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完全的成功。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标志着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氢弹亦称“热核武器”，它是一种利用氢元素原子核在高温下聚变反应于瞬间放出巨大能量起杀伤破坏作用武器，它主要由装料、引爆装置和外壳组成。氢弹爆炸时，作为引爆装置的原子弹首先爆炸，产生数千万度高温，促使氘氚等轻核急剧聚变，放出巨大能量，形成更猛烈的爆炸。

　　在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中国政府重申：“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40多年前的6月17日，一架小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当降落伞下降至距地面约3000米高度时，伞包爆炸，伴随着巨大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

　　中国有了氢弹的消息震惊世界！因为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前苏联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而综合国力尚属落后的中国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速度之快让许多国家认为这是个奇迹。

　　奇迹是如何产生的？而今，几位专家回首往事，讲述了一些印在他们心里的历史片断。

　　年轻团队突破“氢弹理论”

　　早在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部门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就曾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但是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更为复杂。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各国对氢弹的技术严加保密。原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看到过，美国曾有一个记者在一个科普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到了氢弹的问题，结果那个记者受到美国当局的审查，认为他泄露了氢弹的秘密。实际上文章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公开出版物。

　　一位专家曾说，不能否认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曾借鉴了前苏联的一些东西，但是氢弹的研制则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从头摸索。

　　摸索从哪里开始？当时的科研人员只清楚氢弹的基本概念。知道原子弹是通过原子裂变反应产生能量，而氢弹则是通过原子聚变反应产生能量。知道氢弹的当量比原子弹要大几十倍、上百倍。至于怎么造氢弹，最核心问题是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

　　李鹰翔回忆，年轻的科研团队很快投入了工作，先后设计了几十种方案，一个又一个的方案常常是刚提出来又被否定了，所以一段时间内曾陷入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境地。技术上的脑力探索，非常艰苦。当时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院士，从30多岁就开始“隐姓埋名”，参与氢弹原理的研究。计算繁复是氢弹研究缓慢的主因之一。上世纪60年代初，国内仅在上海有一台每秒运算达万次的计算机，但绝大多数时间都要用于当时正紧鼓密锣进行的原子弹测试。于敏经常和同事人手一把计算尺，日夜计算。

　　有一次，他们看到一个国外的参数，认为这个参数非常重要，但又怀疑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因此需要通过试验来验证。于敏为这件事情想了好几天，有天晚上睡到半夜，他突然梦中惊醒过来，抓着夫人的手大声喊道“有了，有了，我清楚了，我清楚了！”弄得睡梦中的夫人莫名其妙。长时间的艰苦思索和计算，使于敏在梦中突然来了灵感，获得了突破。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两弹一星”的精神，其中的艰苦是脑力劳动和生活条件的叠加。李鹰翔说，1965年，氢弹研制方案有了进展，于是几十名科研人员要从北京到上海上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时条件有限，上海那边没有被子，几十个人出门都是自己带着铺盖卷。

　　当时计算机要用计算带打出结果，非常繁琐，而且计算带都是一摞一摞的，要用麻袋装。科研人员大量的时间用来小心查看每一条纸带，因为每一个计算机打的眼，都不能破裂，如果破裂就可能导致丢失正确的数据。

　　在这种条件下，从1965年9月起，经过 100来天的计算，一个有关能量的关键点有了突破。这个问题突破以后，整个氢弹的研制就像是打开了拥堵的瓶颈，一下子驶入了快车道。当时在北京的邓稼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赶到上海，并请大家吃饭。虽然只是一碗阳春面，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

　　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当时邓稼先，34岁；朱光亚，34岁；周光召，32岁；欧阳予，31岁……这些后来成为中国核工业栋梁的功臣，当初投身核工业时都不过30岁出头。中国开始从事核工业的10万人中，25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68%，26~35岁占了25.5%，两者之和则超过90%。

　　“金银滩”上的青春奋战

　　曾有一名法国专家问钱三强：中国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进行氢弹爆炸试验？钱三强的回答是“材料准备得早，理论准备得早。”

　　还在原子弹和氢弹理论准备的同时，远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一个名为221的基地已经开始建设。

　　221基地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工厂。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都是从221基地研制组装后运往西部试验场的。

　　今年已经70岁的王菁珩曾任221厂的厂长。他见证了当年奔赴高原为中国两弹研制贡献青春的一批年轻人的付出和奋斗。

　　王菁珩1960年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接到通知到“前方”去。前方在哪儿？在西宁。叫什么单位？青海省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因为是搞国防，王菁珩知道这是个掩护代号。

