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期《南方周末》，采访了中国电影海外推广公司总经理周铁东，作为把中国电影推向海外的操盘手，周铁东看不到事业的上升期。当问到中国电影在海外为什么卖得不好的时候，周铁东这么回答：“中国是熟人社会，喜欢从人情的角度，而不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讲故事，但人情不是共通的。”随后他点评了一下《北京遇上西雅图》这部看上去很接美国地气的电影：“你拿到西雅图去放，看看人家会不会看。它讲的不是人类的普遍故事，讲的是中国故事。故事逻辑人家是不可能理解的：生个孩子还得偷鸡摸狗地跑到外国去生。影片里非法经营的月子中心，却成了孕妇必需的东西。一个故事的依托和逻辑框架，在人家的价值观里不成立。”

　　那么什么样的故事算是人类的普遍故事呢？可能我一直在追的一部英剧《唐顿庄园》会是一个好的例子。如今这部剧集已经开播第四季了，始终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热度。不过我看不少网友反映这部剧的水准急转直下，已经堕落到了琼瑶剧的水平。我以前也听人说起，说崔健后期的作品不如早期了。对这种论调其实我挺困惑，这些人真的听懂了崔健吗？他们曾经迷恋崔健是因为他们听懂了崔健的歌还是因为崔健是崔健？如果你被崔健所吸引的是他歌曲中传达的价值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精神内核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他不同时期的创作尝试只会让你的体验更加丰富。但如果你最初只是因为赶时髦而去听，那最终你和崔健也只能彼此抛弃。

　　相比于第一季，《唐顿庄园》后面的故事的确节奏更快了，冲突更激烈了，看上去不那么从容优雅了。不过对于我来说，这部剧所吸引我的精神内核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在我眼里，它的品质始终如一。像这样一部轰动世界的电视剧，你说单靠制作精良、情节曲折、历史还原度高这样的特点取胜可能吗？这在美剧面前都是浮云。你得提供一些永恒的东西，一些人性的东西，才能获得持续的共鸣。那么是什么让《唐顿庄园》如此迷人？

　　这部戏的第二季，时间跨度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这是一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谈不上什么正义和非正义。在电视剧里其实也没有把焦点放在为何而战上面，而是放在了你如何面对这场战争上面，是挺身而上，还是畏缩不前。庄园的男主人格兰瑟姆伯爵是一个退役军官，一战爆发之初，他被选为治安官，负责后方的动员和后勤保障工作，尽管换上一身戎装，但是格兰瑟姆伯爵并不开心，因为他觉得到战场上去指挥作战才是一个贵族的归宿。最后，他把庄园借出来作为战地医院，对于他来讲，国家有难，你必须做出符合你身份的贡献。看剧情你会知道，格兰瑟姆伯爵绝不是什么狂热的好战分子，他认为这是一种责任和荣誉。看作家孙骁骥的文章介绍，在一战的阵亡者名单中，包含了六名上院贵族、十六名男爵、近百名上院贵族之子。数千名参战的伊顿公学子弟中，伤亡率高达45%。此外，史载一战期间，剑桥大学有万余名在校师生参战，其中数千人阵亡。那个年代剑桥大学的学生构成，我们不难想象。

　　唐顿庄园的继承人，粉丝口中的“大表哥”马修也身先士卒，险些战死。实际上两次世界大战的确让很多英国贵族失去了继承人。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英国贵族来说，这是荣誉和责任。逻辑是这样的：你凭什么可以过不事生产、仆从如云的生活？仅仅靠的是世袭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又凭什么获得治下百姓的忠诚和追随？亚瑟王之所以能够获得圆桌武士们的拥戴，靠的不仅仅是武力，还有高尚的骑士精神———诚实、勇敢以及对荣誉的追求。当谈到绅士的品格（不是那部韩剧），那是有特定的内涵的。是不是只要戴上礼帽拿起拐杖就可以称自己为绅士了呢？放在过去，你起码还需要有决斗的勇气。当然，之所以要决斗，是为了维护名誉，对于具有骑士精神的人来说，这比生命更重要，用中国的老话来说就是，士可杀不可辱。俄国诗人普希金、美国的缔造者之一汉密尔顿，都死于决斗。而可怜的巴尔扎克被吓破了胆，选择了逃避。

