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谍影疑云:消失在朝鲜的亲人(上)
www.wforum.com | 2017-09-08 04:28:58  纽约时报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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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岁那年,我记事以来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姥爷家见到了这个皮肤蜡黄、双眼奇大、矮小佝偻、骨瘦如柴的老太太。她与姥爷、姥姥说着我听不懂的朝鲜话,偶尔瞪着大眼睛看着我笑笑,而我则一直在想她一把年纪,怎么还头发乌黑。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撞见她把头上的假发拿下来梳理,吓了一跳。我与她因为语言隔阂,交流甚少,那一幕便成了我之后每次想起她,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她的头顶,只剩下几缕白发紧贴在头皮上,衬得她干巴巴的面容更加憔悴。她见我看见她,立刻把假发戴了回去。

  她是权南顺(Kwon Nam-soon),姥爷的妹妹。我和家人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3年年底,于北京。她走时在假发里藏了近1000美元,还带着100支青霉素,两个装满了二锅头的塑料桶,两条烟,上百条丝巾,成捆的丝袜,整盒整盒的口红、粉底及不计其数的衣物、皮包、皮鞋,穿着姥爷家送给她的一身新衣,踏上了回家的火车。

  她的家,在朝鲜。

  自此,她和她的家人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如今回首,南顺和姥爷这对出生在中国东北的朝鲜族兄妹,本在青春岁月时被卷入了同一个历史漩涡,却因为不同的选择,走上了各自跌宕起伏却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在后半生的数十载中,他们分居朝中,她从一介平民“荣升”特权阶层,他从军中新星到被打倒为“反革命”,随后,他们又被各自的命运带向了另一段沧海桑田。兄妹分别至姥爷去世的半世纪里,他们六次团聚,却从手足情深、相互扶持,到互生嫌隙、渐行渐远。姥爷和南顺,俨然成了中朝各自发展和关系走向的一个缩影。

  而我则在长大后才逐渐从家人处得知,在我眼里形容枯槁、平凡无奇的南顺, 曾有一段和丈夫一起在海外工作的神秘经历,且待遇优渥。家人一直认为,他们极有可能是朝鲜的一对海外特工夫妻。然而,那一段传奇的真相,连同她与她的家人失踪至今的原因,都被不断叠加的岁月和越发封闭的朝鲜遮盖得愈加扑朔迷离,只剩下我和家人能够拼凑出来的回忆,以及我们通过反复思忖这些记忆所得出的猜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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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姥爷、南顺与曾外祖母1956年于哈尔滨合影留念。曾外祖母不久即去世了。

  命运流转

  姥爷的家族祖上是“两班”,即古朝鲜时代的贵族阶层。二十世纪初,姥爷的祖父和几个兄弟被中国东北富饶广阔的土地吸引,一起离开了朝鲜半岛南部忠清北道的老家,来到黑龙江省中部绥化的绥棱县定居,以种地为生。

  姥爷名叫权伍载,1929年生人,上面有两个姐姐,后来都早在1940年代时便嫁回了现今的韩国。姥爷4岁时,他的父亲被土匪绑架勒索钱财,熬了数月才被释放,出来后很快便去世了。当时还未出生的妹妹南顺,自此成了曾外祖父的遗腹子,于1933年出世。曾外祖母不曾改嫁,独自养育了四个子女。

  曾外祖父去世后,曾外祖母便搬到了哈尔滨市郊,在那里经营一家家庭旅馆维持生计。姥爷到了上学的年纪,因家里困难,便被送回了绥化投奔亲戚,在那里上学。南顺则被留在了曾外祖母身边,在那里读书。

  姥姥回忆,姥爷曾说他和妹妹从小的性格就截然不同——姥爷内向沉默,南顺则外向泼辣。

  姥爷中学毕业,于1948年参加了解放军,随后主要负责基层宣传工作。

  南顺中学肄业,从学校出来后,她与一位中学时曾教过她的老师重建了联系,并互生好感。这位家里是从北朝鲜移民到中国的老师,最后成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名叫金大万(Kim Dae-man)。他的具体年纪,家人记不清了,只大概记得比姥爷年长几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正式爆发。同年10月,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姥爷作为第一批入朝志愿军中的一员,当月便开赴朝鲜。姥爷在朝期间是朝鲜族上将赵南起的老部下,先后任计划运输科助理员、参谋,负责火车调度等后勤事宜,也因会说朝语,负责一些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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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金大万1955年于朝鲜。照片中,他身着朝鲜人民军军装;右:本文作者的姥爷权伍载(右三)和志愿军战友在朝鲜。具体时间、地点不详。姥爷手中,是他从朝鲜老乡家购买的一把小提琴。

