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现出了较为惊人的活跃度，在多个场合就台湾问题大放厥词：

　　先是数周前在一场台湾民间智库会议上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13日又现身一日本电视台节目，表示台湾突发事态影响日本安全；

　　14日在一场于台北举办的安全论坛上强调，“当台湾及其民主受到威胁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而对日本更是如此”，并表示大陆若武统台湾，将会是“自杀”行为。

　　综合来看，安倍基本的话术框架具有非常典型的“狐假虎威”的特点：用“日美同盟”背书，说着华盛顿方面都不敢说的狠话，加上其前日本首相的身份，用日美军事介入的说辞，公然干涉中国的内政与核心国家利益，气焰相当嚣张。

　　安倍晋三接受新闻节目采访

　　人们比较好奇的是，安倍晋三这位2020年刚刚因为疑似大肠癌“病退”的前日本首相，究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954年出生、迄今为止不满70岁的安倍是因为灵敏的政治嗅觉感到又有复出的机会了，还是有些更加深层的基因，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潜伏在安倍体内来自日本甲级战犯家族的某些基因又开始蠢蠢欲动，所以用这些看上去非常不符合谨慎、保守、暧昧的日本传统政坛风格的荒诞言论，来为某些势力的重新崛起在张目？这显然是值得仔细分辨的。

　　熟悉安倍晋三的人都知道他来自日本的政治世家。从历史上看，这个政治世家的背景，对安倍晋三最深刻的影响，或许主要不是日本政坛的人脉，也不是连出多任首相的荣耀，而是深入基因的专属于日本战犯一代的记忆，一种独特的日本右翼的血脉与基因的传承：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从巢鸭监狱被释放的甲级战犯岸信介，除了从战犯变成日本首相的传奇经历，岸信介更值得关注的是他曾经有过的外号“昭和妖怪”，而这个“妖怪”说的是岸信介在中国东北的各种作妖。

　　1917年，岸信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同年，进入农商省，在该省文书科、临时产业局等处任事务官，农商省分拆后进入商工省。

　　1925年后历任商工省工务、文书和统计科长，1935年升为工务局长；在此期间，岸信介以文职官员的身份，私下与日本右翼势力大本营军部发展出了密切的关系。

　　1936年，岸信介基于政治精算，辞去了在日本政府内部的职务，直接跑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的“伪满洲国”，开始了新的冒险与投机生涯。

　　凭借与日本军部高层的特殊关系，岸信介很快与当时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满洲国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满铁总裁松冈洋右、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会长鲶川义介等四人，并称为“满洲五巨头”。比较其他四人，岸信介最大的法宝就是在中国通过大肆种植和贩卖鸦片，来搞活日本制造的所谓满洲国的所谓经济，再加上其个人性喜渔色，喜怒无常，所以很快也拿到了“昭和妖怪”的绰号。

　　岸信介和3岁的安倍晋三

　　1939年从中国东北调回日本国内之后，岸信介非常自然地和东条英机凑到了一起。1940年，岸信介任日本商工省次官、1942年出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曾在昭和天皇的对美宣战诏书上副署。

　　等二战结束，岸信介顺理成章地被定为甲级战犯关入巢鸭监狱。但极具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灵活身段的岸信介毫无心理负担地找到了脱身之策，即与美方合作，根据美方要求提供东条英机的相关材料。

　　美方很快看上了这个身段灵活，知道怎么为美国提供周到服务，且具有强烈反共倾向的日本政客，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报告将其看作是“创造一个服从美国的日本”的最佳人选。由于得到了在战后日本事实上享有太上皇地位的美国的信任，岸信介从巢鸭监狱释放后，平步青云，很快成为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直到成为日本的首相。

　　需要说明的是，岸信介骨子里是坚定而典型的日本右翼，后世旁观者看来极为不堪的舔跪美国的各种表现，对日本右翼来说，无非是依附强者，保存生命，再随时准备等强者力弱时反戈一击的标准战术。

