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秋天，笔者去河南临颍繁城镇寻访1800年前、汉魏禅让的受禅台与受禅碑，一路上免不了找村民问路。

　　这里是典型的豫中农村，许多上了岁数的村民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只要与他们聊到三国，聊到曹操、曹丕，他们便一下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类似的场景，在四川成都、河北涿州、湖北荆州等三国故地的探访过程中也常常能遇到。尽管他们的口音不是那么好懂，尽管他们的讲述未必那么准确，他们对三国的热情却令人感动。在勉县武侯墓、庐江周瑜墓、剑阁姜维墓等三国名人故地，还能看到游人自发留下的鲜花、酒杯、手写卡片。

　　“三国”如同一个充满魔力的词语，让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们眼中闪烁出共同的热爱之光。

　　不独今人，古人亦然。

　　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唐代诗人李商隐在诗中描写自己四五岁的爱子，特意强调了这个细节：孩子送完客人出门，便忙不迭地返回来，在李商隐面前用戏谑的方式模仿那些来客——有的像张飞一样粗莽，有的像邓艾一样结巴。

　　如果这不是诗人富有文学性的夸张，至少能说明，在唐朝，三国故事就已经妇孺皆知，童蒙小儿皆可信手拈来做譬喻。

　　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在游览赤壁古战场后慨然有怀古之思，可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却是十足的市井流言、桃色八卦，与三国正史南辕北辙，却也说明了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的传播早已走了样，人们不必受史传的桎梏，可以自由地选择符合自己的价值观去解读。

　　此时，距离三国落幕已经过去500多年，而再过500多年，那本畅销全国的《三国演义》才问世。

赤壁。摄影/Fragranceyu，来源/图虫创意

　　对三国的热忱根植于中国人的记忆深处，对三国英雄的崇敬更成为一代代后来人挥之不去的情结。潇洒不羁的李白歌咏“陈王昔时宴平乐”，梦想着与曹植斗酒十千，一醉方休。落魄潦倒的杜甫含泪吟诵“出师未捷身先死”，将自己对忠君报国的政治理想投射在诸葛亮身上。怀才不遇的苏轼在黄州触景生情，一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梦回周瑜的潇洒人生。壮志未酬的辛弃疾站在京口北固亭眺望陷于敌虏的故土，高歌“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向昔日虎踞江东的孙权投以深沉的敬意。

　　马可·奥勒留曾在《沉思录》中说：“环顾历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股青烟消失了。”这句话适用于绝大多数中外历史，却不适用于三国。三国英雄们的名字早已被镌刻成了永恒，他们“身虽死，而名垂于竹帛”，为后世传诵千余年。

　　中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传奇故事不绝如缕，英雄人物灿若群星，讲史论史早已成为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的基因。若说后人论史往往追慕盛世，那么三国必定不在其列，因为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世衰世。若说持续时间较长的王朝易于被后世记挂，三国又是一则反例，因为三国连头带尾也不过百年、魏蜀吴国祚可谓短暂。

　　那么，三国何以成为中国历史的第一IP？何以在中国文化的花园中如此大放异彩呢？

　　“乱世出英雄”。三国最吸引人的是风云激荡的大时代中涌现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三国时代的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悖论：一方面，政治黑暗、社会混乱、战火连绵、生灵涂炭；另一方面，在旧有的社会秩序崩溃的同时，固化的社会阶层也被打破，许多出身卑微的人也能凭借自己的本领在历史的大潮中搏击风浪。这既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又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的时代。

　　于是我们看到曹操、诸葛亮这样的战略大师，周瑜、邓艾这样的军事奇才，关羽、吕布这样的熊虎之将，郭嘉、贾诩这样的神算智者，华佗、张仲景这样的旷世神医。

　　并非苍天垂青三国，让这璀璨群星托身于这百年之间，而是在中国历史漫长的年谱中，绝大多数的奇才生不逢时，以至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而乱世与英雄互为成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杨慎这句诗虽不是写三国，放在《三国演义》之前却颇为贴切，这正是三国时代的真实写照。

