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简单。



崛起者的孤立死局

1871年1月18日，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一个帝国的荣耀与新生，正在另一个帝国的尸体上建立。



在群臣的欢呼与簇拥之下，普鲁士国王威廉，稳步走上王座，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

几个月前，很可能是在相同的地方，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面对统一趋势已经无可阻挡的德国非常急躁而不明智的选择了与普鲁士开战。

普法战争的结果，这个拿破仑大帝侄子、同样想成为“大帝”却志大才疏的人，愚蠢的用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法兰西的国运帮对手的统一完成了一次续费。法国的干涉让普鲁士和他的德意志联邦同仇敌忾，最终，狂妄的拿三在战场上的大败亏输，而让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扫清了扫清了最后一个障碍。



“军队已被击败，所有官兵和我本人都已成了俘虏。”——拿破仑三世的最后一电。

但在众人一片欢呼之中，只有一个人神色冷静，甚至略显沉重，他就是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首相，德国统一进程的实质操盘手，被后世尊称为“德意志领航员”的铁血宰相俾斯麦。

若干年后，德国画家忠实的记录下了这一幕。



《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

这幅画的绘画技法非常奇特——乍看之下，整个画作的中心，似乎应该是被加冕的威廉一世，他站在高台上高瞻远瞩，意气风发。但整个画布上最惹眼的存在，其实是俾斯麦，他站立在画布的中央，穿上一袭惹眼的白色制服，既没有欢呼、也没有呐喊。

此时的俾斯麦在思考什么？也许正是正在崛起的德意志所面临的那个困局。

是的，对于新生的德意志来说，此时最大的难题也许正是它自身的崛起。

表面上看，德意志第二帝国一在国际社会中亮相就非常出彩，无论人口、领土面积、铁路里程、钢产量、煤产量、科技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昔日的欧洲首强法兰西，而且隐隐有叫板霸主大英帝国的潜质。德国此前从没有（应该说，其后也没有）如此接近获得其梦寐以求的欧陆霸权。

可是“强者必遭嫉妒”，敏锐的俾斯麦随后意识到德国将陷入空前的孤立当中。

与今天碎成一盘散沙的欧洲国家不同，当时的欧陆，其实只有五强——



而除了德国自己之外，你会发现其他四个列强都有充分的理由敌对它。

在海峡的对岸，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当时统治整个全球的大英帝国。

俾斯麦的高超外交技巧，曾让尚未完成统一的普鲁士与英国有过一段蜜月期。

可是德意志帝国成立后，这个蜜月结束了，英国发现德国的崛起不仅已经破坏了它努力维系的欧陆均势，并且隐隐然似乎要挑战它的世界霸权。这个世界霸主开始考虑结束光荣孤立，并对崛起中的德国下手。

在德国的西面，是被其在普法战争重重羞辱的法兰西。

只要德国还占着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只要普法战争的耻辱尚未洗雪，这两个国家无法获得真正的和平。

在德国的南面，是老迈而焦虑的奥匈帝国。

普鲁士在统一进程当中曾经与奥匈兵戎相见，将曾是神圣罗马帝国宗主的哈布斯堡王室打下了神坛。这是两国的旧怨。而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又让奥匈感到紧张——虽然它在普奥战争后已经被踢出了“德意志俱乐部”，但强大的德意志帝国会不会将奥匈一起吞并呢？

当然，最最难办的关系，还是在德国的东方——那个庞大而野心勃勃的沙俄帝国。

我在《俄罗斯，为何永远停不下扩张的脚步》一文中曾经谈过，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其地缘让它时刻怀有将边界向西推进的冲动，所以它对西进道路上崛起德意志这样一个强邻，是非常不快的。而俄罗斯与法国之间又有着十分悠久的传统关系，如果让法国率先与俄罗斯结盟，那么德国就将处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的困境当中，这一定要避免。

那么，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德国应该先于法国，俄罗斯进行简单结盟吗？

也不行。因为北极熊的胃口实在太大了，想与沙俄简单结盟，要付出什么代价另说，结盟了也等于要得罪整个欧洲。奥匈、土耳其等德国潜在盟友都会因为德俄结盟而丢掉。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与沙俄的靠近将会大大刺激霸主英国——因为英国当时对德国的崛起也许还只是侧目，但对沙俄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晰。在黑海、在波斯、在阿富汗、在远东，英国几乎在各条战线上与俄罗斯较劲。

