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上海封城期间，一名因封锁措施无法回家的送货员在公车站生活，图为送货员在路旁洗发。（路透）

中国疲软的经济与严格的防疫清零措施重创低收入族群，使其面临重返贫穷的风险，并阻碍北京建立更公平社会，以及扩大中产阶级的承诺。据中国官方保守估计，目前约600万低收入族群有集体返贫的风险。

45岁的张传（音译）2001年离开安徽农村，在东北担任运菜工8年后落脚深圳，做起电器改装生意，4年前拜应用程式“閒鱼”（Idlefish）之赐，靠著转卖二手家电与家具，月薪翻倍，他说，疫情爆发前，他每月收入可达10000人民币（4.4万台币）。但如今，他几乎完全没有收入了。

疫情期间，他眼睁睁看著客群一点一滴流失，而临时工作也不像往常那样容易取得，他感叹，“我现在根本找不到任何工作”，他计划坚持到明年4月，若没有工作就回家务农。

南华早报报道，疲软的经济与严格的清零政策，对张传这样的低收入者衝击最大，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资料显示，在2020年疫情爆发前，中国高、中与低收入者的薪资成长大致相同，年增率约8%；但疫情爆发后，低收入家庭的薪资成长下跌8%，几乎接近零成长，而中、高收入族群的薪资跌幅不到4%，之后反弹，但中国最穷困的劳工薪资则一直“躺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邹静娴说，“2016年以来所目睹的乡村所得分配改善，遭疫情严重干扰”，她补充，疫情对服务业的打击最大，而该产业集中大量的低技术、低薪劳工。

不过，驱动中国经济的制造业与营建业也无法倖免于疫情的衝击。

50岁的钢厂工人丁石松（音译）对经济的衰退感受深刻，他说，“疫情爆发后，工作减少，我努力寻找任何工作。但封锁措施使一些新建筑工地关闭，钢材无法送入”。30年前他离开农村后就从1座城市漂泊到另1座城市。

他与妻子仍被积欠去年工作的3.5万人民币（15.4万台币）工资，即使他们向中国劳动部与警方求助，但欠款还未追回，他说，“欠款通常年底结清，而现在我们每月仅被支付3000元工钱（1.3万台币）。生气没有用，如果我们陷入麻烦，要拿回钱更是困难”。受够了加上选择有限，他准备返回农村。

中国就业研究所副研究员毛宇飞表，低收入族群通常拥有的人力资本也少，“他们大多教育程度低、缺乏就业技能，特别是数位技术，加上他们多半从事帮佣等劳力工作，使他们对疫情的衝击特别脆弱”。

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将3口之家，年均收入12.5万至51.2万人民币者（44.8万至224.6万台币）定义为中产阶级，但对低收入没有界定标准。

中国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说，这意味有很大一部份人口是低收入者，该单位设立全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目前汇集了6300万低收入人口信息，约佔全国人口近5%，其中至少80%集中在乡村、85%居住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他说，约600万人有返贫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