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评论文章：今天是“六四”32周年纪念日。中共现任高层领导人在1989年学运中表现如何？他们在干什么？盘点一下发现还是蛮有意思。

李克强也是机会主义者？

1989年，在经过十年的经济转型之后，中国面临著政治自由化的呼吁。当抗议在天安门广场爆发，许多高校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那些活跃的青年人物命运从此改变，这些北大人中有一个是现在的中共总理李克强，尽管角色不同。

这场运动以士兵6月4日横扫北京城而结束，枪杀了数百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和旁观者。与李克强相熟的一些人入狱或流亡，被指控支持撼动共产党的示威。

《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当时同是北大学生，李克强跟胡平和王军涛交往，这两人是八十年代自由学生选举的领袖。据说，李克强有时候加入校园沙龙，在那里学生们辩论选举政治，西方哲学和专制统治的弊病直到深夜。

王沪宁（图片来源：美联社）

之后，李克强被党政官员哄骗放弃去国外学习的机会，还成为一个共青团干部。在“六四”后被监禁，1994年流亡美国的王军涛提及李克强，“那时候，我们有很多共同观点。”王军涛说，“许多分裂我们的问题那时候还没有出现。”

《纽约时报》报道说，王军涛回忆最后一次跟李克强见面，他过去的大学熟人，是在1989年5月中旬。当时李克强跟一群官员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并回到课堂。“作为一个学生，他常常说出他的想法。”王军涛说，“现在他的一些闯劲没有了。他成为一个听从上司的官员。”

“为了在党内生存，你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王军涛说。

王军涛2004年12月30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北大风云旧友点评：胡平、张炜、李克强〉。

王军涛回忆说：“读者可能以为李克强与（胡平、张炜）他们有什么本质不同，现在才站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阵营中。其实，这至少不符合燕园读书时的李克强的形象。当年，李克强是校园中一位思想活跃、言辞犀利的学子。”

王军涛说：“我与李克强相识在常代会上。他是法律系77级的代表。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因此，在第一任常代会主席李林任满离职时，我推荐李克强担任主席并且很容易获得通过。”

王军涛也提及李克强在1989年“六四”时期的表现。他说：“其后，我与李克强在两条不同道路上奋斗，来往不多。但时常听到他的消息。他像北大时期一样，仍然看重思想和学识，在职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曾在80年代作为团中央负责高校口的干部，处理过几次学潮，其风格也像当年北大一样，控制学潮，但不搞政治迫害。1989年5月学生绝食开始，阎明复先生在统战部抱病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时，我与李克强相逢，匆匆几句话交换看法，感到他比北大时期少了些独立清高的风骨，多了些人情世故的稳健；然而，思想依然敏锐，心胸也依然开放。”

王沪宁因反对“六四”步步高升

有关王沪宁对六四的态度，部分海外媒体时常引述香港《明报》的文章说明。

1989年“六四”，整场运动集中在大学、共青团和媒体机构，当时还是“一介书生”的王沪宁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据《明报》刊文追述，知情者说，1989年王沪宁曾到美国访学，“六四”后还曾避居法国3个月，并无支持学运的表态。

1989年4月，当民主运动在天安门广场爆发并蔓延到中国各大城市时，王沪宁同上海的示威活动保持了距离。

当时复旦校园也出现绝食、演讲、游行。参加抗议的年轻教职工寻找资深教授们签名请愿信。他们找王沪宁签名，但是他不肯。相反，王沪宁在一份反对抗议的文件上签名。

不但如此，“六四”事件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集上海学者开会，解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整风。大多数与会者发声反对打压导报，但是王沪宁公开支持，他的表现得到江泽民和曾庆红的赏识。江泽民正是因为这场镇压上台。

1995年王沪宁被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正式收编，从此步入政坛。他被江调到北京。王沪宁的第一个职位是党内智库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后来，他被提拔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从那以后，王沪宁开始炮制对共产党统治有用的政治理论。

2002年江泽民退休后，王沪宁再次被提拔进入党内掌握重权的的中央书记处。他还继续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王沪宁为胡锦涛服务十年。之后，他转而效忠于继任的党魁习近平，成为习的幕后人物，也是其进行外事访问时的重要随行人员。

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的前中共国务院政治改革办公室成员严家祺，2019年5月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时曾向王沪宁喊话，要王去探望一下“天安门母亲”丁子霖。