俾斯麦从没有忘记，他所有外交的最终目的，是阻止或者至少迟滞英国将矛头转向自己，给德国的进一步发展赢得时间。如果与沙俄的盟约反而加速了这个进程，那这样的盟约，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



强者必遭嫉妒，德国当时遭遇的问题，根源在于它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欧洲所能承载的极限，却又还不足以取英国而代之，又处在一个四面受敌的尴尬地缘当中。

面对这种困境，最容易想到的两种解法。

一是主动出击，继续执行“铁血政策”，靠武力威慑甚至撕碎尚未形成的包围网来脱困。二战中的德国其实走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但如我们所见的，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作为一个邻国众多的海陆复合型国家，德国再强，也永远强不到能以一国之力单挑其他列强的地步。

那么“主动结盟、被动防守”又如何呢？

像一战前的德国就曾试图执行这种策略——选择与实力弱于自己，而同样被孤立的奥匈帝国结盟，两国互为依靠，合力阻挡来自协约国的威胁。



这个貌似可行的策略，其实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的结盟会让奥匈帝国吃死了“德国在我之外没有朋友”这一点，肆意挥霍德国对其的支持，为它自己的政治野心买单，最终透支德国的国力。

一战的爆发、与德奥的最终战败，其实就是一个需要盟友却又被盟友绑架的强国的悲剧。

不找盟友会被孤立，简单结盟，被盟友所绑架，又会加速被孤立的进程，甚至被绑定。

德国应该怎么办呢？这似乎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外交上必然遭遇的死局。

我们且看俾斯麦是怎样施展他惊人的外交纵横术的吧。



五个球的游戏

俾斯麦打出的第一张牌是“联奥”。

虽然俾斯麦深知奥匈帝国作为“布娃娃帝国主义”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但这个国家毕竟德国同文同种，如果关系处理不好，兄弟阋墙，就是肘腋之患。

果然，德国统一之后，奥匈帝国出于警惕已经迅速作出反映：1873年6月，在巴尔干半岛矛盾重重的奥匈与沙俄居然签订了《兴勃隆协定》，约定“如遇有第三国侵略危机欧洲和平时，两国应立即商讨共同的行动方针”。

这个协定一看就是冲着两国的共同强邻德国来的，奥匈现在最担心的是强大的德国会不会挟对法大胜的余威，顺手把自己也吃了，实现“大德意志”计划。

所以不能再拖了，为了缓解危局，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的同时，俾斯麦几乎立刻开展了对奥匈的亲善和安抚工作。力求让焦虑的奥匈平静下来，相信德国是友非敌。

行动很成功，同年10月，在奥方的主动邀请下，德国也加入了《兴勃隆协定》，原本针对德国的俄奥同盟，变成了德奥俄三方的一个松散盟约（和约）。这就是所谓“第一次三皇同盟”。



而在这个同盟存续期间，俾斯麦也没闲着，他在这对关系三角中抓住一切机会，不断缩减德国奥匈之间的距离。

果然，在获得德国的大量许诺之后，奥匈开始逐步变得大胆，在巴尔干半岛上越发不让着霸道的沙俄，俄奥两国关系开始急速疏远。

最终，因为《兴勃隆协定》最初缔约方沙俄与奥匈之间的关系恶化，第一次三皇同盟解体。

至此，虽然俄奥联手对抗德国的困局似乎已解除。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虚弱的奥匈要拉着德国去实现它的巴尔干野心，而这是德国不能容忍的——德国应该利用盟友，而不是被盟友所利用。

于是俾斯麦又打出了他的第二张牌，“拉俄”。

面对找上门来，愤怒抗议德国在俄奥冲突中拉偏架的沙俄大使，俾斯麦笑脸相迎，没用几句话就把奥匈帝国给卖了——俾斯麦赌咒发誓在德俄奥的三国关系中，他是更倾向于俄方的，对俄亲善是他俾斯麦“一切外交的基石”。至于第一次三皇同盟的崩溃，那完全是“无知的奥地利人”的野心过于膨胀。如果沙皇陛下愿意，他非常乐意重新把三方拉到一张谈判桌上，再签订一个新的盟约。