  1957年时,姥爷在一次回东北探亲期间,经战友介绍认识了一位辽宁抚顺的朝鲜族姑娘,也就是我的姥姥,并确定了恋爱关系。

  姥姥说,姥爷曾提到过南顺的丈夫比他更早赴朝,在战争正式开始前就已身在朝鲜,且虽是以解放军身份入朝,但最终变成了朝鲜人民军编制。对于金大万的教书、参军经历,家人了解不多。但据史料,我们分析,他可能是金日成在1949年战争一触即发、人手紧缺之际,向毛泽东索要的三个东北“朝鲜师”中的一员。这三个师全部由朝鲜族士兵组成,分别于1949年7月及1950年4月抵朝,随后收入人民军编制。

  家人回忆,姥爷曾提到金大万打仗时是侦察兵,专门负责“抓舌头”,即到三八线以南抓韩国士兵来套取情报。战后他在人民军中的职位不详。

  南顺则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哈尔滨市郊教书,并照顾曾外祖母。直至1956年6月,曾外祖母病逝,南顺未和姥爷商量,便变卖了家里的房产和全部家当,只留了一套铜碗随身带着,只身乘火车前往朝鲜,去找金大万。

  甫入朝鲜,南顺身上的钱就全被偷了,只剩下铜碗。她就这样带着一套铜碗找到了金大万,与他结为夫妇。随后,她也联系上了姥爷。

  家人回忆,姥爷曾说过,最后一批志愿军即将撤军之际,曾有人民军领导多次动员他留在朝鲜援建,并许诺更高的官位,但被他断然拒绝。家人说,姥爷对人民军,很是“看不上”。姥爷觉得人民军组织纪律极差,人的素质更差——姥爷曾对家人讲过,那时候志愿军和人民军聚会,按朝鲜人的习惯在进屋前把鞋脱在门口,而人民军每次都编个理由先走,为的就是把志愿军的好鞋穿走,把他们的破鞋留下。

  再者,姥爷也考虑到当时已和姥姥定下了婚约,已经去照相馆照过相了,不好意思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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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作者家人据曾外祖母1956年6月去世推算,这应该是南顺初到朝鲜时,与作者姥爷的合照。右:作者的姥爷权伍载1958年回国后,与抚顺姑娘朴明淑结婚,即作者的姥姥。

  姥爷曾告诉家人,他在离开朝鲜之前,曾去找过一次南顺和妹夫。他们夫妇一直居住在金大万战后定居的沙里院(Sariwon)市。沙里院是朝鲜黄海北道首府,位于平壤以南65公里处,也被称为平壤的卫星城,是黄海北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至于金大万起初定居于此的原因,家人并不清楚。

  姥爷曾说,他当时力劝他们不要留在朝鲜,跟着志愿军部队回中国。但南顺和妹夫拒绝了,因为金大万认为留在朝鲜,仕途更有发展。姥姥还记得,当时姥爷极其不赞同妹夫与妹妹的决定,认为他们留在朝鲜,一定好不了。

  自此,一条鸭绿江,隔开了这对兄妹之后的荣誉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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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姥爷权伍载1957年于平壤拍照留念。一年后,他随最后一批归国志愿军返回中国。

  1958年10月,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后,姥爷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大连待业,姥爷则先到姥姥的老家抚顺,和她结婚。时恰值北京军事博物馆筹建,姥爷随后被派往那里就职。当年冬天,便携妻抵京。当时身为全志愿军最年轻上尉的姥爷,成为了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馆的一名助理员,前途大好。

  此时至60年代初,姥爷未能联系上南顺。据家人回忆,1963、1964年左右,文革前夕,姥爷曾去朝鲜大使馆打听妹妹的下落,未果。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朝鲜在中苏关系恶化后,由起先倾向中国转向了倾向苏联,导致中朝关系紧张。文革初期,朝鲜报刊一系列文章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随后,愤怒的红卫兵以一张称金日成为“修正主义者”的大字报回敬。

  1967年的一天,姥爷从外地出差回京,一下车就突然被抓了起来,被指责是“保皇派”、“反革命”,随后被关押、抄家、羞辱、折磨。而姥爷被批斗的“错误”之一,就是他曾试图联系朝鲜亲戚,勾结“朝修”。

  姥爷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山西,直至1971年才恢复自由,但一直未被正式平反,组织上拖了几年未给他重新分配工作,短暂回到军事博物馆复职后又让他转业,姥爷不同意,便又被架空数年,直至1986年查出了癌症,随后办了离休。

