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原野肥美，田连阡陌，经济的价值诚高矣，然未必具有地位的重要。反之，荒山小岛其物产无足言也，然其地位之重要，往往一国之安危，一战之胜败系之。”一位地理学教授曾这样形容南海诸岛的重要性。

　　12月12日，中国收复南海诸岛70周年纪念日。1946年11月至12月，中国政府派出“太平”、“永兴”、“中建”、“中业”4艘军舰，收复了被日本非法侵占的西沙和南沙群岛。

　　二战结束以来，多少血肉之躯守护并捍卫着这片蓝色国土。这里是中国渔民的“祖宗海”，更是中国的“门户”与国家尊严的象征之一。

　　收复南海诸岛亲历者讲述收复背后的故事

　　12月8日，在中国收复西南沙群岛7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一位95岁老人的一举一动格外引人注目。他叫李景森，是目前唯一健在的、亲历中国南海永兴岛和太平岛收复的历史见证人——时任民国海军永兴舰副舰长。

　　“我在（太平）岛上见到的都是中国渔民生活的陈迹，土地庙神主牌位上用中文写着‘福德土地龙神之位’，土地庙附近淡水井里的水甘甜可口，我在井边还捡到一枚中国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钱币。岛上除了一些被炸毁的日军军事设施外，没有看到任何外国人曾在这些岛屿居住和生活的痕迹。”他开口讲话，语气平静如水，但所描述的70年前的生动细节却紧紧抓住了现场所有人的心弦。

　　70年前，曾经是一段既神圣又艰难的岁月。在最紧要的时刻，是林遵、李景森、郑资约、张君然等许许多多人以命相抵，才把南海诸岛这些璀璨的明珠捧回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纪念活动间隙，李景森老人和1946年收复行动指挥官林遵之女林华卿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外国势力虎视眈眈倒逼收复工作提速”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决定，台湾、西沙和南沙群岛等岛屿应回归中国。

　　林华卿回忆道，其实到1946年的时候，南海诸岛的形势反而变得十分紧张了，日军撤离后南海诸岛无人驻守，这一“空档期”引起了周边国家和势力的垂涎。当时法新社西贡专电称：“法国海军陆战队于1946年5月曾在西沙登陆，逗留15天。”同年8月又有消息传来，菲律宾外交部长季里诺表示要将我南沙群岛并入菲律宾版图。

　　“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外国势力的虎视眈眈在倒逼收复南海诸岛工作的推进。”1946年9月2日，民国政府决定由海军总司令部组织舰队收复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派兵进驻各岛。

　　海军总司令部迅速调集护航驱逐舰太平号、驱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号及中业号组成编队南下收复西、南沙群岛。为了防止外国人在中国舰队到来前抢占各岛，这次在胜利旗帜下进行的荣耀行动，却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1946年10月29日，编队指挥官林遵海军上校命令各舰要“若无其事”地分别出港，22时在长江口汇合，后编队南下。除了筹集生活、作战、通讯等守岛必备物资外，另派海军陆战队及其他技术人员共59名官兵，作为第一批守岛部队随舰队出征。

　　林遵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青年时期他就读于马尾海校、英国朴次茅斯海军学校和皇家海军学院，还曾被派往德国学习潜艇技术。1939年回国后担任了海军布雷游击总队第五大队大队长，在长江江面上和日寇展开了水雷战。1946年任中国海军驻美接舰部队的指挥官，接收美援的8艘军舰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

　　1946年11月1日晚，舰队到达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并于午夜时分进入虎门水面抛锚。林华卿说：“父亲曾对我们讲过，当时他在驾驶室里眺望虎门群山，遥想1840年伯祖父虎门销烟的场景感慨万千。百年之前的侵略者，就是经南海而来，百年之后中国自己的舰队即将收复南海诸岛，必将永远斩断帝国主义侵略的魔爪……”

　　当地渔民拿出世代相传的《更路簿》

　　南海海域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辛勤劳作的地方。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中国就对西南沙群岛设吏管辖，派遣水师巡视南海。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弱成疾，南海岛礁被西方列强瓜分，日本更是在侵华战争期间，相继侵占了西南沙部分岛屿，至今西沙珊瑚岛、永兴岛上仍存有法、日非法侵占时期修建的炮楼和房屋。更为不利的是，国民党海军在抗战中全军覆没，林遵率领的收复舰队骨干力量是1944年以后经由美军培训的，其中竟无一人有过巡航南海的经验。