于是1881年，第二次三皇同盟正式缔约。



表面上看，盟约还是那个盟约，但请注意，此时德俄奥三国的内在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德国不再是那个俄奥要共同防御，腆着脸好歹挤进来的后来者。摇身一变成为俄奥之间的调停人，理所当然的反客为主，成为了这个同盟的主导者。

于是在德国的力推下，盟约中加上了这样一条：“缔约国中任何一个与第四国发生战争，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

这个协议直白的翻译一下，其实就是如果德国与法国一旦开战，德国要求俄奥两国都在东线趴着别背后捅刀，并且积极斡旋，阻止英国卷入这场争端。

而到这个时候，俾斯麦外交策略的第三招就自然显露了——“孤法”。

是的，俾斯麦在三皇同盟中的一切操作，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让宿敌法国在欧洲大陆上找不到朋友。俄罗斯与奥匈，本来与法国都有非常深厚的传统友谊，而且处于德国这个新兴大国的侧后，是法国的天然盟友。

但在俾斯麦一系列的操作下，俄奥两国居然都成了德国的“盟友”，并且保证在可能爆发的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最该有朋友的法国，反而成了欧陆最孤独的国家。

但精明的俾斯麦也没有利用三皇同盟对法宣战或对法执行明确的敌对态度——俾斯麦知道，德国的发展潜力远大于法国，我现在打你干嘛？你只需要看着我一骑绝尘就可以了。



在稳住法国之后，精明的俾斯麦又及时补上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张牌——“亲英”。

是的，亲英，作为欧洲老二的德意志居然主动寻求与老大英国进行和解，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英国怎么可能放过德国呢？

但俾斯麦找到了问题的关键——德国人并不需要否认自己是最有实力的那个“老二”。德国只需要表现自己不是最“刺儿头”的那个秩序挑战者就行了。

因为身为世界霸主的英国是面对众多的“老二老三老四”的挑战的，谁最挑头，它才会主要针对谁。

而这个时候，第二次三皇同盟的第二个妙用就体现出来了：“缔约国中任何一个与第四国发生战争，其他两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并尽力使冲突局部化。”这个条款让“耿直”的沙俄四处搞事情，英国人迅速把本已经对准德国的枪口转向了它。

而这个时候，狡猾的俾斯麦又以调停之名义与英国沟通。让英国人相信一个保有强大陆军的德国是对沙俄的最好牵制——我们德国人在帮你们英国人维持大陆均势政策啊！咱俩才是真正的盟友啊！

为了让英国相信这一点，俾斯麦毅然决然的放弃了拓张海外殖民的计划，将德国的海军维持在“精锐但最小化”的状态下。

这种状态让英国人感到放心，觉得德国对其有用，于是就缓行了与法国结盟的策略，将更多的经历投注于世界范围内的英俄矛盾和英美矛盾。



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联奥、拉俄、孤法、亲英，在德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俾斯麦用的就是这样一套空前复杂的组合拳，避免德国陷入了本来似乎无可避免的四处受敌的困局。

若说这套“迷踪拳”有什么最大的特点，就是战略模糊。

是的，俾斯麦始终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个问题，保持着非常模糊的态度——至少对英国这个“老大”和俄国这个“老三”，德国让他们感到自己既不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又不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这样做的好处，是英俄两国在想起德国这个日渐兴起的强国时，始终也隔着一层迷雾，他们想不明白德国到底是一个可以为自己提供借力的对象，还是必须下定决心围堵的对手。

事实上，俾斯麦甚至禁止德国人自己将这个问题讨论清楚。因为一旦你认为自己已经想明白了谁敌谁友，对方一定会在行动中看明白你的意图——你认定是对手的国家会立刻围堵你，针对你。你认定为盟友的国家则会吃定你，试图捆绑你，透支你的实力为它自己谋利。

所以，俾斯麦刻意维持着这种模糊的战略。而这种模糊背后又有着一个清晰的认知。那就是俾斯麦对自己国家未来的自信——时间在德国一边。

“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俾斯麦这样说。

是的，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强国的领航员，俾斯麦深知自己的国家是有潜力的，它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将这种潜力发挥到极致，并修正自己的内部的问题。而当德国的实力越过一个临界点时，对手遏制德国的计划将变得越来越难以执行，最终不攻自破。