　　所以，作为日本的首相，尽管与美国的合作极为顺畅，但是岸信介仍然在1960年1月19日主持推动了《日美安保条约》，通过与美国签订新的美日安保条约的方式，将悬挂在日本右翼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即驻日美军“镇压日本国内暴乱”的所谓“镇暴权”条款，实质性地从条约中移除了。

　　很显然，在岸信介、佐藤荣作之后，成为一家中第三个荣登日本首相宝座的安倍晋三，完整而系统地继承了“昭和妖怪”的右翼战犯基因。这种基因，支配了安倍晋三的三类主要活动：

　　第一，强化与美国关系的绑定，但同时时刻以各种方式试探美国对日本的真实控制程度，谋求在适当时期卸掉被日本右翼看作是“奇耻大辱”的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并且在自卫队能力建设上实质性地重新恢复二战时期日本帝国海陆空军曾经拥有的辉煌地位。

　　从操作方法上来看，最近一段时间安倍晋三在日美安保体系与台湾问题上的“大放厥词”，其实是一种经典的日本右翼“下对上撒娇”，试探作为安保体系主控者美国真实实力、意志及对日本管控能力的精心操作；如果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为了牵制中国的战略威胁，已经事实上放松了对日本右翼的警惕与管控，则后续会出现更多的试探，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将是以“配合美国需要更大的行动自由”为理由，推进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实质性修改。

　　第二，以一种近似病态的方式，渲染并强化“中国威胁论”，在东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充当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对安倍晋三这样的日本右翼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一件更加不可接、更具有冲击性的事情。因为根据日本右翼自我催眠的历史观，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已经是一个脱亚入欧的亚洲优等生，而且是唯一成功的一个；中国1949年之后实现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体量上将日本决定性地甩开之后，日本右翼始终无法接受并认可中国的成功，因为这种接受和认可将同时衬托出日本选择依附与追随美国的错误——根据日本右翼的行为逻辑，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是右翼理想中的所谓武士，那就是拔刀对砍，谁活下来谁就是正确的。

　　在现实中，安倍晋三通过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放厥词的方式，宣泄心中的焦虑与恐惧；同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安倍晋三之流还非常希望能够由日本用极小的代价促成中美的正面迎头相撞，最好一场大战后，中美两家，一死一伤，而伤的则躺在日本操刀的手术台上，予取予求，昔日的“日本帝国”与“共荣圈”的梦想，可以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低成本复生。

　　第三，以台湾问题为抓手，强化从甲午战争割让台湾开始的传统关系。

　　日本是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最重要的来源，日本窃据台湾50年的后期，通过大规模的皇民化教育，培养了一批“台独”的骨干力量，今日活跃在岛内的诸多铁杆“台独”世家，早年攫取的第一桶金，可以追溯到日军甲午战争后入侵台湾期间各种各样出卖本地抵抗力量的卑劣的投降行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台湾岛内相当数量的“台独”势力，是日本在窃据台湾时期豢养的鹰犬和爪牙。作为这一系力量当下在台湾岛内的代言，蔡英文对安倍晋三的心思，有着深刻的了解、细致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各种或明或暗的勾结行动，已经是干柴烈火不可收拾的态势。

　　对日本右翼来说，对“台独”的扶持，是他们重温昔日“日本帝国”大杀四方的“光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寻求心理安慰的关键举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晋三在台湾问题上的大放厥词，可能细节、方法以及时机上有些令人惊讶之处，但总体上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蠢蠢欲动的战犯基因，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治疗，最终会诱发名为战争策源地的疾病；如果放任其发作，危害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利益，历史上亚洲各国人民都体验过日本发病时带来的各种威胁。

　　安倍晋三的大放厥词，可以看作是这种基因蠢蠢欲动的早期征兆。对这种早期征兆，运用日本右翼唯一能够听懂的实力的语言，进行有效的回应，开展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是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保障中国国家利益的唯一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