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就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浙江人黄庆澄前往日本游历，以“咨其政俗得失”。在长崎，黄庆澄问老华侨，日本人好打交道吗？老华侨答曰，三十年前，华人备受优待，如果是文人学士，礼数更加周到。如今可不一样了。面对日本的巨大变化，黄庆澄发了很长一篇议论。他认为 “日本维新之政，诚为得矣”，的确很成功。但日本风俗“喜动不喜静，喜新不喜故，有振作之象，无坚忍之气”，这虽是日本人的短处，但也是明治维新能迅速取得成效的原因，应当说这个见解相当深刻。黄庆澄热切呼吁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但也明白，这种事情对于清朝而言非常艰难。

　　驻日使臣汪凤藻告诉他，日本维新仅仅二十余年，虽然不能说每件事都尽善尽美，但现在已经粗具规模了，“不可谓国无人也！” 黄庆澄很早就研究西学，汪凤藻更是同文馆学英文出身，又考上进士入了翰林，不折不扣的学贯中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学霸却在出使大臣的位子上郁郁不得志。康有为此前也曾上书光绪帝，“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结果京中士人都认为他有毛病。汪凤藻对黄庆澄推心置腹地说，“今日之谈洋务者，仅可著书而已！”

　　一年以后，甲午战争爆发，攻守易势。此前的对外战争输给陌生的西洋人，中国人和西洋人，从人种到语言、从文化到制度，处处都不一样，国人只看见洋人的枪炮厉害，怎么也不会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败。而明治时期的日本在清末儒家维新派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日本在当时的国人看来不过是一个低配版的中国，清朝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还早。在当时人看来，两国原本就同文同种，清朝还占据先机，这次输给日本，这说明什么？这一定是体制问题。于是，谭嗣同在湖南痛吟“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了公车上书，梁启超写下“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的名句。

　　日本借明治维新实现了甲午战争的军事胜利，也将清朝“中体西用”改良路线彻底堵死，传统的政治、文化逻辑彻底丧失了合法性，反保守、求变革的革命行动从此一泻汪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证明这种变化：1877年，广东人黄遵宪随何如璋赴日，担任驻日参赞，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剧变。黄遵宪花费8年时间完成了《日本国志》，详细介绍了明治维新的全程，并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地客观介绍。然而写成后却无人问津，甚至没有书局愿意出版。1895年甲午战败，这本《日本国志》迅速付梓，一再加印，洛阳纸贵。一心想要改革强国的黄遵宪对此哭笑不得，早知如此，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