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换位思考”，日本不会投桃报李

　　最近有人撰文提出“中国人能否换个角度看日本”，批评中国的日本研究界“高举批判的旗子，满怀批斗的激情。日本政府做的事情，不管黑白，都会成为批评的材料。”这个观点在国内舆论场赢得一些共鸣。但问题是，中国人“换个角度看日本”，日本人会投桃报李吗？

　　中日主要矛盾：中国要崛起，日本谋抑制

　　表面看，目前中日矛盾有两个，一个是如何评价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另一个是有关钓鱼岛的领土主权争议。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不难发现，现在横亘于中日关系的上述矛盾，根本原因乃发轫于围绕中国和平崛起而展开的博弈，中国要崛起，日本谋抑制，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争端只不过是日本干扰、牵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棋子而已。

　　根据今年9月公布的调查，93%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这种集体厌恶中国的纯度是如何淬火而成的？这应该“归功”于日本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国际敏感性的媒体。

　　每当中日之间出现摩擦，或者中国国内出现一些消极事件，日本的电视和新闻就会及时跟进，电视画面上会反复播送激烈刺激日本民众感官的场景。各个电视台还经常请一些专家学者或官员就中国或中日关系的一些问题举行电视研讨会，但请什么人，谈什么，都有事先编写好的“脚本”，且也会请一两个持不同意见的人作陪衬。这种貌似理性的研讨会，其结果是加强了对民众的误导。

　　报纸又如何呢？连自诩对待中国持客观公正报道态度的某大报，刊载有关中国的报道也大多是负面的。笔者曾经当面询问过该报记者，为何总是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正面新闻也从反面解读，该记者直率地说，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不好卖钱。

　　撰写此文之前，我曾在日本亚马逊网站上，查到将近100种近年出版的与中国有关的书籍。一看书名让我吃惊不已，诸如《电视里放映的中国97%是谎言》《为什么中国人连1%的希望都没有》《梦想征服世界令人讨厌的国家中国的疯狂》《中国崩溃的前夜》《破产中国，繁荣日本》等排在销售榜前列。就是学者写的书，题目也很抓狂，如井上俊哉写的《中国崛起的终结》等等，甚至有人模仿福泽谕吉的口吻，要《抛弃中国》。

　　从这些书籍中，笔者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书籍除了一小部分是日本几个耳熟能详的右翼“评论家”所写外，大部分都由乍一看像是中国人所撰，如石平、黄文雄、陈破空之类，让日本读者觉得这不是你们中国人在自揭家丑吗。其实，认真查一下就知道，他们都是些冒牌中国人。或许借助这类人来抹黑中国，可信度可能更高，效果可能更好。

　　据2014年的舆论调查，日本民众对电视报道的信任率为71.3%，对报纸的信任率是65.7%。想象一下，一个如此相信报纸、电视报道的民众一旦被长期灌输了如此之多关于中国令人生厌的信息后，你要他对其产生正面印象，可能么？

　　反观中国，虽然也存在诸如抗日神剧之类的消极东西，但媒体上出现的有关日本的介绍基本都以冷静、理性的内容居多。中国之所以也有87%的民众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在笔者看来大多是缘于对日本部分政要采取的对华政策不满乃至愤懑。

　　“换位思考”曾有过尴尬历史

　　最后我们再来检讨一下“换个角度看日本”是否可以解决以上的矛盾和换来日本民众对华的正面印象。

　　实际上，早在十多年前，类似主张就在中国出现过。2002年12月，国内刊发《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一文，列举国内一些 “愤青”表达对日不满的过激行为，将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的批判斥之为“民族主义的狂热”，提出处理中日两国关系应该“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此论一出，在日本立刻洛阳纸贵，在中国学界也获得不少的附和及支持者，

　　“换位思考”的支持者或许想投桃报李，按照中国文化的思维惯性，“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既然我很大度，不再耿耿于怀你对我的侵害，那你也肯定会真诚地说一句“是我错了”，并且此后不再炫耀此前侵害的历史，以免给受害者难以愈合的伤口上撒盐，造成二次伤害。但是，“换位思考”换到了这些吗？

　　这一论点的发明者们确实被一些日本人捧为上宾，“换位思考”的主张在日本确实得到广泛传播。但是，与“换位思考”发明者初衷相反，日本人所理解的“换位思考”，是中国民众及政府对日本政要右倾化言行的批判做过头了，进而反证出日本右翼的正确。也许是出于这种认识，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在行动上给予“换位思考”的回答，就是一再参拜靖国神社。

　　鉴于“换位思考”的尴尬历史，现在重提这一主张以化解中日矛盾和争端，在日本国内情势与十数年前基本未变的当下，恐怕也难逃重蹈历史覆辙的命运。

　　单向“换位思考”只能自缚手脚

　　中日两国互为近邻，可以互助互补之处很多。世界老二、亚洲老大情愫严重的日本当政者的偏执使得两国关系存在着崛起与抑制的根本性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还有可能因第三者“插足”而激化，因此，借用时下十分流行的一句话，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日之间经济上的互需与政治上的争吵共存将可能成为一个“新常态”。

　　本来，面对这样一个新常态，“换位思考”的原有意蕴或许可以有助于打开中日矛盾的部分症结，但鉴于日本方面无意用它，那我们再坚持这样做只能是自缚手脚。

　　笔者无意提倡和鼓吹对抗。愚以为对日本采取“是即是，非即非”的态度是处理当前中日关系的唯一办法。对于日本许多可供我国借鉴的好东西，我们不要妄加排斥，应该实行有条件的“拿来主义”；对于日本民众，我们还是应该多“串门”，努力促进并加深相互理解；对于日本政府形形色色围堵中国的花招，我们则要见招拆招，毫不手软，同时注意有智、有理、有利和有节，还要有深度和广度，更要有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