而争取时间的方式，就是执行外交模糊化，不把朋友和对手分的那么明白，让“对手”和“盟友”都迟疑，不敢预判自己下一步倒向谁，从而将被围堵的倒计时播慢。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又经常被在互联网上频繁提问。

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毛主席在说这句话时，是有一个后半句的：“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是的，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你想发动的是一场革命，而且时不我待，马上就要开始，那么分清敌友当然是必须先要做的事情。

但如果你需要的不是一场战争或者革命，而是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呢？

对于和平发展来说，过早的给自己定义谁敌谁友，就未必是一种上策，而很可能会成为压缩你的时间与空间的催命符。

这种现象在俾斯麦离开后的德国体现的就特别明显。



在“领航员下船”后。德国的外交政策就开始急速向“明确敌友”的方向转变。

在俄奥之间，德国开始越发清晰的明确选择站边奥匈，最终导致沙俄被推入了法国的怀抱，法俄协约，而原本被俾斯麦当做“外交诱饵”的德奥盟约，成为了外交累赘。

在英德关系上，德国从上到下开始越发明确的认为两强之间必有一战，英德关系走向恶化，最终英法协约。一战前的协约国对同盟国的态势形成。

表面上看，俾斯麦之后德国敌友政策的明晰化，让德国收获了一个盟友（始乱终弃的意大利不能算）和三个敌人，已经亏了。但实际上，德国的外交空间被急速挤压了，经不起任何一点突发事件，更是亏大了。

果然，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爆发，被杀了王储的奥匈帝国派出使者前来询问德皇的意见。正在度假的德皇让侍从含糊的回答了一句：“我们一定会遵照盟约。”自认为得到保证、有德国撑腰的奥地利开始漫天要价，最终俄奥关系崩溃，德国被一并拉入战争。

丘吉尔曾戏言：德皇的那句保证，是人类历史上开出的“最大一张空头支票”，而花盟友钱不当心的奥匈帝国在这张支票上写下了一个天文数字，直接透支了德奥两国的国运。



1919年，巴黎凡尔赛宫镜厅，德意志第二帝国兴于斯，亡于斯。

所以，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对于一个需要时间来崛起和发展的大国来说，真的需要分的那么清吗？



为什么我们是“无敌国外交”

如果你在中学历史课上不睡觉，你应该知道一个知识点——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是“无敌国外交”。

所谓无敌国外交，是我们不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视为我们的假想敌。中国政府一再表态过：我们的外交没有特定的假想敌，中国也不寻求传统意义上的结盟关系。

你去看中国官方对各国关系的表述，无论美国、俄罗斯、欧洲各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我们的官方定义统统是“xxxx伙伴关系”。

“伙伴”这个词，用的非常之精准而巧妙。因为伙伴不是盟友、也不是对手，我们既不主动激化与你的矛盾，也不会用传统盟约的方式与你的利益进行绑定。只通过伙伴关系的升降级微调彼此之间的距离。这就给我们的外交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让我们规避那些冲突的暗礁。也给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争取了尽量多的时间。

“国家是时间河流上的行船。”

中国，作为一个有充足发展潜力的大国，只要时间足够，我们的和平崛起是必然的。所以只有伙伴，没有敌人的外交战略，是我们最明智、最正确、最能争取发展时间的伟大战略。



所以，那些动不动就叫嚣“中x必有一战！”“xxx是我们的盟友，所以我们必须选边站！”这类言行的营销号主。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你们中学历史课和政治课都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就你们这个文化水平，也好意思出来写文章忽悠人？

你们发着打鸡血的爽文，流量你们是赚了，打赏你们是得了，粉丝你们是涨了，煽动起来这样暴戾的情绪谁来负责？

你们鼓吹的说法，是跟中国正在执行的外交方针相违背的，你可知道？！

你们真是精准的定义什么叫碍国贼！

“祖国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这话当然没问题，但麻烦请先搞明白，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只要我们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签订传统的军事盟约，我们“无敌国外交”的方针政策就还未变。