　　“当时他们存在四大难题。”林华卿介绍说，一是缺少航海资料。更危险的是，南沙海区常有二战时遗留的漂雷，舰艇随时都有触雷的风险。二是航行海域气候恶劣。南海海域夏、秋季多雨多台风，冬季多强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海面常有3米以上的大浪。三是气象预报不准。当时抗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南海气象站尚未恢复，无法给舰队提供及时可靠的气象预报。四是航行途中缺少避风锚地。虽说西沙群岛的锚地尚可，但南沙群岛底质多为碎石、沙子和珊瑚，容易走锚。

　　前往南海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舰队中不少官兵顾虑重重。但林遵坚持认为：收复南海主权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必须克服困难，在限期内完成任务。

　　经反复研究论证，林遵决定将舰队兵分两路，由他亲率太平、中业两舰进驻南沙群岛的最大岛屿太平岛（长岛），副指挥官姚汝钰率中建、兴业两舰进驻西沙群岛的最大岛屿永兴岛（林岛）。

　　1946年11月8日，舰队顺利到达海南岛榆林港。林遵一面命令各舰补充淡水食物，一面寻觅当地熟悉海情的渔民了解西沙、南沙群岛的详细情况。

　　幸运的是，海南一些渔民听说中国要收复西南沙，纷纷拿出世代相传的《更路簿》。上面不仅记录了他们在西南沙群岛盖房建庙、挖井积水、垦荒种植、耕海牧渔的情况，更给收复舰队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航行资料和航海图。

　　两天后，随着林遵的一声令下，舰队起锚出海。“不料舰队刚驶出港口10多海里，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小山似的巨浪把舰艇一会儿抛上浪头，一会儿又狠狠地摔进低谷。惊涛骇浪中，中业、中建两舰横摇至30度，大有倾覆之险。雪上加霜的是，舰队旗舰——排水量1430吨的太平舰发动机出现故障，难以远航。”林华卿介绍说，出于安全考虑，她父亲只得下令舰队返航，等待天气转好。

　　“南海就像泼辣妇人的脸，说翻就翻，毫不留情。”似乎为了印证这句流行着海南渔民口中的谚语，舰队第二次出海时，天气又从风平浪静瞬间变成狂风暴雨。

　　舰队这次没有妥协，与狂风恶浪整整搏斗了一天，艰难前行近百海里。这时，黑压压云层笼罩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刚刚率舰横渡太平洋的林遵敏锐地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台风的前兆，如果继续前行，可能舰毁人亡，于是果断下令返航。

　　两次无功而返并没有动摇林遵收复南海主权的决心。为稳妥起见，他命令姚汝钰率永兴、中建两舰于11月23日趁风浪稍减之机，先行出航。这一次出航，却出奇的顺利。

　　简单而隆重地宣示主权

　　几声炮响，打破了中国南海西北部西沙群岛的宁静，惊起了不远处一座小岛上的一群海鸟。炮弹是由一艘军舰向空中发射的，在蓝色的天空中划了一道圆弧，落在蔚蓝的海面上，溅起了几堆浪花。

　　发射炮弹的军舰上写着“永兴”两个醒目的大字。

　　1946年11月24日，在永兴舰舷边，25岁的副舰长李景森正整理着行装，准备率队下舰转乘救生艇前往他们的目的地——永兴岛。

　　“我第一个跳下救生艇，一边踩着齐腿深的海水一边向永兴岛大喊：我们回来了！”回忆起那段经历，李景森依旧兴奋不已。

　　“在永兴岛上，除了椰树成林、海鸟成群，我还发现了一座海南岛渔民修建的‘108兄弟’庙，我知道那是我们同胞祈福平安的精神寄托，也是永兴岛自古属于中国的铁证。”

　　在确定岛上无人后，舰艇编队组织人员登陆，抢运物资，搭建营房，构筑工事，架设电台，修建炮位。5个昼夜后，这些工作大体完成，由坦克登陆舰中建号放下的登陆艇，将载着刻有“永兴岛”三个字的主权碑搬到岛上并竖立起来，由永兴舰和中建舰两舰部分官兵组成的队伍，衣装整齐，精神奕奕地在岛上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收复永兴岛仪式。

