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国宣告诞生》，油画，安东·冯·维尔纳绘。

　　普奥战争尘埃落定之后，法国就成了德意志统一事业最后、也是最大的拦路虎。自黎塞留时代以来，巴黎就是中欧分裂的得利者和维护者；尽管法皇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问题上动作过于迟缓——这位好高骛远的皇帝更热衷于在亚洲、非洲和中美洲宣示国威，并以“自由民族的庇护者”自居——但在奥地利战败之后，他也警觉起来，企图把俾斯麦的步伐阻挡在美因河一线。

　　1866年秋，法国向普鲁士提出：若普国希望法方承认普奥战争的结果，则应将莱茵河左岸的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或协助法国吞并比利时。这一动议无果而终后，法国又开始图谋获得卢森堡，作为威胁普鲁士的前哨。卢森堡大公国的地位与当初爆发危机的石-荷两公国类似：虽由荷兰国王统治，但属于德意志邦联成员，其防卫由普鲁士担当。俾斯麦一面说服荷兰当局拒绝法国人的收购要求，一面把交涉过程中的各种文件透露给南德诸邦，以暗示：法国在德意志问题上关心的仅是一己私利，唯有普鲁士始终坚决地维护作为整体的德意志的利益。尽管卢森堡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森堡永久中立化，法国放弃吞并，普军也自该国撤出），但普法两国的矛盾已经彻底暴露，再无转圜余地。

　　1868年秋天，真正的导火索开始涌现：西班牙进步党人推翻了伊莎贝拉二世女王的统治，并把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旁支成员利奥波德亲王选定为新国王。这一消息在法国引发了愤怒的抗议，从民众、议会到政府都要求普鲁士人拒绝这项动议。尽管利奥波德迫于压力、很快宣布放弃对王位的要求，但法国驻普代办贝内德蒂伯爵还是赶到温泉疗养地埃姆斯，向正在那里度假的威廉一世提出：以霍亨索伦家族族长的名义发布一项声明，永远不赞成本家族成员接受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认为这一要求带有强制意味，他本人无法接受；但他也无意把事情闹大，于是发电报给俾斯麦，请后者定夺：是否可以向报界和外国宣布，普王理解法国方面的意图，但出于自尊不愿擅做回应。然而俾斯麦却反其道而行——他把长达200余词的电报底稿删减成了只有20个词的短句，使人感觉法国提出了极具侮辱性的要求，被普方断然回绝。这样一来，普法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被煽动起来了。

　　《柯尼格拉茨会战》，油画，格奥尔格·布莱布特罗伊绘

　　支撑这种胆大妄为之举的是俾斯麦对本国和敌方的了解：北德统一之后，“铁与血”已经积累到了相当可观的地步，民族主义者对政府的成就也心悦诚服，目标极为一致。而法国由于王室和议会矛盾不断激化，军事改革也归于失败，此时正处在最衰弱的关头。然而拿破仑三世为维系其残存的威望，势必要以激烈之举回应埃姆斯电文，这就给普鲁士打一场短促的进攻战创造了条件。果然，1870年7月19日，法国主动对普宣战，德军立即入侵边境地带，包围梅斯。拿破仑三世亲率麦克马洪元帅的第二集团军前来增援，却被两个兵力占优的北德集团军包围在色当，被迫投降。德军随后对巴黎进行了围困，迫使新成立的法国共和政府放弃首都、并签署了屈辱性的和约。1871年1月18日，南德诸邦君主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奉戴北德意志联邦盟长威廉一世为全德君主，德国的统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

　　1874年，俾斯麦告诉几位保守派政客：“伟大的事业已然宣告完成：德意志帝国被创造出来了。现在，我开始感到无聊。”考虑到这一年他还不满60岁，这段话显然有些言不由衷：在由普鲁士王国宰相升格为德意志帝国头号国务大臣之后，为新国家设计宪政结构和决策体制的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头。但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俾斯麦交出了一份毁誉参半的答卷。帝国宪法是以1867年颁行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为蓝本炮制出来的，后者为了减少统一进程的阻力，允许各邦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权，仅要求其承认普鲁士的领袖地位。在机构设置上，它表现为由25个邦君主的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拥有宣战、审核政府议案、起草法律条文等权力。但各邦在投票时的权重差异甚大：只有8个邦拥有独立票数，其余17个邦共享一票；8大邦中普鲁士一家独占17票，巴伐利亚6票，其余6个邦只有2—4票不等。宪法规定，任何涉及政体变更的提案都须在参议院58票中获得44张以上的赞成票才能通过，如此普鲁士在任何情况下都有能力阻止各邦脱离自己的领导。作为交换，各邦拥有独立自主的税收政策，帝国能直接征收的只有关税、邮资和几种特别税。负责后一类事务的是由全国25岁以上男子普选产生的帝国议会，共有397个席位，它的职能是协赞法案、表决预算，但没有独立的立法权。

　　帝国宰相是全国最高行政首长，由皇帝本人提名，无须接受议会信任表决。不过考虑到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间的摩擦，只有在获得参议院认可的情况下，宰相才能自如地行使职权，所以帝国宰相往往由普鲁士宰相兼任。1876年以后，宰相办公厅之下陆续新设了8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司法、内政、邮电、铁路、海军和阿尔萨斯-洛林事务，部门首长称为国务秘书，对宰相负责。帝国宰相是唯一的国务大臣，8个办公厅首长和他不是平起平坐的阁僚关系，而只是他的下属和助理。

　　从1871年到1890年，俾斯麦在行政部门始终行使着一种“波拿巴式独裁”（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讥讽）。除去宪法本身授予宰相的大权外，他个人的威望和手腕发挥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彼时德国驻外使节多由普鲁士贵族担任，按照正常程序，他们应当把搜集的情报和起草的备忘录呈递给外交国务秘书（由俾斯麦本人兼任），再由宰相制定政策并征求皇帝的意见；但部分大使往往会利用与德皇的私人关系，越级递送文件、发表看法。1873年，驻法大使冯·阿尼姆伯爵致信威廉一世，对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进行攻讦，并把信件内容透露给了报界。“铁血宰相”不惜以辞职相威胁，迫使德皇同意他查办阿尼姆，判处后者九个月监禁。这一事件后，俾斯麦对外交决策的控制达到空前程度，威廉一世也乐于将始自统一战争时代的信任继续赋予他，形成了“国家即宰相”的特殊面貌。

　　平心而论，若无俾斯麦这个事实上的独裁者存在，德国在统一后第一个20年很难既维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又在对外事务上游刃有余。然而辉煌中也隐藏着危机，俾斯麦的大权独揽是以他在统一事业中的贡献和威廉一世的信任为基础的，完全无法复制。即使是俾斯麦本人，在君主更迭后也最终黯然引退，这预示着那些威望远不如他的继任者很难把一项政策持之以恒地推行下去。再者，作为一位孤僻的天才，俾斯麦的大部分理念和路线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凭借一己之力构思出来的，下属和幕僚被他视为执行机器，既无从窥见政策的奥妙，也无法习得舵手的经验。年复一年，德国的外交和行政部门逐渐被一群尽职、干练但缺乏判断力的官僚所占据，对那个仅有的“主脑”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俾斯麦在1890年离职后，继任的卡普里维等人根本无法延续他“同时玩转七个水晶球”的复杂政策，只能另起炉灶推行一条简单粗暴的路线；“铁血宰相”的独断专行既是他伟大功勋的主因，也成为一项有害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