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有100多名老红军战士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进藏，完成了和平解放西藏、巩固国防、平叛和改革任务，使经历了 1000多年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还传承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以实际行动培育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他们的崇高理想和光辉业绩，至今仍在雪域高原广为传颂。

　　这些红军干部中，既有来自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又有来自陕北红军、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还有来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工作或入党，后来享受红军待遇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军队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军(省)、师(地)、团(县)、营(区)干部和连排干部，也有个别红军战士。他们主要是在军队从事政治、军事、后勤保障工作，也有参加地方党政工作、财政经济、文化宣传、安全保卫工作的，都有15年以上的革命斗争经历，许多人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由于西藏特殊的地理、历史、社会等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数十个省(区)中，西藏是唯一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地区。1950年1月10日，毛主席在决定解放西藏之初就提出：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经营西藏，首先要“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筹划一切”。10天之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根据西南局邓小平的提议，批准组成了以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中共西藏工委)。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进藏部队十八军的军领导干部，他们都是红军时期入伍的。书记张国华、副书记谭冠三，委员分别有昌炳桂、陈明义、李觉、刘振国、王其梅和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藏族红军干部天宝，还有后来合并到西藏工委的西北西藏工委的主要领导范明和成员慕生忠、白云峰、牙含章。从此，西藏有了党的组织，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进军西藏的红军干部队伍中，堪称红军干部代表的是张经武。他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次年到中央苏区从事军事工作，长征时担任中央军委纵队参谋长，掩护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西藏和平解放后，张经武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进入西藏督促“十七条协议”的贯彻实施，遵照中央的西藏工作方针政策进行工作，体现了中央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西藏各民族的殷切关怀。还有一些红军将士鲜为人知，他们是吴忠、陈子植、李明、高宗义、肖猛、高建兴、成泽民、崔家顺、薛和、乔加钦、扶廷修、赖荣光、刘文章、陈新芳、黄顺举等。

　　1951年秋冬，西藏工委和各分工委在西藏各地初步开展工作。当时，党组织不在社会上公开，对外均以解放军的名义出现。进藏部队每到一处都争取并团结西藏地方上层人士、寺庙活佛，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忘为藏族群众看病治病、做好事，使广大藏族群众普遍认为，“共产党就是解放军，解放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和解放军是真正为西藏人民服务和当家做主的。这些措施和行动为后来西藏的建设发展、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着“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原则，进藏部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从内地向西藏修筑公路，这是西藏现代化建设的开端。1951年春，组建十八军后方司令部，军、师、团干部中军首长有陈明义、何雨农、白健，师领导有金绍山、邢天仁、洪流、张忠、干炎林、惠毅然、田宝瑚。参加筑路的团领导有孟永福、梁廷佐、刘万全、苑庆祥、金荣功、郑俊杰、郝海林、赵希忠、张大明、高锦云、芮波、刘琪、郭映绪等，他们都是红军干部。以后这支队伍在陈明义的带领下，继续参加了当雄机场、中尼公路、拉萨纳金水电站的修建和藏北地区硼砂矿的开采。担负修建青藏公路的红军干部有慕生忠、任启明、王宝山、蒙启贵、杨笑萍、杨林、邱先忠、周华彪等。

　　1951年初，十八军后方部队领导机关在甘孜组成后，迅速派人进行调查核实，大体弄清了进军西藏的红军将士情况。其中甘孜58人、炉霍107人、道孚38人、新龙12人、邓柯2人。所有进藏部队红军将士中年龄最大的名叫张金山，当时已62岁。连同所有进军西藏的红军干部，他们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第一座机场、第一座电站、第一座桥梁、第一所学校、第一个农场等200多个第一的诞生，和巩固西南边防及西藏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继承红军传统，以红军精神教育官兵，激励部队，成为经历过长征的领导机关和参加进军西藏的红军干部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当年红军在长征途中路经阿坝等少数民族地区时，因粮食短缺，各级都为及时解决给养而殚精竭虑，作为总司令的朱德还曾亲自组织部队挖野菜、购买牛羊。在进军西藏初期，朱总司令于1950年2月初写信给西南军区负责人时指出：“进兵西藏，粮食难以接济”，可以“购买本地牛羊肉为主食品，购酥油及青稞麦为副食品”;“在肉食上不习惯，可用野菜伴肉煮汤，吃少量青稞，一月内可习惯”。朱总司令特别强调：“购牛运粮，随军前进，粮完可吃牛肉，红军北上有此经验。”参加昌都战役的五十二师部队购买了9000多头牦牛驮运粮食，随军前进。由于牦牛行走速度很慢，边走边啃草，部队到达昌都之后一个多星期才跟上来，于是吃完牦牛驮运的粮食后再杀牛吃肉，大体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