据悉，王沪宁当年若无严家祺的推荐，便无从踏入仕途，成为“三朝国师”。据报道说，严家祺希望王沪宁“听一听，让六四恢复真相，翻六四的案，六四不是暴乱，而是共产党对人民的犯罪行为”。

严家祺越说越激动，再次差点哭起来：“六四的案不翻，我要发疯，我希望王沪宁听到我的声音之后，看着我的眼晴，看着我流眼泪的眼睛，请他们去看看天安门母亲，请他去丁子霖家里去看一眼，你先不翻案，去看看人家可以吗，都30年啦。”

但王沪宁当然不会去看天安门母亲。

据报，严家祺心中悲痛，不只是回不了中国，更是源于悲愤中国正义不彰，源于对妻子高皋的内疚，源于毁了拯救者一生，亦源于旧友、中共七常委之一王沪宁埋没良心。

习近平在地方阻学潮

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习近平是福建省一个地方官员，远离北京的抗议。但是他的父亲习仲勋，一个共产党元老，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也是被废黜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朋友。而胡耀邦的去世点燃19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

现任已进入中共总书记第二任期的习近平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真实态度备受关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去年8月3日刊出“习近平在福建”专题第21篇，是当年在习近平麾下担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的陈由诚接受专访，罕见披露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六四”期间是如何处理学潮的。

陈由诚表示：“习近平同志妥善处置学潮风波”。“妥善”是一种婉转的说法。

据陈由诚说，1989年春夏之交，有一批温州学生搞串联，准备从宁德的福鼎入境福建，乘坐的汽车上都刷有刺大幅标语。习近平当时明确批示：“第一要认定中央、跟定中央，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第二要坚决阻止学生入闽（福建）串联，汽车上的标语更不能进宁德、进福建。”

根据习近平的指示，当地干部配合福鼎县在省界分水关设立检查站，一方面劝说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另一方面把汽车上的标语通通洗掉。

陈由诚称，其间，习近平还多次就有关工作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密注视全区有关动态，做好社会稳定工作。

1989年7月30日，习在会见相关工作人员时强调：“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做好“清理清查工作”。同时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不搞人人过关，不要造成人人自危”，云云。

陈由诚在受访时极力吹捧习近平，指习处理学潮“在关键时刻指挥有力、处置果断和勇于担当”。

习近平1985年6月15日履新厦门市副市长，1988年调任中共福建省宁德地区地委书记、宁德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八九民运后的1990年，习近平就升任中共福州市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均在“八九六四”后晋升

栗战书1986年4月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作为团干部，又是在紧靠北京的河北，他同样面对对学潮的态度问题。1990年11月，栗战书升任中共承德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

1988年，33岁的汪洋任铜陵市委副书记、市长。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1992年，他又回到省城合肥，出任安徽省省长助理、省计委主任。

赵乐际在1989年“六四”期间正在青海省商业厅任副厅长、财贸工会主席，工会主席也是负责跟进单位职工动向的职位。1991年2月，赵乐际晋升省商业厅厅长。

韩正，1987年5月任上海胶鞋厂副厂长、党委书记。1988年8月，任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副厂长、党委书记。1990年6月，韩正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主持工作）。1991年5月，任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而1989年学运期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正是藉“六四”冒升进京的江泽民。韩正后来成为江泽民的上海帮重要亲信。

综上，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过后，以上栗战书、汪洋、赵乐际和汪洋这几人均官运顺畅，应该也因为对“六四”的态度跟随中央强硬派之故。但目前没有类似习近平这样的内情披露。

后话：中共历任领导人对“六四”事件态度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就因同情学生运动，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的决定，1989年6月被撤职，后被软禁时间长达15年，直到2005年1月间因病过世。

江泽民被认为是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白宫密档提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协同者和最大获利者。

据报，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因为他是“六四”镇压最关键的参与者之一和最大的受益者。

港媒《争鸣》2016年6月号刊披露，前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持续14年吁中共最高层重评“六四”，还要求成立调查组对“六四”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如果属实，这显示胡锦涛执政时代对于六四事件相对宽松一点。

中共政府起初称这场学运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在江泽民主政后期和胡锦涛主政时期改称为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1989年政治风波，2019年习近平执政时期又并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反革命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