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已经用一种特定的眼光打量中国近代屈辱的时候，赫然发现，日本总是出现在中国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

　　所以我们不禁会有疑问，为什么总是这样?

　　如果说是为了利益，这是问题的本身，而非问题的答案。答案，在日本这个国家的基因之中。一个国家的基因，主要表现在这个国家所传承的文化。当我们沿着上述问题去打量日本文化的时候，会发现，征服大陆，到大陆上开疆拓土，几乎是日本传统文化中千百年来的一个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对于美国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对手。日本会不会投降?这个问题困扰着美国的决策者。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女士受命于美国政府，通过解剖日本文化，写成了一个研究报告，就是那本薄薄的名着《菊与刀》。鲁思·本尼迪克特通过采访日本战俘和研究日本历史，发现日本文化的“特殊之处”：日本人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这样一个民族，由于与中国为近邻，其命运既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也注定对中国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曾几何时，在文化传承和历史演进过程中，日本一直在存于强势的中国文化的影子里。

　　历史上，日本通过与中国、朝鲜数百年的交往，吸收了冶炼、制陶、纺织、建筑等技术以及文字、儒学、佛教等文化内涵。

　　中国历史课本上的遣唐使，使日本出现了一个“唐化”的过程。中国的文化与思想被日本吸收。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将日本演变成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国度--一个神道文化统治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日本历史是一个对外学习文化、政治和对外输出武力的过程。纵观日本的历史，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文化输入”与“武力输出”。

　　通过大化改新，从中国汲取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人类文明成果;通过明治维新，移植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而在汲取外来文明而强大之后，日本便不满足于那一片狭窄的岛屿，而是将炮火燃向近邻。

　　1000多年前，日本通过向隋唐时期的中国学习，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文化大跃进。由此，一个还没有文字的“蒙昧民族”抓住了世界文化的主流。

　　100多年前，日本通过向欧洲文明学习，经历了第二次文化大跃进。日本如同从一个年幼的儿童突然发育为成人。

　　在最近400余年的历史中，日本一直将中国视为征服对象。

　　日本的“神道史观”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

　　“神道史观”又演绎出了“皇道史观”：天皇既是主宰日本的神、又是政治的君王和军事的统帅;天皇的权威来自于神话中的皇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

　　19世纪中叶，“日本中心主义”学说继承“皇道史观”，进而提出“八肱一宇”的观点：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与其为近邻的中国自然成为日本进攻的主要目标。可以说，征服中国，就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岛国精神与作为扩张意识形态的天下观

　　日本是一个开放的民族，又是一个狭隘的民族。它在强者面前是一副谦虚的模样，对于弱者却往往暴露其野蛮和非人性的一面。

　　日本国土狭窄，生存环境局促，注定了其担心被边缘化、被征服而必须“走出去”的心态。一旦走出去，发现昔日的强者--中国这样一个国家竟然是如此的虚弱，那种盛唐时代对中国的谦卑心态荡然无存。一种暴发户、颠覆者心态暴露了其兽性的一面。

　　在侵略中国过程中，日本屡屡对中国平民肆意屠杀、虐杀，强暴妇女，其恶行背后是狭隘的民族心理使然--面对如此幅员辽阔的中国，他们有一种征服之、毁灭之的欲望。

　　日本为什么要扩张?日本的政客曾有过“理论性”的回答。

　　1937年初，日本发生政治危机，近卫内阁上台。这位谋划了全面侵华的政客是一位臭名昭着的扩张主义者。他曾经提出一套“国际正义”世界政治观。

　　所谓国际正义，就是说日本是一个缺乏资源的岛国，日本要保障本民族的生存权，就必须重新分配世界领土。

　　1937年6月4日，近卫内阁成立。这天，近卫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解释其政治纲领：新内阁的的对外政策就是谋求“基于国际正义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单纯维持现状的和平。世界不重新分配土地，就不能实现国际正义。日本要获得的国际正义就是有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市场的自由和转移劳动力的自由。

　　这一侵略逻辑将日本数百年来对外扩张思想--重分世界的“天下观”发展到了顶峰。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决定意识”的说法来解释日本这种天下观，是很容易理解，也确实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岛国狭窄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狭隘的民族心理，狭隘的民族心理铸成了以对外扩张为核心的天下观。

　　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与日本情况相近的国家当属英国。英国也是一个岛国，也曾经四处扩张，满世界都是其殖民地，因而有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英国改变了世界，日本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

　　正是由于这种孤立于主流世界之外的地缘特点，造就了日本民族具有扩张意识的天下观。

　　历史上盛行于日本的“神道史观”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神道观念作为日本的一种意识形态，至今一直支配着日本民族。

　　伴随着明治维新，天皇的权威得到空前的维护，于是神道史观演绎出了“皇道史观”：天皇既是主宰日本的神、又是政治的君王和军事的统帅;天皇的权威来自于神话中的皇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

