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亚洲安全峰会”，即“香格里拉对话”上，中美军事关系呈有“冷战”之势。中国政府婉拒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要求，双方在解释各自立场时用词激烈，针锋相对。盖茨指责北京的反应“不合情理，”而出席“对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啸天则回应指出，美国军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作为，已成了恢复和提升两国军事交流的障碍。

　　虽说当今的中美关系已有了全面的发展，不会因为这一“军事关系的冷淡”而全面受挫。中美关系自奥巴马上台至今这一短短时间，却也经历了“蜜月”和“冷战”，可谓是“大起大落”。

　　自美国总统大选伊始，中国破天荒地没有成为两党在竞选中的主要争议问题，这给奥巴马政府营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对华政策环境。希拉蕊(希拉莉)国务卿首访亚洲，把中国作为应该而且是可以“同舟共济”的合作伙伴。奥巴马本人创造了美国总统有史以来在当选第一年访华纪录。可见中美关系全面发展的积极势头。然而不到一年，中美关系发展势头迅速放慢，而在军事关系甚至有所停滞。这里起因似乎是年初的美国对台军售，以及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虽然5月份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给人们造成两国全面关系又恢复的印象，但在这次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中国政府再次拒绝恢复中美军事交流，和美国国防部长访华要求。导致国防部长盖茨公开呼吁对台军售不应成为搁置两国关系发展的原因。

　　中国政府的这一强硬举措，使试图执行“理性”对华政策的美国政府官员感到困惑，不理解为什么北京会对亲华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不回应政策。这一困惑反应在盖茨在香格里拉对话上对媒体的讲话中，盖茨试图“理性”的解读其对台军售政策。盖茨的解释有三点：

　　一、对台军售是历届政府的政策，是多年的现实。本届政府没有超越这一既定政策。

　　二、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一点没有任何改变。

　　三、由于中国军力的迅速加强，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军力，对台军售成了维持台海和平的重要因素。

　　布什改变了对台军售规则

　　盖茨的解释似乎表达了美国对台军售的一贯“理性”政策。问题在于中国政府从未真正同意美国对台军售，并一直致力于说服美国政府放弃其对台军售政策。盖茨的前两点确实反映了美国几十年的对台政策。但这一政策是三十年前中美建交的一个妥协产物：即以承认中国换取对台军售。建交之后，中国政府试图改变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这就是1982年中美达成的“八一七联合公报”。雷根政府承诺美国今后对台军售会逐渐减少，也不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超过近几年已卖给台湾的武器，并尽量寻求一些措施，以导致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

　　如果中美两国政府按照“八一七联合公报”制定的游戏规则，也许对台军售已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然而这一中美达成的谅解也由于1992年布什政府卖给了台湾更先进的战斗机而不再成立。从此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政策没有了禁区。可以说，布什政府改变了对台军售游戏规则。

　　北京容忍而非同意美国改变规则

　　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对于美国改变对台军售规则，北京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之所以容忍至今，是因为在中美关系大局中，北京有其它更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92年以后，中国面临著改革向何处去之首要问题。中国需要美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支持。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北京优先考虑的是最惠国待遇的延续以及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更是与美国携手遏制台湾陈水扁当局的激进公投，稳定台海局势。可以说直到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正常化，台海局势出现稳定之前，北京未能也不愿意将有限的政治资本用于解决对台军售上。只是照例提出口头抗议，表明北京并不接受既成事实，但也不愿意采取更多的实质行动。

　　之所以北京这一次对美国军售的态度有所改变，除了中国军方的强硬态度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在寻求改变对台军售的游戏规则，重新取得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主动权。如迫使美国达成类似当年“八一七公报”，目的就是要美国最终放弃对台军售，尊重并接受中国政府近年来所提倡的“国家核心利益。”

　　中国寻求改变对台军售规则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在这个时候寻求改变游戏规则呢?从中国的视角来看，原因有三。

　　第一、在陈水扁公投虚惊一场之后，北京与台北终于开始了积极互动，台海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发展。在此之际，对台军售犹如晴天霹雳，给台海天空罩上乌云。在此和平互动时期，出售武器给台湾，北京政府只能解读美国政府不希望台海关系进一步提升，不希望北京主导台海关系的发展。而北京则希望与台湾在今后几十年中深化两岸经贸关系，加强交流机制，打造一个和平环境，最终解决统一问题。因此，北京不希望美国利用军售，插手台海关系。

　　第二、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以及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以使美国在能够影响中国发展大局问题上的能力下降。换句话说，中国不像以前，在攸关改革开放大局的经贸利益上有求于美国。而相反，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北京认为美国在金融，贸易和外交事务上，更多的有求于中国。如要中国合作，美国就应当照顾中国的“核心利益”。而军售问题直接关系到崛起的中国是否有能力保护其“核心利益”。经济崛起为中国积累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现在是可以将其资本用于改变军售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第三，北京审慎的考量了亲华的奥巴马政府，认为这一届政府是进一步提升中美关系的极好机遇。从总统到各级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北京都可以找到主张合作与对话的物件。北京认为可以和奥巴马政府谈判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核心利益”是近几年中国外交必谈之词，美国也在逐渐接受这一概念)。虽然奥巴马访华并没有在对台军售上作出让步，但北京没有放弃努力，认为进一步对美施加压力，是有可能取得对北京有利的进展。毕竟对台军售是奥巴马对华政策中极小的一部分，而对北京而言，则是关系到国家核心利益。以“大”对“小”是北京认为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基点和出发点。

　　美国一些智囊和官员一直认为对台军售的必要在于近年来中国军力尤其是对台军力的增强。因而出售更先进的武器给台湾，可以平衡台海军力，保持台海局势稳定。且不说军售是否能保持台海军力的平衡(从军事角度讲，是不可能的)，美国对台军售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军费的加速增长和军力的加强。中国军方一直在提升对台军事打击力量和寻找对付美国护台军力的“捷径。”对台军力的提升和发展，带动了近年来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升级。而这始作俑者，竟是美国对台军售。如果没有对台军售规则的改变(还加上李登辉，陈水扁等因素)，北京也许不会这么快改变邓小平当年裁军，致力经济发展的国策，过早使中国变成一军事强国。

　　改变对台军售游戏规则，应该说北京有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本，但要达到目的，则需要更多的外交智能和谈判技巧。暂时中断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只是权宜之策。中美两大国终究是要合作交往的。中国是否能够改变对台军售游戏规则，就要看北京如何运用这些年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