　　剧集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人物，是伯爵的贴身仆人贝茨先生，可能是因为长得其貌不扬，所以这个角色并不受女性观众的热爱，被恶毒地称为“胖脸贝茨”。这个角色的特点就是忠诚得有些过了分。表现出来就是，对任何磨难都默默忍受，绝不辩解。仆人托马斯偷酒被他发现，他并没有告发，然而托马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决定先下手栽赃陷害，当遭到质问时，他拒绝做出辩解，他的理由是，辩解看上去像相互攻讦，是不名誉的行为。后来他被还以清白。托马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打听到了他曾经进过监狱，手下的仆人曾经是个罪犯，这对贵族来讲是个丑闻。其实这个时候，整个庄园上下都已经了解了他的人品，绝不相信他会作奸犯科，而贝茨宁愿辞职也不解释为何进过监狱。后来我们知道，是他那愚蠢的老婆偷军队的东西，他替她顶了罪，到了现在，他打算把这口黑锅一背到底。而他得到的，是差点被他老婆送上绞刑架。他这种过分的高贵品质其实给他自己以及想要帮助他的人们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你大骂他不知变通之余又不得不暗挑拇指，而且显然，如果贝茨不是这样一个人，他也就不会赢得伯爵的信任以及女仆安娜的爱。

　　这部电视剧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它几乎没有设定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坏人（仆人托马斯算一个），每个人物基本上就是在按照自己的阶级属性行事，用本尼迪克特形容日本社会的话来讲就是“各得其所”。英国人自己把这种主仆秩序形容为“楼上楼下”，主人住在楼上，仆人住在楼下。而这个秩序对于住在楼上楼下的人们来说是相互的，仆人不能僭越，主人实际上也不能随意侵犯仆人的私权，没事的话最好还是不要下楼。这应了英国那句谚语：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秩序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建立起来就可以自动运行的，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遵守。所以封建贵族制度得以运行，最终还是靠格兰瑟姆伯爵和贝茨先生身上的那些内在品质来支撑的。

　　也许有人会问，你这是在讴歌主义仆忠吗？是在为贵族精神招魂吗？嗯，如果把故事放在贵族们如日中天的年代，那的确有这样的嫌疑，毕竟在那样的年代，阶级压迫才是贵族们的主要特征，平民的苦难，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剧集巧妙地把时间放在了一战前后，这是个贵族制度“礼崩乐坏”的年代，他们的观念、财产、生活方式乃至生命都遭受了冲击，冲击来自资产阶级、战争、科技以及革命。对贵族来说基本上是三观尽毁的节奏。当贵族们失去了往日的荣光，他们身上的苦难，以及在苦难面前的挣扎和坚守，就被凸显出来，让人认识到其中的可贵之处。汤姆·克鲁斯拍摄《最后的武士》，是在向武士阶层致敬，追寻武士道的高贵品质。正因为描述的是武士走向黄昏的年代，人们才会忘记武士道残忍的一面。当武士刀被折断的一刹那，落英缤纷。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主题，当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坚守他们最后的堡垒时，我们一边数落他们食古不化，一边又不得不为他们的坚守和挣扎动容。当大清朝随着共和的建立而走向凋零的时候，王国维选择了自杀。有人说王国维给大清朝殉葬了，我觉得这太狭隘了，我想他殉的不是某个朝代，而是随之逝去的传统。对于王国维的死，也许陈寅恪看得更加透彻：“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艰；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在我看来，这就是《唐顿庄园》故事里最让人动容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之所以能够传递得这样精准，我想和编剧朱利安·费罗斯的出身不无关系，此君恰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国贵族。这就好像要描绘败走台湾的国民党高层的心境，谁又写得过白先勇呢？当然我们也不必担心费罗斯有粉饰贵族的倾向，在他曾经的作品《高斯福德庄园》里，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揶揄上流社会的机会。《唐顿庄园》的故事是客观而开放的，没有太多的观念。相比较于梅尔·吉布森那部民族主义倾向严重、连伦理便宜都占的《勇敢的心》，费罗斯简直是克制得让人肃然起敬。这难道真和他们两个出身的阶级有关？

　　是什么让《唐顿庄园》如此迷人？

　　就是一种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似乎遥远，但内心有共鸣。讲出来，就是人类的普遍故事。您琢磨琢磨，《中国合伙人》里有吗？《小时代》里有吗？《甄嬛传》里有吗？那些功利的、犬儒的、扭曲的、反智的价值观，怎么可能输送得出去啊！《人民日报》批《甄嬛传》，虽说文风没怎么转变，但道理是对的。

　　托尔金撰写《指环王》的时候，他痛感大工业革命对环境带来的破坏，以及现代文明因为“理性异化”而形成的冰冷冷的人际关系。他渴望用虚拟的世界对抗现实的苦难，为自己找回那个温情脉脉的精神家园，以及渐渐逝去的传统价值和宗教激情。在电影《双塔奇兵》中，当城堡即将被攻陷时，被魔法控制的洛汉王国的国王（传统贵族）清醒了过来，面对魔王索伦（工业革命）的大军，他抽出利剑高喊：“当祖先的号角最后一次在山谷中响起……跟我冲，为了毁灭！为了那血红的黎明！”在这一刻，托尔金、王国维以及虚构的格兰瑟姆伯爵的身影，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