  姥爷的三个子女,均出生于60年代的妈妈、小姨和舅舅,在文革的阴影下磕磕绊绊地长大,也从未学过朝语。他们在童年时代,只模糊地知道姥爷在朝鲜还有个妹妹,但对她和金大万一无所知。而南顺和金大万60至70年代上半叶的经历,我们至今所知甚少。他们大多只和姥爷用朝鲜语交谈,他们点到即止,姥爷文革后,则对几乎一切政治话题三缄其口。

  北京现身

  1978年夏日的一天,当时在读小学的舅舅中午放学回家吃饭,照常去大院的传达室拿报纸。刚到门口,他就看到那里站着一个打扮非常时髦的女人。她的头发是烫过的,穿一件化纤掐腰的湖蓝色上衣,围着纱巾,下身着一条藏蓝底黑条纹喇叭裤,脚蹬一双黑色粗跟高跟皮鞋,仔细一看,还有一颗大金牙。

  “一看就让人觉得是归国华侨似的。当时国内根本没有那么打扮的人,都是一片灰,”舅舅回忆说。

  那个女人,正在和传达室问权伍载的住址。

  舅舅一听是找爸爸,就拉她,说他带她去找。舅舅介绍了自己,随后才知道,这个中文已经不太流利的女人,就是那位“北朝鲜姑姑”。

  南顺的突然来访,震惊了全家。小姨赶紧去把当时正在外办事的姥爷找回了家。

  分别廿载,兄妹团聚。姥爷和南顺一见到彼此,便喜极而泣,紧紧相拥。

  “姥爷激动得嘴唇都发抖,”妈妈说。

  南顺还带来了一个让家人吃惊的消息:她竟是从澳门来,短暂路过北京,顺便来看一看姥爷,一会儿还要回到朝鲜大使馆去。她说,她是通过官方关系打听到了姥爷被分配到了军事博物馆,然后找来的。南顺只说她与丈夫目前都住在澳门,至于他们在朝鲜和澳门的具体工作,她并未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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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姥爷权伍载的妹妹权南顺70年代在澳门。生于中国、朝鲜战争后随夫定居朝鲜的她,曾有一段在澳门工作的神秘经历。

  比起姑姑为何从朝鲜跑到了澳门,更让妈妈、小姨和舅舅三个孩子好奇、激动的,是姑姑带来的高级礼物。

  “姑姑一进门,就先把兜里带的五块表掏出来了。她也没带包,全是从衣服兜里掏出来的。一块一块都是用眼镜布包的,用皮筋绑着,”小姨回忆说。

  三个孩子打开一看,全是瑞士高级手表。

  姥爷的是一块梅花(Titoni)全自动机械手表,姥姥的是一块梅花全自动机械女表。舅舅得到了一块精工(Seiko)全钢全自动手表,妈妈和小姨各得到了一块瑞士的漆皮表带手表。“我们都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但是特好看,”小姨说(后来妈妈和小姨的两块表因为那时家里缺钱,次年被姥姥卖了,妈妈和小姨到现在都很伤心)。妈妈说,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没怎么见过瑞士手表,所以能戴上一块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情,恨不得时时刻刻都要把手腕亮出来。

  南顺还带了一块那个年代在北京根本没见过的力士(Lux)香皂。“那个香啊,特好闻,”小姨说。接着,南顺又把脖子上的纱巾解了下来,也留下了。

  战后,朝鲜工业化进程大踏步向前。70年代时,朝鲜经济明显好于中国,朝鲜的生活,让当时的中国人十分艳羡。

  南顺那次只匆匆呆了一个下午,简单告诉了姥爷她家里的基本情况。她说,她与金大万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这段时间里生了三女两子,她和丈夫在澳门期间,她的孩子们都被允许在平壤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读书,凡需出门,也有专车接送。这所军事化管理的学院,只有对国家有杰出贡献、拥有特殊荣誉人士的子女才有资格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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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顺夫妇与大女儿、二女儿60年代于朝鲜。60年代时,身在北京的作者的姥爷权伍载未能联系上他们,照片为此后随信收到。之后南顺和金大万对那一时期的工作也从未谈及。

  南顺离开时说要去北海,朝鲜使馆的车一会儿会在那里接她。妈妈和小姨放学后,正好送南顺到附近的21路车站。妈妈说,她们至今都记得,“路上姑姑跟我们说,她去澳门之前在朝鲜培训,什么坦克、飞机,给她什么她都能开。她还学过格斗。她说她一个人打四个小伙子没问题。然而南顺依旧未向两个侄女提及,她接受这些训练,是准备做何工作。

  军事博物馆站是21路的终点站,等车的人很多。轮到南顺要上车时,车门突然关了。“结果她啪地一抓车门,刺溜一下一转身儿就上去了。身手特敏捷,我们都惊了,”妈妈说。

  过了几个月,姥爷陆续收到了南顺的两三封信。寄信地址均是广州白云宾馆。信里说,她的丈夫金大万患病,在白云宾馆养病。随信还寄来了一些他们夫妇在澳门的照片,和他们及子女在朝鲜的照片。