　　随着幕布的揭开，“永兴岛”主权碑显现在人们眼前。欢呼声随即响起，从海岛一直扩至辽阔的南海碧波上。

　　12月12日，林遵率“太平”“中业”两舰抵达南沙太平岛。上岛后，发现在岛的西南方向有一座日本兵修建的纪念碑，上方绘着日本国旗，下方写有“大日本帝国”5个字。上岛官兵当即将其摧毁，并在原址上竖起中国的纪念碑。此碑为六锥体，四面刻字，正面刻着“太平岛”，背面刻着“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左面为“太平舰到此”，右面为“中业舰到此”。

　　自此，中国收复南海诸岛工作宣告完成。

　　李景森回忆道，1947年元旦，他们在太平舰的后甲板举行了收复西南沙群岛记者招待会。林遵上校向中外记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详细介绍中国政府行使主权，中国海军进驻西南沙群岛的经过，并郑重地向全世界重申了中国拥有南海诸岛主权！

　　1934年加入海军的李景森，见证过中国海军的耻辱——抗战期间，中国的“海防线”被压缩到今天的葛洲坝一带。李景森说，由于舰船都被日军炸沉，他们就潜入水下，把军舰上的枪炮卸下来搬到岸边的高地上，继续战斗。

　　而收复南海诸岛那一刻，李景森感觉到了身为中国海军的自豪。“参与收复南海诸岛，捍卫了领土主权完整，维护了国家民族尊严，这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南海是国家的门户，绝对不能丢”

　　1947年5月，李景森奉命再次前往南海执行巡航任务，除了登上太平岛巡察外，还巡视了黄岩岛等南海岛礁，直至最南端的曾母暗沙。

　　在太平岛上，李景森所见到的都是中国渔民在这里生活的陈迹，有中国渔民建造的土地庙，神主牌位上用中文写着“福德土地龙神之位”，土地庙附近挖有一口淡水井，井里的水非常甘甜可口，他在井边还捡到一枚中国明代永乐年间铸造的钱币。岛上除了一些被炸毁的日军军事设施外，没有看到任何外国人曾在这座岛屿居住和生活的痕迹。

　　老人回忆道，当时随舰队参加岛礁收复任务的还有地理学教授郑资约，负责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分，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等工作。根据实地测绘结果，由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完成了南海诸岛最新命名，使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范围具体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宣誓、确认南海主权的关键环节。

　　40多年后的199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永兴岛西沙军港立起一座20余米高的大理石碑。朝海方向即为一幅巨大的《中国南海诸岛图》，朝岛方向刻有“中国南海诸岛工程纪念碑”，上书：“南海诸岛沧桑千年，炎黄子孙创业今朝，今于永兴岛立碑铭志，以昭千秋。”

　　“在海上时，郑资约教授曾对我讲过，某地原野肥美，田连阡陌，经济的价值诚高矣，然未必具有地位的重要。反之，荒山小岛其物产无足言也，然其地位之重要，往往一国之安危，一战之胜败系之。”说到此处，李景森双手握拳，显得颇为激动，“南海是我们国家的门户啊，是绝对不能丢的！”

　　这位95岁的老人说，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多活几年，“活着看到中国由海洋大国变身为海洋强国”。

　　老兵记忆中的西沙海战：“我们将五星红旗高高竖起”

　　1974年初，当时正值冷战的重要节点。美国开始退出越南战场，中美关系正常化刚刚启动，紧绷的中苏关系将中国军事重心牵制于北部，南海方向疏于战备。被美国抛弃的南越西贡政权，为了拖住美国，分裂正在走近的中美关系，不惜向中国挑衅，凭借手中的数艘美制大舰，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炮击中国舰艇。西沙“一·一九”海战由此爆发。

　　1974年1月19日，中国海军“以小击大”，一举击溃了当时南越西贡政权的四艘美制军舰。1月20日，中国军民顺势收复西沙永乐群岛中的甘泉岛、珊瑚岛与金银岛。自此，中国得以控制整个西沙群岛，后来以此为基础，进而前出南沙站稳脚跟。

　　在这场海战中，中国击沉南越军舰一艘，击伤三艘。中国则付出了牺牲18人的代价。如今，这18名年轻的官兵安息在西沙琛航岛。这里白沙环绕，椰树婆娑。

　　“将五星红旗高高竖起”