　　1961年1月，王菁珩与4名同学从北京出发到兰州。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火车，还没有正式通车。他们只能坐以闷罐车为主的“混合列车”，晚上4人挤坐在闷罐车的角落里面，伸手不见五指，就连列车门也关不上。西北的冬夜寒风刺骨，当时他们中3人仅穿一件小棉袄。一名同学脱下唯一的一件棉大衣，4人围坐着盖起来，但还是被冻得手脚麻木。列车运行了近 10个小时后终于到了西宁站，可是从西宁到基地还是没有交通工具。快过年了，4人在西宁呆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一辆向基地送日用品的货车。他们穿戴上当时发给的四大件：狗皮帽子、棉大衣、大头鞋，还有羊毛毡子，之后坐在卡车的咸菜坛子上面，顶着刺骨的寒风，辗转到了基地。

　　“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战胜了饥饿，保存了队伍。”王菁珩说，用这几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非常贴切。当时221基地已经有几万人，这个队伍能不能度过生存关，是涉及到原子弹能不能够按期研制出来的问题，否则会半途而废。所以技术人员第一年和工人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建设厂房。

　　住在窑洞里，吃青稞粉、谷子面，一个月两钱油，几乎没有任何副食品，能吃到的就是白菜汤。吃不饱就去挖野菜。“我觉得通过这样的锻炼，受到了磨炼，站稳了脚跟。”王菁珩说，那时虽然艰苦，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乐观向上，觉得我们的事业是有前途的，只要我们战胜了困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成功。

　　当时的保密要求很严，基地还有一个名字叫青海省矿区办事处。高原上除缺氧以外，紫外线特别强，有些人晒的很黑，但是从事的事业又不能跟家里讲。曾有同志回家后，孩子问：“爸爸，你在矿区工作，是不是挖煤炭的？”爸爸只能回答说：“是啊”。

　　“矿区”的科研队伍里，有一批科学家，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朱光亚、陈能宽……王淦昌在基地一呆就是十多年。

　　1963年王菁珩分到了221厂的核材料车间，一直从事原子弹、氢弹原料最后的精加工、成型和组装的工作。

　　“技术民主”催生研制速度

　　“技术民主”是当年参与氢弹研制的专家常提到的一句话。

　　李鹰翔说：“现在一些院士有时候一讲到这个事情，还是很兴奋。为什么？他们当中有老一辈的如王淦昌等，也有年轻一些的，如朱光亚、邓稼先等，这些专家都已经有很深的科学造诣，但是谁也没有见过氢弹，谁也没有研究过氢弹，氢弹对于他们来说是未知世界，这个未知世界怎么去探索？他们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技术民主''、走群众路线这个办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李鹰翔仍记得当时的场景：大家坐在一起，有老科学家，有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有中层技术骨干，大家平等地进行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在这种大讨论当中，年轻人可以充分发挥智慧的想象，引发好多科学思想的火花，一些是新的物理概念，一些新的设计思想，包括氢弹的原理都是在这种讨论中取得突破的。

　　“这种充分的技术民主使人们的心情非常舒畅，而且把大伙儿的智慧都凝聚起来了，把大伙儿的创造性、积极性也都调动起来了。”王菁珩说。

　　李鹰翔说，而今重新回忆氢弹成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科研人员要有当年那样的自信。（李新玲 谢湘 来源：中国青年报）

　　核武器研发大业背后的小故事

　　在人民军队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有许多里程碑式的标志：“两弹一星”、运载火箭、战斗机、军舰……在这些丰碑上，镌刻着国防科技人员的心血，更镌刻着他们对祖国的忠诚。

　　如今已年近八旬的核科学家于敏被称做“中国氢弹之父”，在那段艰苦岁月里，他率领科技人员攻破氢弹原理，为中国氢弹试验成功打开了通途。谈起那段经历，于老谦逊地一笑：“氢弹成功爆炸是集体的功劳，我只是一个卒子。那段岁月，我永生难忘。”

　　钱三强：先行一步，早日掌握氢弹技术

　　1960年12月的一个早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办公室，来了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他叫黄祖洽，是原子能研究所第四研究室的一个组长。

　　钱三强看着这位青年物理学家，平静的语气中透着几分严肃：“为了早日掌握氢弹技术，我们要先行一步，组织一个轻核理论小组，对氢弹的作用原理和各种物理过程以及可行结构进行探索、研究。”

　　钱三强又特意叮嘱：“你原来那个组叫47组，这个轻核理论组就叫470组，注意保密。”

　　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黄祖洽、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在原子弹尚未突破时，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

　　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威力大得多。时任核工业部部长的刘杰将军和专家交流中，知道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于是和钱三强商量先从理论上做一些研究，他们的意见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

　　研究氢弹谈何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年轻的探索者们出发的阵地，只是最基本的物理学原理，他们手中的主要兵器只是一张书桌、一把计算尺和一块黑板，但他们有一颗颗火热的心和一个个不知疲倦的大脑。

　　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山头被呕心沥血的勇士攻克。4年中，黄祖洽、于敏和其他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

