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如此恶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读戚本禹《回忆江青》有感。文革风云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最近发表了长篇文章《回忆江青》。这篇长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层权力斗争的大量信息。我以为这些信息大体上是真实的，可靠的，但远远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们想了解那些相关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参照其他信息来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这里只谈两件。

　　中共高层内斗不止，陶铸被打倒。图为陶铸（左一）陪同周恩来、刘少奇、罗瑞卿视察广东省胡椒园。

　　先谈陶铸事件

　　在1966年8月举行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上了政治局常委，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成为排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陈伯达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见造反派代表的会上提出陶铸是保皇派，把陶铸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写道，江青和陈伯达提出打倒陶铸，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们这是“一个常委（陈伯达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铸之后－－引者注）打倒另一个常委”。陈伯达受此批评很害怕，闹着要自杀。江青说他没出息。江青说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东西，你把材料整理出来送给主席看呀。后来一查，陶铸的问题果然很多，他确实是到处保皇的，是坚决贯彻刘少奇的资反路线的，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没说错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江青他们打倒陶铸没打错。事实上，毛后来也没有再责备江青和陈伯达打倒陶铸这件事。

　　但认真说来，陶铸和江青、陈伯达无非政见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讨论争辩呢？看来江青、陈伯达还是和陶铸辩论过的，只不过辩不赢。戚本禹写道：陶铸有理论，什么事情都能讲出个道理来，就是错的东西，也能讲出一个道理来粉饰。江青、陈伯达拿他没办法。再说，陶铸的职位高、辈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里，所以只好把陶铸打倒。

　　但问题是，就算陶铸被视为文革的绊脚石，把他撤职也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把陶铸囚禁，剥夺其人身自由呢？为什么陶铸得了重病也不给认真医治，一直迫害至死呢？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总是用野蛮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谈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说，武汉七二O事件后，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稳定军队。可是我们当时对主席的意思没有好好领会。关锋写八一社论，提出下阶段的任务是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这就严重地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紧接着，王力又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提出要夺外交部的权。毛很不高兴，下令将王力、关锋二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戚本禹赶快向毛写检讨，毛还回了信，仍称戚为同志，于是戚本禹暂时无事。可是之后不久又出了几件事，江青怀疑戚本禹背地里整她的黑材料，怒气冲天来到戚的办公室兴师问罪。这下，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了。戚本禹讲到一个细节，说：“这期间，江青还单独请我去看了场电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写的，说一个有野心的青年因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结果被杀死了。看完了电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后拉长着声音说，那么，再见了。我心里明白，她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和我告别。”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这么文艺性。

　　于是，戚本禹和王力、关锋都被关进秦城监狱。30年后，王力写文章，控诉其在秦城监狱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巨大折磨。关锋则被关疯掉了。戚本禹没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来不会比王力、关锋好到哪里去。当戚本禹被抓进秦城时，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来，两个学龄前的孩子没人照管，江青和吴法宪下令把他们送到遥远荒凉的青海塔尔木。戚本禹从1968年入狱，直到毛去世也没放出。毛死后，江青等四人帮被打倒，戚又被当作四人帮一伙被判处重刑18年。

　　读到戚本禹的这番遭遇，令人不胜感慨。按说，戚长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组织信任，一度还被江青视为亲信，就算犯了严重错误，为什么不能用文明的方式处理呢？为什么动辄就关进监狱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惊的一点莫过于它的残酷，不但对“阶级敌人”十分残酷，对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残酷，而且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残酷。我们知道，共产党从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残酷，对敌人残酷，对自己人也残酷。不过当初搞暴力革命，好歹还可以诡辩说是被迫，是因为“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误伤盟友、误伤自己人在所难免，用电影里列宁的话说，当两个人殊死搏斗时，你怎么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权在握，为什么不能从容点、文明点呢？陶铸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发生在中共高层，发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关，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还不是对所谓阶级敌人，而是对自己人，对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亲信，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关起来，不给别人任何一点公开为自己辩护的机会。整个党国，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的话，就是一台绞肉机，一台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要给这样一台绞肉机贴上什么理想主义的标签简直就是极其荒谬可笑的。有了如此恶劣的手段，怎么还能再奢谈什么美好的目的？

　　正因为文革把残酷推向极端，物极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后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国开始出现了人性的回归、文明的回归，但不幸又被“六四”拦腰中断。八十年代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强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竭力提倡“费厄泼赖”，提倡和对手的平等的竞赛，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节制，提倡民主和宽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国天机》一书，王蒙却通过和一位美籍华裔朋友的对话表示：中国只配粗野的统治，不配文明的统治；如果让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统治中国，中国就会大乱，那个文质彬彬的统治者自己也会丢掉脑袋，少则三天，多则两礼拜。当年的习仲勋，出于对毛时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

　　固然，今日中国的残酷，在程度上比毛时代要轻一些，但由于它是濒死的病毒获得某种抗药性而再现生机，因此比毛时代的病毒更顽劣难除且更具扩散性。如何制服这一病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