　　不久前，本报记者有幸登上琛航岛，前往这座祖国最南端的烈士陵园祭奠英烈，聆听与触摸他们的故事。陵园坐落在岛屿深处的椰林中，9.8米高的纪念碑上书写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个红色大字，纪念碑背后刻写着当时的海战情况与18名烈士的名字，纪念碑四周是18块汉白玉烈士铭牌，上面刻画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以及他们的英雄事迹。

　　据岛上官兵介绍，18位烈士中，年纪最小的只有20岁，最大的39岁，有炊事员、主机兵、报务员、仓段兵以及舰艇长等。年纪最大的烈士冯松柏，当时是舰艇政委，据参战人员回忆，战斗中，冯松柏头部中弹，血流不止，他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坚持战斗，终因失血过多倒下。运送弹药的郭玉东以命相搏，为堵住舰艇漏洞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他牺牲时还保持着用身体堵漏的姿势，后来他被人们誉为“海上黄继光”。

　　跟记者一同登岛祭奠的还有几名当时的参战老兵，一名老兵指着远处的海面，描述着当年海战的场景：389舰因误入敌方两艘军舰的火力交叉点，被击中起火爆炸，舰尾严重下沉，舰首上翘厉害，后在其他船只的帮助下，最终在琛航岛抢滩成功，舰上多名官兵，因大火围困，最终牺牲。

　　老兵唐春喜当时参加了收复甘泉岛的行动。他说，1974年1月20日，我方舰艇向甘泉岛上盘踞的南越士兵发起炮击，南越士兵被迫退至岛屿中部，我方官兵迅速抢滩登陆，抢占岛上制高点，被包围的南越官兵很快打起白旗投降，整个战斗仅持续十多分钟，“我们将南越旗帜撕下来踩在了脚底，并将五星红旗高高竖起”。

　　后来这面五星红旗一直被参战的时任排长陈泽群保留着，此次登上琛航岛与甘泉岛后，他将这面珍藏多年的国旗交给了驻守岛礁的三沙警备区官兵，并嘱托他们一定要守好这片祖宗海。

　　“新式武器”其实是机枪和手榴弹

　　在琛航岛烈士陵园，记者用相机一一拍摄下那18块烈士铭牌，并把其中几张发给了父亲。

　　本报记者的父亲也曾是一名西沙老兵，当年恰好在南海舰队服役，且属于参战部队。他一开口就提到了389舰。因为389舰就是那艘受伤后在琛航岛抢滩的舰艇，上面有多名跟他一块参军入伍的老乡战友，一同去却未一同归。

　　尽管是40多年前的事情，但父亲依然能清晰记得战友的名字以及当时的情况。他说，389舰之所以遭重创，是因为它是扫雷舰，船身较大，航速低，且火力弱。南越方面看着它块头大，可能误以为是指挥舰，所以集中火力攻击389舰，最终导致389舰起火爆炸。

　　仔细读着烈士铭牌上的文字介绍，他们中不少人跟父亲是同龄，但他们的生命却定格于二十来岁。父亲说，“一·一九”海战爆发后，当时以为还有大仗打，隶属海军陆战队的他，立即被派往西沙。父亲回忆，当时榆林基地到处都是准备出征的官兵，很多人扎着帐篷露营在外面，自己则被安排登上了一艘被伪装的民船，大家抱着枪拥挤地靠在船舱内，上面被油布遮盖得严严实实，在前往西沙的途中，遇到了大风大浪，不少战友晕船呕吐，甚至胆汁都吐出来了，偶尔还有敌机在头顶上呼啸掠过。

　　“要是敌机扫射怎么办？”“船上装有高射炮，有一定的防空火力。那时没想那么多，不知道害怕，”父亲说，“记得很清楚，那年的大年三十，我是在给海战中牺牲的战友挖地下葬。”

　　回忆起当时的战事，父亲虽然话语有些沉重，但偶尔也会发出笑声。他说，后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有外媒报道——南越当局表示中国动用了新式武器，战友们都笑了起来，“什么新式武器？无非就是机枪和手榴弹，我们船小，机动灵活，南越船大，我们的舰艇贴近后肉搏，战士们将成捆的手榴弹扔到了对方甲板上，炸得南越兵四处逃窜。”