  妈妈、小姨和舅舅说,南顺那时寄来的照片中,她的子女都穿着制服,看起来英姿飒爽。有些照片还是他们在游乐场玩的场景。“当时羡慕得不得了,觉得他们生活得特高级,”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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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顺70年代末寄来的照片里,她和小女儿在平壤的游乐场里游玩。在南顺和金大万驻澳门的鼎盛时期里,他们和在平壤读书的子女都过着优渥的生活。作者的妈妈、小姨和舅舅看到这张照片后,羡慕不已。

  神秘“权贵”

  1979年春日的一天,姥爷突然接到了金大万的一通电话,说他从澳门路过北京回朝鲜,当晚10点将造访。

  到了约定时间,姥姥让妈妈下楼接姑父。妈妈一下楼,就看见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停在院门口的路口,车灯关着。司机下车绕到车后,先鞠了一躬,随后打开了车门。一个穿一身灰西服、皮鞋锃亮、派头很大的男人从车里迈了出来。他,就是金大万。

  “姑父是那种老拿着劲儿的,对家里的小辈儿都不太爱搭理,”舅舅说。

  “他会说中国话,但是一句都不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说。

  那一夜,一直很合得来的姥爷和金大万,高兴地聊了整整一宿。据家人回忆,金大万当时说,南顺此时仍身在澳门。朝鲜派他和南顺到澳门(具体派驻时间,家人记不清了),且他们需要自己谋得工作在那里长住。南顺在一个制衣厂做缝纫工,他是那里的工头。他说,他和南顺都学了广东话,他因有时需要来往东南亚国家,还学会了泰语。

  妈妈、小姨和舅舅记得,当时曾看见姑父兜里揣着好几本不同国家的护照。

  但关于他和南顺的具体工作性质和内容,他始终未说明,南顺日后也不曾透露更多。家人分析,他当时也是基于对姥爷的绝对信任,才蜻蜓点水地透露了这点滴信息。

  金大万第二天一早便离开了。离开前,他把自己穿在西服里面的一件新的尼龙T恤衫送给了姥爷,穿了一件姥爷的旧衣服走了。

  走前,他还和姥爷姥姥约定,那日白天在朝鲜大使馆附近的日坛公园与姥姥再见一面——因为考虑到姥爷是军人身份,不便在公开场合见这位朝鲜妹夫,所以只得姥姥单独前往。

  妈妈说,那天一早,也是她送姑父下楼。秒针刚到5点整,那辆黑色奔驰就来到了前晚的停车地点,带着金大万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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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万70年代于澳门。他会说完全没有朝鲜口音的韩语、中文、广东话和泰语,行踪神秘。

  白天,姥姥和妹夫在日坛公园一个角落的亭子里短暂会面,由妈妈在附近放风。金大万给了姥姥一点美元,又给了她一台日本松下的单卡收录机。

  姥姥回忆,姥爷前晚听到金大万说他和南顺在澳门工作、金大万有时还需来往东南亚,加之妹夫和妹妹均未详述工作内容,便立刻明白了“工头”、“缝纫工”大概只是幌子,他们一定是从事朝鲜政府的秘密工作。姥姥说,姥爷本就是一个谨慎的人,加之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便更加谨小慎微,所以在猜到他们的工作性质后,即刻明白他们依纪律不能多说,便停止了追问。

  姥爷有了这样的怀疑之后,家人此后也都明白了不应该再打听他们当时的经历。

  神秘、傲气的金大万,之后便返回了朝鲜。家人数年后才得知,他因健康情况恶化,1979年那次回到沙里院后就一直留在那里治病,无法再执行外派任务。南顺随后便也从澳门回到了沙里院。他和丈夫的巅峰时代,就此结束。而我们则从未料想到他们此后的人生转折。

  在鸭绿江这一头,那个物质条件匮乏的年代里,姥爷一家人对南顺夫妇的赠予念念不忘,心怀感激。姥爷的三个孩子更是觉得有这样事业有成、生活优渥的朝鲜姑姑、姑父,很是新奇得意。而在文革后越发草木皆兵的姥爷,则嘱咐子女不要在外面提起南顺和金大万来家里的事,免得政治波动,又惹是非。妈妈说,姥爷心里大概还有一层感情——南顺当年自作主张卖了全部家当跑到朝鲜,让丢失了关于母亲一切回忆的姥爷伤心不已,而南顺如今的慷慨,也算是补偿了一些当年的草率任性。

  但金大万这次造访后,他和南顺再次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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