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在文革期间曾经多次被揪斗，惨遭毒打，后被定为“三反分子”，强制下放进行重体力劳动“改造”。一直到晚年，胡耀邦对中共的“揭发批判”仍然心存余悸和恐惧。

　　多次被揪斗 惨遭红卫兵毒打

　　大陆作家叶永烈2001年对胡克实的采访和其他知情者的撰文，使得人们了解到胡耀邦在文革期间的悲惨经历。

　　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在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是“暗箱操作”，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中央文革小组”借机说是受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极左思想的红卫兵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

　　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

　　农场“劳动改造” 两年整死7人

　　1969年5月，胡耀邦只身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并被剥夺的工作权利和应有的政治权利。

　　军代表把胡耀邦当成“三反分子”，放在一连，实行监督改造，加强管制。因为一连大多是团中央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军代表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胡的“改造”。

　　据黄湖农场一连连长说，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房子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干部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浑身疼痛。对于像胡耀邦那样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人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胡耀邦当时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干活。每次出工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田里舀点水洗痔疮，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无论是托坯和泥，运砖拉石，推谷晒场，风车扬麦，插秧割草……什么苦累的活他都干过。比如托坯吧，一个土坯重约25斤，最棒的小伙子，一天也只能托50多块，而他却用足体力，努力去托，一天托20多块。

　　当时团中央和各直属单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约2000人，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的达7人之多，其中有中年领导干部钱大卫（团中央常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知名作家吴小武等。

　　军代表的特权

　　在农村死人的情况下，军代表却经常身背猎枪在黄湖内到处游荡，把打鸟、打鸭子、打兔子当作他们的“劳动”。

　　军代表在生活方面对广大干部限制很严，不准在集市买吃的东西。带有青少年子女的干部，给孩子买块豆腐吃也被当做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相反，军代表把水壶当作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

　　一次，该连长因汇报工作，闯进了军代表的办公室，发现他们围在炉旁煮鸡吃。他们不仅常到集市上买王八做汤食肉补养，还买王八往北京家里捎。有一次回到北京探亲的军代表特意打电报到信阳，要他代他们买活鱼，设法捎到北京。

　　晚年仍惧中共“揭发批判”

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

　　1972年秋，周恩来将胡耀邦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胡耀邦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军代表为了定胡耀邦的罪，捕风捉影，把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这一现象，诬蔑为“富强胡同（胡耀邦的家）是‘裴多菲俱乐部'”。

　　由于文革期间的惨痛经历，胡耀邦直到晚年，对中共中央生活会的“揭发批判”仍然心有余悸，总觉得这件事可能还没完，他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原谅和宽恕，因此心存恐惧。

　　胡耀邦最后一任政治秘书刘崇文在2009年第9期《炎黄春秋》撰文《胡耀邦逝世前半年的心态》披露，生活会后，胡耀邦曾同夫人李昭去看望过邓小平一次，谈了15分钟左右，邓小平对他很冷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