　　那些年，艰苦单调的驻岛生活

　　接到记者发来的照片，很快，父亲打来了电话，激动地询问岛上的情况。

　　如今，永兴岛是三沙市市政府所在地，上面建有漂亮气派的政府大楼，结实明亮的学校，还有机场、邮局、超市、宾馆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记者把一路参观的照片给父亲看，他说，完全认不出来了。

　　但有一张是海边几块硕大岩石的照片引起了父亲的注意。“这是石岛！”他介绍说，照片中的那几棵树是羊角树。他说，石岛上的风景最好，但当时要等退潮后才能过去。那时他们在岛上的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石头垒的房子，里面十分炎热；脚上穿的是胶鞋，踩在炙热的舰艇甲板上，时间稍久点，鞋底就融化了；吃的缺蔬菜，喝的少淡水，常常是咸菜拌白饭，还不一定吃得饱。

　　那时，父亲是排里唯一的党员，还写得一手好字，有些战友要是给家里写信，常找父亲代笔，父亲也乐于帮战友写信，且分享各自的心情。父亲说，那时永兴岛上走一圈只要半个小时，岛上生活十分单调，但现在回想起来又觉得那时特别充实。

　　父亲跟他的战友们就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驻守西沙的。40多年后，当漫步在父辈曾经生活与战斗过的西沙岛礁上，仿佛能够真切感知到那个年代西沙那些岛礁、那片海域上发生过的那些故事。

　　“我是1972年毛主席生日那天踏上南下列车投身军营的，当时西沙海战要是再打，或许我也会跟那些战友一样牺牲了。”聊起那些年当兵的经历，父亲感慨道。

今年7月，在南沙美济礁礁盘附近，渔民驾驶渔船前往深海养殖基地。（新华社发）
　　今年7月，在南沙美济礁礁盘附近，渔民驾驶渔船前往深海养殖基地。（新华社发）

　　南海渔民：他们亲身守护着“祖宗海”

　　南海一直被形容为是南海渔民世代守护着的“祖宗海”。为维护南海主权，多年来，在中国蓝色国土上航行着的南海渔民，始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默默又刚强地守护着南海，守护着他们心中的“家园”。

　　没有一个人在所谓“认罪书”上签字

　　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数千名渔民中，陈则波的个头样貌不算出众，但他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今年50岁的陈则波，捕鱼30多年，两次被菲律宾军警抓扣坐牢。让人肃然起敬的是，在狱中，这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渔民无论是严刑拷打还是利益诱惑，都没有在所谓的“认罪书”上签字，用实际行动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13岁就跟着父亲跑船，现在对南海每一个岛礁的位置都很熟悉。”上世纪90年代初起，陈则波便与同村渔民到中沙黄岩岛捕鱼，“那个时候基本没有外国船在那边作业，我们捕鱼抓螺不会受到干扰。”

　　然而太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少年。1997年，陈则波在黄岩岛北部作业时，遇上了菲律宾军舰，和他一起作业的渔船和60多名渔民全部被军警抓扣，在马尼拉坐牢半年。狱中，菲律宾军警曾诱惑、后来殴打陈则波，让他在“认罪书”上签字，陈则波坚决不从。

　　“英文中我只认识‘China’这个单词，我就反复地说给军警，让他们知道黄岩岛是我们的。”陈则波说。

　　被菲律宾军警释放后，仅过了一年多时间，又是在黄岩岛海域，陈则波的渔船竟然被菲律宾军舰撞沉，陈则波又被带到马尼拉关押。不过这次外交部出面很快解决了此事，并要回了他20多万元的损失。

　　陈则波说，在海上与外国渔民打交道是常事，但只要有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他会坚决采取行动。“有时碰到别的渔民毒鱼、炸鱼，我们都会开船上去驱赶。”

　　2012年4月，中菲在黄岩岛发生对峙事件。当时陈则波正在黄岩岛潟湖中作业。全副武装的菲律宾军警登上渔船，驱赶渔民站在船头，暴晒两个小时后，迫使渔民签字，有多次斗争经验的陈则波义正词严：“这个地方是‘China’的！你们赶紧离开！”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几年来，潭门镇被南海周边国家军警无理抓扣、枪击、刻字侮辱的渔民超过170人，没有一个人在所谓的“认罪书”上签字。“谁画押谁就是卖国贼”，这是潭门闯南海渔民的共识。