　　不过，中国历史中的乱世多矣，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何以三国独占鳌头？因为在三国群英之中，除了才，还有情，刘备的仁德、曹操的率性、关羽的大义、诸葛亮的忠诚、张飞的豪爽、周瑜的潇洒、嵇康的狂傲……这样一群有血有肉的人物，即便他们生活的时代与我们相距遥远，即便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差距甚大，那些幽微的人性与细腻的情感，依然会循着一条若隐若现的脉搏与我们在心灵上共振：忠诚与背叛、正直与谄媚、勇敢与怯懦、信任与怀疑、大度与狭隘、坚毅与脆弱、慷慨与自私、孟浪与隐忍、超脱与功利……它们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二重奏，它们不会因为社会变迁而消亡，却会在某些风云激荡的大时代被凸显强化，从而化为历史中的典型。而三国恰恰就是这样的时代，人们读三国，读的不仅是历史，也是当下，读的不仅是金戈铁马、纵横捭阖，也是人性之中共通的情绪。

　　当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三国人物的形象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嬗变，甚至与史传中的记载大相径庭。野史、话本、杂剧、小说都是这些变化背后的推手，终至《三国演义》而登峰造极。《三国演义》中对三国人物的阐释和臧否竟成为它们在后人印象中的“标准像”。当然，会有不少人站出来为“三国”喊冤，认为“演义”恩怨分明的文学色彩让读者对众多三国人物存在着深深的误解。然而，存在即合理，小说家之所以要将三国挑出来作为某种戏剧情景的聚合场，要将曹操、关羽、诸葛亮、周瑜等人物选出来作为某种艺术典型来塑造加工，其背后本身就有着耐人寻味的缘由，这种流变同样也是三国文化影响力的一种呈现。

诸葛亮影视形象。来源/94版《三国演义》片段

　　就拿走上神坛的关羽来说。正史《三国志·关羽传》中对关羽的记载只有953字，即便加上裴松之注引也不过千余字，仅简略记载了关羽生平。正史中对关羽虽有“勇冠三军”“万人敌”“熊虎之将”等褒奖，但所见战绩不过斩颜良、水淹七军两则，同时不乏对关羽“刚而自矜”的批评。史传中的关羽形象，尚未超越一个勇猛但有性格缺陷的将军范畴。晋人王隐《蜀记》还记载了关羽向曹操乞娶秦宜禄之妻的故事，可见到南北朝时，关羽的形象并非完美。

　　关羽的神化始于宋徽宗年间。北宋末年，国家积弱，边患日重，宋徽宗需要利用民间对英雄的尊崇来弘扬忠义，鼓舞士气，维护其统治。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间，陆续加封关羽为“忠惠公”“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及至南宋，因为朝廷偏安江南，失去北方故土，与三国蜀汉处境相似，蜀汉正统论成为主流，朱熹《资治通鉴纲要》叙述三国史事改以蜀汉年号纪年。作为蜀汉武将的关羽自然受到格外厚待，宋孝宗时，关羽已为“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代，元世祖忽必烈正式敕封关羽为伽蓝，关羽崇拜与三教的结合也进一步加深。元杂剧中也出现了大量赞美关羽的剧目，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千里独行》等，它们成为后来《三国演义》的素材来源。

　　明太祖朱元璋罢黜武庙，于鸡鸣山建庙，独将关羽列入国家祀典。清军入关后为笼络汉人，对关羽的推崇有增无减，清朝先后有八代皇帝对关羽层层加封，最后封号竟长达二十六个字。

　　关羽身上的“忠义”品格让统治者甚为欣赏，历代帝王们无不希望自己的臣子们以关羽为楷模，“身在曹营心在汉”，杀身成仁以全其忠。实际上，将关羽从一名武将推上神坛的并不仅仅是统治者。关羽的形象在流变过程中，越来越完美地符合了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期待。

　　对普通百姓来说，关羽神勇的传说让他具备了消灾去难、庇护众生的现实功能。在北宋时，关羽的老家解州流传着关羽大战蚩尤这种时空错乱的荒诞故事。明清之时，晋商的崛起为关羽封神再添一把火，晋商在走货时，路途中时常面临天灾与盗寇的风险，往往会祭拜“老乡”关羽，祈求他的神灵保护周全。而关羽的忠义精神，又与晋商所倡导的做生意守信重义的理念契合。就这样，关羽这个在史传中与财富毫无关联、在小说中挂印封金淡泊名利的人，竟成为如今大小商铺都要供奉的“财神爷”。论起三国对于后代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被“封神”的关羽都无出其右。

