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达尔文是一位谨慎的科学家。19世纪中叶，当他为自然选择进化理论收集证据时，他注意到他的理论并不能解释雄性孔雀的花哨尾巴，雄性鹿的鹿角，或者为什么一些雄性的体型远远大于其雌性同类。

　　对这些异常，达尔文提出了一个补充理论：对能增加动物获得配偶和繁殖机会的特征进行性选择。他仔细区分了用于制服竞争对手的武器，如角、刺、獠牙和纯粹的体型，以及旨在吸引异性的装饰品。

　　达尔文认为，性选择的特征可以用不平衡的性别比例来解释——当一个种群中雄性多于雌性(或相反)时。他推断，在雌性较少的情况下，雄性将不得不更加努力地争取配偶，而这种竞争将推动性选择。

　　在一项新研究中，科学家证实了性选择和性别比例之间的联系——正如达尔文所怀疑的那样。但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发现表明达尔文错了。我们发现，性选择不是在潜在配偶稀少的时候最明显，而是在配偶丰富的时候最明显——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在性别比例不均的动物种群中发挥实际影响的选择压力。

　　自达尔文时代以来，我们已经认识了很多关于不均匀性别比的情况，这在野生动物种群中很常见。例如，在许多蝴蝶和哺乳动物(包括人类)中，成年女性的数量超过了成年男性的数量。

　　这种倾斜在有袋动物中最为极端。例如，在澳大利亚的阔脚袋鼩，所有成年雄性在交配季节后直接死亡，所以那段时间整个成年群体都是由怀孕的雌性组成。

　　与此相反，许多鸟类的种群中雄性多于雌性。例如，在一些鸻鹬类中，雄鸟的数量比雌鸟多六倍。

　　那么，为什么许多鸟类物种有更多的雄性，而哺乳动物往往有更多的雌性？简短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但有些线索。

　　一些不均衡可以部分地用寿命差异来解释。雌性哺乳动物，包括人类，通常寿命更长。在人类中，雌性的平均寿命比雄性长5%。在非洲狮和虎鲸中，雌性寿命多出50%。

　　捕食者的偏好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非洲狮子杀死的雄性水牛大约是雌性水牛的七倍，因为雄性水牛倾向于单独游荡，而雌性水牛则在牛群中受到保护。相比之下，猎豹杀死的雌性汤普森瞪羚比雄性多得多，可能是因为它们可以更容易地跑过雌性瞪羚——尤其是怀孕的瞪羚。

　　最后，雄性和雌性经常受到不同的寄生虫和疾病的影响。COVID-19大流行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大多数国家，受感染的男性和女性人数相似，但男性患者与女性患者相比，死亡的几率更高。

　　尽管我们对不均衡的性别比例有越来越多的了解，但达尔文将性别比例与性选择联系起来的见解却很少得到科学家的关注。我们的研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将进化论的这两股力量拧在一起。

　　我们特别研究了不同物种中大型雄性动物的进化，它们往往比雌性动物大几倍。例如，我们在雄性狒狒、象海豹和候鸟中看到这种情况。有时，雌性也会比雄性大——如一些鸟类物种。

　　很明显，性选择有时可以创造出二形性。击倒敌人需要肌肉力量，而战斗需要耐力。因此，更大往往意味着更强，从而赢得繁殖的进化彩票。

　　通过分析462种不同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鸟类，我们的研究发现性体型二形性和性别比例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证明了达尔文的猜想。

　　但这一趋势与达尔文用有限的证据所预测的相反。事实证明，最激烈的性选择发生在有大量雌性可供雄性选择的物种中，而不是像达尔文所说的那样，雌性稀少时。

　　这决不是说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理论无效。我们的发现只是表明，与达尔文提出的机制不同，一个不同的机制正在驱动生活在性别倾斜的种群中的动物的交配竞争。

　　达尔文的假设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当交配伙伴短缺时，交配竞争最为白热化。但最近的理论表明，这种逻辑可能并不正确，性选择实际上是一个赢家通吃的系统。

　　这意味着，当种群中有许多潜在的伴侣时，顶级雄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最大和最壮的雄性——享有不成比例的高回报，使大量的雌性受精，而较小的雄性则可能根本没有交配机会。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雄性和雌性是如何寻找新伴侣的，以及在什么情况下装饰品、武器和纯粹的体型特别有用。这样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在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对大自然的运作方式有前所未有的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