　　只要国家征召，他就去支援岛礁建设

　　能让一个“小老百姓”豁出生命捍卫海洋国土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是最早发现南海、经营南海，并为南海诸岛命名的“南海的主人”，南海就是潭门渔民的“第二故乡”。

　　英国官方1868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描绘郑和群礁时说：“海南渔民，以捕取海参、贝壳为活，各岛都有其足迹，亦有久居岩礁间者，海南每岁有小船驶往岛上，携米粮及其他必需品，与渔民交换参、贝。船于每年十二月或一月离海南，至第一次西南风起时返。”

　　帆船时代，靠季风往返，一待就是几个月，吃喝拉撒怎么办？法国1933年出版的《殖民地世界》杂志记述说：南钥岛上有中国人留下的茅屋、水井、神庙……

　　然而，待到1985年中央批准重新恢复中断了30年的南沙渔业生产时，南沙海域数十个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渔民能够躲避台风、停泊歇息的小岛没有了。

　　南沙的岛礁建设极为迫切，当时国家希望从渔民中选拔政治立场坚定，肯吃苦耐劳者参与南沙岛礁建设。潭门老渔民王书茂就是其中一员。

　　年近60岁的他回忆说，当时国家要从海南岛运输大量的建设物资到南沙，由大船先将物资运到指定海域，潭门渔民负责把这些物资从大船转运到礁盘上，有时候，渔民也会从潭门直接运送物资到岛礁上，一个月要往返数次。

　　“这是国家的工程，对渔民也是好事，国家给我们补助，我们也不会提额外的条件。”王书茂说，在南沙干这些活，比捕鱼还要辛苦，奔波劳顿不说，还要协助搬运石块、钢筋、水泥等。“在南沙毒辣的阳光和腥咸的海风里干重体力活，没有坚强的意志力是坚持不下来的”。

　　在随后的年月中，只要是国家征召，王书茂和他的同乡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物资运送的工作中，他的儿子王振福也参与过这些工作，对父亲常年的坚持充满敬佩。

　　王书茂支援过南沙海域赤瓜、东门、南熏、华阳等7个岛礁的建设。他说，早年间岛上条件艰苦，淡水和米都靠渔船运送，有时想煮干饭没有米，想煮稀饭没有水。但是看到岛礁建设者和驻岛战士用辛劳和高度责任感镇守祖国南疆，他也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

　　2015年，王书茂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表彰大会上，省委书记罗保铭的一番话让王书茂眼圈泛红。“大家看看在场谁最高、最黑，是潭门渔民王书茂。大家再摸摸他的手，看看他的脚，就会知道他是地道的渔民——手比别人的大、粗、硬。再看那脚，脚趾都是张开的，因为老是光着脚踩在船上，要保持平衡。”

　　不厌其烦地讲述，是为了血脉的传承

　　最近几年，耄耋之年的老渔民苏承芬一遍又一遍地接待着同是耄耋之年的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的来访，将祖传的《更路簿》复印给老教授，希望通过专家学者的研究，将“南海自古就是中国人”的铁证《更路簿》传播出去，让国际国内都知晓。

　　除了协助老教授做研究，他还接受网络预订制作帆船模型，一艘艘精美的木质帆船模型从他粗糙的手中造出，透着的是对渔业生涯的眷念和对南海深沉的爱恋。

　　早在1948年，13岁的苏承芬就在父亲的带领下开始了闯海生涯。由于悟性高，勤学习，年纪轻轻的苏承芬就开始担任船长。同时，潭门老一辈渔民传下来的《更路簿》和航海技巧，苏承芬都烂熟于胸。“那时候我们老船长都懂从海水、云彩的变化中看天气，这些都是长时间航海积累的经验。”

　　早就在家安享天伦的苏承芬没有割舍他的“蓝色情结”。他会定期到文化馆向游人讲述老一辈潭门人在海南的打渔故事，讲《更路簿》的使用方法。只要有记者来采访，他都会把珍藏的《更路簿》和罗盘拿出来，详细地讲解。

　　如今，苏承芬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路簿》的三位代表性传承人之一，在他看来，《更路簿》凝聚着潭门渔民的智慧和辛劳，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上在南海的存在，这是潭门渔民对南海的执着情感的寄托。