关帝庙中的戏曲表演。摄影/夜晴空，来源/图虫创意

　　关羽因“义”与“勇”而备受推崇，诸葛亮则因为“忠”与“智”而成为万世模楷。实际上，史传中的诸葛亮并没有多少“神机妙算”的事例，他是杰出的战略家、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却从未像庞统、法正、郭嘉、荀攸那样担任过“谋主”的角色。但这不妨碍后人将诸多智慧故事倾注于他的身上，诸如火烧博望坡、草船借箭、借东风、八卦阵、安居平五路、空城计等脍炙人口的精彩桥段，要么是移花接木，要么是子虚乌有，乃至于鲁迅都愤而指责《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

　　然而，人们之所以要将并不以庙算见长的诸葛亮打扮成“智绝”，究其根本还是在于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赤胆忠心形成了巨大的道德感染力。人们崇敬诸葛亮，将他视为“千古完人”，是因为人们在诸葛亮的身上寄托了一个明君贤相、政通人和的太平愿景。因而在成都武侯祠，我们会看到一个有趣的场面——这里原本是刘备的祠庙和陵墓，却在明代因为诸葛亮祠庙的迁入而“君臣易位”，武侯祠的名头盖过了昭烈帝庙及惠陵。出现这种场面，显然不是诸葛丞相的本意，但正所谓“民意不可违”，“粉丝”表达“爱”的方式，“偶像”也无可奈何。

武侯祠中的诸葛亮塑像。摄影/yuankejia，来源/图虫创意

　　关羽和诸葛亮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成功者，前者败走麦城，后者秋风五丈原，多少人在读到这两处时捶胸顿足、仰面而涕。他们在生前未能“立功”，在身后却“芳龄永继”，这其中固然有同情的因素，但更多是因为他们为后世的中国人编织了一个个绚丽多彩的梦境——它们触手可及又遥不可及，它们有顺境逆境却又胸怀理想主义，它们既能够与数以亿计的人们共情，又可以被他们高高举起、深情仰望。

　　黄仁宇曾说：“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三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如果将它置于中国历史长河中，用“大历史观”去审视它，暂时摆脱英雄史观与传奇叙事的影响，我们更能发现，三国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充满了转折与变革的色彩。

　　比如，在政治制度方面，中书从尚书台中分离，为后来“三省六部制”的雏形；九品中正制的确立，成为门阀政治的滥觞。在经济发展方面，江南的土地被大量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从此悄然开启。在城市建设方面，全城规划“中轴线”的理念首次应用于实践，为中国都城建设开典范之作。在军事建设方面，马镫、马铠的出现让骑兵成为真正的主力兵种。在文学方面，“三曹”“七子”的涌现、七言诗和文学批评的产生，让三国成为“文学自觉的时代”。在书法方面，隶书完成了向楷书的转变。在宗教方面，道教的诞生、佛教的繁荣，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三国距离我们已经过去1800多年，从时间上看，它已变得遥远而模糊，然而在各种科技和艺术形式的催化下，三国又往往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

　　许多“80后”，是通过连环画走入三国的世界。之后，央视版《三国演义》电视剧横空出世，令书本上的三国英雄以鲜活的形象变得清晰。我们随之悲喜，随之驰骋江山。接下来是各类三国游戏，让我们在虚拟世界有了与三国人物并肩同行、参与群雄逐鹿、改变历史进程的成就感。

　　如今，三国的内涵与外延仍在被拓展，近年来考古成果不断涌现，朱然墓、曹操墓、曹休墓、丁奉墓、曹魏邺城、汉魏洛阳城……那些沉睡千年的三国英雄又重新“复活”于我们面前。三国的影响也早已不限于国内。

　　2019年，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举办的“三国志特展”，汇集了从中国各大文博机构遴选的近200件两汉、三国文物，引发了日本观众的观展热潮，两个月内观众达33.7万人次。在东亚、东南亚，三国早已成为中华文化的名片。在全球各地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关帝庙。

摄影/健忘的行摄世界，来源/图虫创意

　　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有一句唱词：“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三国亦是如此，它不仅是一段历史，不仅是一部名著，它还是涓涓不息的文化传承。无论未来三国还会以何种面貌呈现，它的精神内涵恒久不变，它在每一个不甘于平凡的灵魂中叩出回响，这个民族也因而有了生生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