在运动展开后表现如何？他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起领导这场运动的角色？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