　　“我们潭门渔民的血脉是在南海一代代传下来的，别人是无法改变的，不管是捕鱼技术还是《更路簿》，我们都想让下一代知道并且继承下来。”苏承芬说。

　　“小时候出海，看到船长在航海图上画线，就问是什么意思。船长说，这些线是国界，只要红线内的都属于中国。以后我当船长出海，只要登上稍微大一点的岛礁，我就会用木炭在一块木板上写‘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苏承芬表示，他在文化馆给游客讲这些事，或许很多人无法感同身受，但是潭门渔民祖祖辈辈守护祖宗海的这种感情，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传承下去。

　　吴士存：冲上反击非法仲裁的第一线

　　今年10月，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受邀在北京出席“第七届香山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

　　他的开场白言简意赅：“伴随着仲裁裁决的出炉，以及中国一系列及时有效的外交和舆论应对，南海局势目前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是，目前的平静只是短暂的和阶段性的……”会场下观众屏息聆听，现场文字记者则一路埋头猛记。

　　他是几乎所有中国记者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学术圈中的南海问题权威。在今年7月下旬，他的面孔随着中国南海主题宣传短片亮相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事后，他回忆说，“（我当时录的时候，）在讲故事，不像一般的有时候采访很激动，讲的这些话，表达方式和语气很容易被外国人所接受。讲的话是我们应该讲的，另外讲的话也是国外的受众感兴趣的。”

　　如何为国内外公众通俗易懂地解释南海问题并令大家看清问题本质，如何在学界为南海问题的中国立场发声并据理力争，这两件事几乎贯穿了吴士存的2016年。

　　为中国发声

　　满头白发的吴士存，在一群学者中总有极高的辨识度。他对媒体也很和善，并且一贯坦率直言。香山论坛的会议之后，一位日本记者向他提问“中国期待日本在南海问题上采取什么态度？”吴士存回答道：“中立、不选边站，不要寄希望于中国接受所谓的南海仲裁结果，不要试图参与美国针对中国的所谓‘联合巡航’，否则将可能导致中日之间在南海、东海都出现麻烦。”

　　在中国媒体的笔下或者镜头里，吴士存也常有点睛之句。“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绝不是什么国际司法机构，不具代表性，更没有权威性”“外部势力干涉是南海问题升温的主要原因”“从仲裁庭一开始就可以看出，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阴谋”……

　　不仅有问必答，吴士存本人也笔耕不辍。在他越来越忙的2016年，他的署名文章仍然常常见诸报端。比如上个月，他刚刚撰文写就《让南海问题早点回归本位》，其中他对如何抓住机遇保持南海局势向好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五点建议。

　　吴士存还有一个身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今年5月，他与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一起，在中美媒体上同步发表关于南海问题的联合署名文章，阐释南海局势如何一步步发展。这篇文章后来被其他国家媒体纷纷转引，被视为是中国官方对南海问题来龙去脉的一次完整、详细的发声。

　　历史见证者

　　不过，吴士存2016年最神秘的一次“抛头露面”发生在8月间。彼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在香港与老朋友们会面——这被外界视为当时因所谓南海仲裁案而跌入谷底的中菲关系即将迎来“破冰”。吴士存就和博莹女士一起在香港会见了拉莫斯。

　　直到1个多月后，这场当时仅仅发布了几张照片的会面的详情才被披露了出来。原来，吴士存是拉莫斯在香港点名要见的第一个“老朋友”。事后据吴士存回忆，他与拉莫斯交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他们在博鳌亚洲论坛的筹备过程中渐渐成为朋友。后来，拉莫斯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的理事长时，吴士存任海南省外事侨务办主任。这段友谊也因两人共同主张“本地区国家之间应该提升互信、致力于解决全球面临的威胁，应该把注意力从争端转移到合作上”而更加深厚。

　　悄然间，吴士存站在了中菲关系转圜的外交一线，这样的经历在中国学者中并不多见。

　　但对吴士存而言，2016年，他早已站在了“外交”一线。在南海仲裁案前后，他率队陆续出访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与所在国有关智库共同举办南海问题研讨会并接受当地记者采访。

　　“南海问题的实质是中国和有关国家围绕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争议和海洋管辖权争议”，“中国政府一贯坚持通过当事国直接谈判解决南海问题”——在国外诸多场合，他一直不断如是强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