　　参加进藏的十八军等部队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锤炼，有的连队本身就是红军连队，他们具有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光荣传统，但对进入边远的西藏高原仍产生一些顾虑：山高路远，气候恶劣，长途跋涉不易;后方供应困难，可能遇到粮食等物资供应不上;语言不通，与当地生活方式迥异等。军长张国华在受领进藏任务后的首次军党代会上动员：“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不少干部是经过万里长征的，前进的道路上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军政委谭冠三在党代会上表示：“万里长征都过来了，西藏再艰苦，也不过跟长征差不多。别看我年纪比你们大一点，我坚决要求进藏。”时任支援司令部政委的胥光义在西南军区支援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进军西藏可能比红军长征时过草地还要苦。红军过草地只有45天时间，这次就不是45天可以到西藏的，而是一进去就得建设西藏，要服务西藏人民1万年。”确实，进军西藏，前方粮食不足，后方供应不上，天降雨雪冰雹，对进藏部队官兵都是严峻的考验。

　　率北路进军先遣部队的五十二师师长吴忠一到甘孜就颇有感触：“从雅安到甘孜这一个月的行军虽然艰苦，但我很兴奋。这不仅因为我们执行的是一项光荣任务，还因为我是重来旧地。14年前，我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一员，曾沿着这次进军路线到过甘孜，住了三四个月之久。”先遣部队到甘孜不久就面临严重缺粮困境，曾以挖野菜、捕鼠雀充饥，并较长时间吃酥油糌粑，开始很多人不习惯，有人闻到酥油味就咽不下。吴忠在干部会上动员说，糌粑体积小，分量轻，最适合长途行军和作战需要;酥油是从牛奶中提炼出的精华，营养成分高，可以保证我们的健康。他号召干部党员要带头吃酥油糌粑，使部队生活高原化。开饭时，他的碗里盛着糌粑，倒进酥油，用手捏成小团，塞进嘴里，吃得很香。大家也都这样吃着，逐渐习惯下来。他在进藏动员大会上总结时曾说：“把我们今天的艰苦同红军长征的艰苦比一比，同八路军抗战和大别山时比一比，就不会觉得艰苦那么怕人了!”

　　进西藏对身体要求很高，体弱有病的都被留下来，但也有些坚决要求进藏的。原十八军宣传部长乐于泓，早在进军西南前夕就已确定留在南京市总工会工作，他坚决要求进藏，路经西南时检查身体，发现他的一侧肺已经萎缩，不符合进藏体质要求。乐于泓与医生争辩不下，经张国华与有关部门商量才得以放行，并在西藏坚持工作整整3年。18岁在红二十五军任指导员的金绍山，抗日战争时期已经是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旅长，进藏时是五十三师师长。他在内地院校学习结业时，组织上考虑其身体不好，准备调他到气候好的昆明地区工作，征求意见时，金绍山毫不犹豫地表示：“回西藏!”担任了西藏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他年仅42岁就为西藏的建设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成为进藏干部中英年早逝的第一位将军。

　　进军西藏之初，毛主席曾指出“建军西藏，三年一换”。军长张国华在誓师大会上动情地说：“此去西藏，我是去给西藏人民当长工的。”政委谭冠三更是说出“男儿壮志当报国，二次长征不畏难，高原有幸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铮铮誓言(谭冠三去世后，其骨灰埋葬在拉萨八一农场内，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进军途中，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响亮地喊出“吃大苦，耐大劳;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口号。到达拉萨后，广大官兵咬破手指写血书给毛主席，决心“长期建藏，边疆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