　　历史已经证明，氢弹理论探索先行一步是一着妙棋，为尽快突破氢弹技术打下了基础，赢得了时间。

　　毛泽东：氢弹爆炸要赶在法国之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惊人消息，在世界上引起轰动。西方大国的核竞赛亦愈演愈烈，法国加快了研制氢弹的进程。

　　为了打破核垄断，必须赶在法国之前研制出中国的氢弹。1965年元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任务：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

　　1965年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当量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又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报告，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这一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

　　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

　　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野味？”

　　“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

　　“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

　　“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

　　为了保密，于敏在这里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的突破。

　　马国惠：我们枕着氢弹在铁塔上睡觉

　　氢弹原理突破后，随即进行原理爆炸试验。

　　试验前夜，负责引爆装置研究工作的核专家陈能宽，来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下，随同操作人员登上了百米铁塔，安插启爆氢弹的雷管。

　　陈能宽从衣袋中拿出装有钥匙的信封，对大家摇了摇：“你们放心，启爆开关的钥匙在我这里。”

　　塔顶爆室里还有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他叫马国惠，已经在铁塔上奋战了20个日夜。多年后，已成为核试验基地司令员的马国惠少将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当时我在研究所二室负责光充量的测量，早期准备是在试验室搞的，临时抽我和曹淑华等4个同志去帮着搞激光测速项目。

　　我们基本上都是晚上工作，光路系统晚上好调试。一上去至少10来个小时，最长一次在塔上呆了120个小时，带一壶水，带点干粮在上面吃，也在上面睡。铁塔高110米，塔顶是爆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刮风时咯咯响，晃晃悠悠，像摇篮一样。我们在氢弹装置的爆室工作，枕着氢弹睡过觉。

　　爆室外面有个栏杆，像个小阳台一样，我们用一个电池箱装了一点沙子放在那里，当卫生间用。曹淑华是位女同志，我们也都不讲究了，谁要方便就到外面那个小箱子上，20多个小时不能不吃不喝呀！

　　冬天，场区气温零下20多摄氏度，上面更冷。有一次做环境试验，爆室里温度高达50摄氏度，又没处跑，那滋味更不好受。

　　那时，铁塔上下，光我们哈军工六五届的同学就有20多人，在学校时各个专业还互相保密，在这里大家见面了，插雷管的邵乃林就是我的同学，最后那一夜，我们这个项目是我上去的，等雷管插完，我和他们一起坐吊篮从塔上下来。那已经是28日的凌晨了，寒风中仍然飘着雪花。

　　28日12时，铁塔上空终于出现了一片蓝天，氢弹装置按时起爆，原理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孙福长：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

　　采用塔爆方式进行的减威力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表明中国已完全掌握了氢弹原理，其关键技术已经解决。氢弹试验指日可待。

　　一场大规模的试验准备工作，在核试验场拉开序幕。这次试验共有32个测试项目，137个效应项目，1887台（套）仪器，在中国核试验史上是空前的。

　　专家们经过反覆研究论证，决定采用“机、伞、弹”结合的方式：也就是采用飞机运载带降落伞的核弹，在空中缓慢下降到预定高度爆炸。

　　空军大胆改装了轰－6飞机，担负空投任务的徐克江机组进行了高强度训练。按照设计，南京513工厂严密细致地加工了降落伞。

　　1967年6月17日8时整，徐克江驾驶飞机进入空投区。指挥员立即发出清亮而庄重的报时令：“5、4、3、2、1,起爆！”

　　半分钟过去，仍无声响。

　　飞机还在空中盘旋。

　　氢弹没有投下。

　　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是第一领航员孙福长，现在回想起来，他仍激动地说：“当时，我太紧张，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投下。”

　　远在北京的周恩来，从电话中得知这一情况，随即指示罗布泊指挥所：“请告诉飞行员，要沉着冷静，不要紧张。”

　　机长徐克江要求再次投弹。

　　机舱随即打开，氢弹脱钩，携着降落伞向空中急速落下……

　　核弹降到距地面2930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闪出一道炽热的白光，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

　　此刻，前方地平线上出现了两颗火红的太阳，一颗在上，一颗在下，上面那颗强烈的光芒，使另一颗黯然失色。这蔚为壮观的景象，撼人心魄。

　　这是一颗人造“太阳”，它的光亮比1000个真正的太阳还亮。

　　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成下玻璃体；布放在8公里以内的狗、10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700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3公里、重约54吨的火车吹出18米，3.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14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

　　罗布泊一片欢声雷动，人们忘情地把手中的帽子抛向空中，互相拥抱。

　　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330万吨。

　　聂荣臻元帅激动地一把抓起身边的电话，电话直通军委叶剑英办公室。

　　“试验完全成功，当量330万吨。”

　　“好！祝贺你们，我马上向总理报告。”

　　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中国在两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苏联用了4年零7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多时间，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之间的跨越。（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