　　皇道史观认为，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

　　向日本民族灌输这种思想的，当然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日本社会精英对民众灌输这种思想，从不乏近卫内阁起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的丰臣秀吉。

　　在日本的历史上，总是不乏反复论证“扩张有理”的知识分子。令人感慨的是，数百年来，日本的社会精英总是与对外扩张结下不解之缘。

　　大致总结一下，这些扩张理论主要包括：

　　1855年吉田松阴提出的“扩张补偿论”;

　　1868年，明治天皇提出的“大陆政策”;

　　1869年，木户效允提出的“征韩论”;

　　1890年，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论”;

　　1928年，石原莞尔提出的“满洲利益线理论”，

　　以及近卫提出的“国际正义论”等等。

　　从上述时间表可以看出，日本并非在通过明治维新国力上升之后，才有扩张的冲动。对外扩张是其民族的基因，一直是一脉相承的。在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它只是一种“学说”，而在条件具备的时候，立即就成了一种实践。

　　迁都北京，进军印度!

　　早在16世纪末日本的战国时期，以武力统一日本的封建领主丰臣秀吉(1536-1598)就提出了大陆扩张的构想。

　　1578年，丰臣秀吉表明他的“宏大志向”：“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宿志”。

　　1584年，担任太政大臣的丰臣秀吉提出了一个带有时间表的扩张计划：在占领朝鲜之后，于1593年初占领北京，1594年日本迁都北京，然后再进军印度。

　　1590年，丰臣写信给朝鲜国王，“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皆入我俗”。1592年，日本首次侵朝初期进展顺利，丰臣秀吉就开始筹划迁都于北京，自己“居守宁波府”，以便“尊圣意，占领天苎印度”。

　　不过，丰臣秀吉的计划主要停留在“理想层面”。

　　丰臣秀吉两度兴兵进犯朝鲜，史称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侵略者遭到了朝鲜的沉重打击，均以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的明代历史上，有一段广为人知的“抗倭战争”，其实就与丰臣秀吉和其侵略思想有关。

　　明代嘉靖年间起，日本人就在山东至广东沿海一带经常出没，抢占地盘、烧杀抢掠，他们长期骚扰中国海岸线，才有了戚继光打击倭寇的故事。尽管戚继光取得了多次胜利，但无法改变日本对此后中国历史的重大影响。

　　正是由于回应日本的侵扰，同时又避免中国海盗与日本人勾结，明朝实施了闭关禁海的政策，曾经有郑和七下西洋的大明朝，由此转向了保守，大国的胸襟就此渐渐失去，中国封建社会走向下坡。

　　中学历史课本上有这样的表述，明代江南的手工业、制造业发达，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随着明朝的闭关政策的确立，“萌芽”的“资本主义”最终没能进一步发展。按照这种说法，有可能进一步融入世界文明的中国，就此徘徊不前，大陆文明未能及时连接海上文明。

　　帝国的停滞，自然有各种因素所决定。倭寇的骚扰让统治者不胜其烦，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

　　随着丰臣秀吉于1598年病死，其迁都北京进攻印度的扩张大陆的计划彻底失败。然而，丰臣秀吉“灭朝鲜，侵中国”的战争思路，却为后来的历代统治者所继承。

　　幕府时代，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本居宣长(1730-1801)的“八弘一宇”的思想树立了日本民族优越、应该主宰世界的理念。这种思想认为，日本是日出之国，乃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家。

　　本居宣长出身商人家庭，是日本国学家、历史学家，也是引领“大日本帝国”思潮的先导之一。他主张，必须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华夷秩序，要各国都前来向日本朝贡。鉴于他在日本学者中的地位，众多日本人对其思想推崇备至，并开启了矛头指向中国的“大日本帝国”战略构想。

　　其实，这种思想的出现，与古代日本受中国冲击和影响严重有关。当日本社会面临文化问题与社会危机的时候，日本的思想家们便提出，危机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污染，从而提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于中国文化，日本文化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心理，这其实是将外来文化作为现实挫折的替罪羊，意在重建日本文化，突出自身的优越性以建立民族自信心。

　　本居宣长的民族优越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冲击，具有保守倾向。从本质上说，他表达了日本文人试图让日本文化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摆脱中国文化的冲击，从而塑造日本民族的自我认同。

　　但由此而引发的“日本是神的国度，是世界的中心”的自恋倾向，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日本后来的扩张的一个思想源泉，并为后来的军国主义思想埋下了伏笔。

　　中国经历上千年的分分合合，孕育出的古代灿烂文明，被日本通过一次大化改新，尽数吸收;欧洲通过上千年探索，经历了黑暗中世纪才探索出来的政治文明，日本用短短数十年便收入囊中。

　　对于中国文化的学习，日本是一个幸运的学生、也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但是所有学到的东西，必然会与本民族的文化相交融。

　　日本是一个骤然站立起来的民族，在突然强大之后必然有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实际上本来就是这个狭长岛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