中国想要崛起，需要四件事：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稳定的时间，

发展的时间，

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的时间，

国家繁荣昌盛、和平崛起的时间。

只要世界和平稳定的大环境不变，只要时间充足。中国就一定能崛起。中国这艘时间河流上的航船，就能穿过历史的三峡，到达彼岸。

所以我们只有伙伴，没有敌人，我们不需要旧式的盟友，我们也不选边站队。我们是比俾斯麦更精明的领航员，我们的国家在通过灵活、不被绑定的外交政策规避冲突的暗礁，我们在尽量给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

所以请有违此大政方针、不断煽风点火还自居“爱国”的喷子们都闭嘴，把中学念完再来胡喷。



你真懂什么叫“国际关系”吗？

结尾我再想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段子。

前两天出门打出租车，司机大哥硬要跟我侃俄乌战局，balabala谈了一路，讲了各种比喻佐证他的观点，什么“前夫与前妻”啊、“兄弟反目，外人挑拨”啊、“帮亲不帮理”啊……等等等等。

我一路没吭声，但临到下车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位大哥的所有比喻，好像都在用人与人之间的“村庄伦理”甚至“家庭伦理”，去比附国与国之间的“国际伦理”。

这个思考方式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国际关系，虽然有的时候“借用”人际关系中的一些词汇（如“大家庭”、“朋友”、“伙伴”）等等，但实则根本是两个概念。

你看，一个欧洲教授如果谈论国际局势，他首先想到比喻对象肯定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三十年战争、维多利亚时代的列强争衡，《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总之都是历史上的国际博弈。跟时下中文互联网上不论什么文化层次都在热传的“前夫与前妻”“哥哥与弟弟”“恶霸与村民”之类似是而非的比喻完全是两个画风。



但你再想一层，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这种比附习惯，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一种来自于历史的无奈。

自“秦王扫六合”以后，中国历史整体上一直维持着大一统的状态，即便偶有“群雄逐鹿”，也是朝着最终一方赢者通吃，“分久必合”的方向去的。跟欧洲人所熟悉的那种各国之间从一种均势向另一种均势移动的博弈完全是两种逻辑。

所以我们的文化是缺乏“国际博弈”的经验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故事已经离我们太过遥远。在最近这两千年里，我们在自己的历史上很难找到与当代国际博弈相似的历史桥段，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也就更无从理解俾斯麦那种复杂博弈的博弈策略。《三国演义》里魏蜀吴三足鼎立，诸葛亮“联吴抗曹”，就是能让大多数人听懂的极限了（参见《面对乌克兰，普京的困局，跟诸葛亮挺像的》）。

于是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上所呈现出的国际博弈水平也很欠缺。南北宋先“约金攻辽”再“约蒙攻金”最后把自己玩死的事情时有发生。而非敌即友，非友即敌的二元化思维，更是横亘在很多中国老百姓脑中的一道坎，很多人喜欢把旗帜鲜明的站队应用在国际思考中——虽然国际博弈中的“盟友”和“对手”，跟你现实交往中的朋友和仇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这里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我大学时教我《国际法》（我入学以后上的第一门课）的老师、复旦大学的唐世平教授所写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这是中国第一个在ISA上获奖的作品，相当于在此项目上拿了一枚奥运金牌。



感叹一下，这么好的书，居然找不到购买连接……

在这本书中，唐教授用了一个非常独特视角去梳理国际政治史：他将人类历史上曾出现的国家或共同体视为一种“生命体”，分析历史上国家或共同体所采取的外交政策背后的“演化现象”，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会不约而同地选择相似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政策。

唐教授最终的结论是：国际博弈其实跟生物演化一样，是在不断在发生着进化与迭代的。



它的最初版确实来自于敌友分明、帮亲不帮理、一言不合操刀子开干的“家庭伦理”或“部落伦理”，但经过数千年的演化，早已进化的差之千里，变得空前复杂、微妙了。

你看到了俾斯麦时代，国际交往与人际交往的逻辑差距，已经达到霸王龙与草履虫那种级别了，现在只会更多，而不是更少。

而唐教授最后说，不能适应这种“演进”的国家是危险的。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及时调整，在下一个时代还笨拙而执拗的去采用上一个时代的外交思维方式，那么它就会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甚至像生物一样被淘汰、消亡。

我想，此次俄乌战争，也许我们正在旁观这个规律的又一次应验——至少，一种国际博弈方式将被淘汰。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那样急于的争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让社会少一点戾气，也给我们国家的发展留下更多的时间——同时，我们自己多听，多看，多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