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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众议院本周三（12月2日）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该法案要求在美国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否则将面临退市。

虽然法案针对所有外企，但目前美国监管部门未能有效获取审计文件的上市公司中，中国公司占比超九成。

该法案在今年5月已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目前两院都已通过，下一步将呈送白宫，川普总统签署后将生效成为法律。

法案生效后，将对百余家中资企业产生影响，其中不少公司已启动回香港二次上市的流程，以规避新法案对公司的负面影响。

随着中美贸易持续对峙，外交和科技领域摩擦加剧，新法案引发对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金融脱钩”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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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监管政策冲突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三年未能通过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计，将禁止这些外企在美国的任何交易所上市。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是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欺诈案后设立的机构，对上市公司的审计进行独立监管，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通常而言，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都要经过该委员会的审计。不过，这项规定与中国的法律法规相冲突。

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公司进行审计过程中，将可获取公司的各类资料，并形成审计工作记录，这些材料被称为审计底稿。

中国多项法律法规明确，审计底稿等档案应当存放在境内，且不得违反相关规定擅自使用任何手段技术传递给境外机构或者个人。理由是涉及到国家机密、信息安全和国家主权。

如果境外监管机构（比如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要对某家中国公司进行审查，需要得到中国监管层的同意，合作进行审查。

事实上，2013年，中美的证券监管机构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但即便如此，PCAOB能获取的审计底稿也极其有限，无法达到对所有上市公司的有效监管。

阻碍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监管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但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在美上市公司的数量，中概股公司成为美国该委员会不满的焦点。今年四月，PCAOB公布阻碍财务审计公司向该委员会提供审计文件的上市公司名单中，超过90%为中国公司，其他公司来自包括法国、比利时等国。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生效后，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公司被夹在互相冲突的两国监管层中间。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要么退市，另寻他地上市；要么转换审计事务所，接受美国方面审计；或者接受中美两层审计，推高审计成本。

如何发展到这一步

中美在上市公司监管法规上的冲突由来已久，随着中美整体关系紧张，冲突也愈演愈烈。

去年10月，中美贸易谈判经过长时间停滞后，刚刚决定重启，中国副总理刘鹤赴美前一周，有报道称白宫正在考虑对已上市的中国企业实行强制退市，美股大盘应声大幅下挫。不过白宫随即出面澄清为假新闻。

但今年以来，两个新的变量几乎同时出现，让事态发展突然转向。

三四月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中美关系急剧恶化，从贸易争端，演化为全面对抗。

与此同时，4月2日，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瑞幸咖啡承认，其财务主管刘剑及其下属，怀疑在2019年第二季至第四季度期间，伪造虚报，初步估计涉及销售造假金额达22亿元人民币。

5天后，在美上市的好未来教育公告称，内部审核中怀疑有员工“行为不当”，和外部供应商合谋，伪造合同夸大“学而思轻课”的销售数据收入，有关夸大的业务约值1亿元人民币，占总收入3%至4%。

不仅如此，爱奇艺、跟谁学等中概股公司也屡被做空机构狙击，但两者都强烈否认有关指控。

此时，中概股公司在美国面临“信用危机”，监管死角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随即，5月，美国参议院就全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集中引发中概股公司可能被“集体退市”的忧虑。

8月初，川普进一步在政府层面提出一项类似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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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受损？谁受益？

《外国公司问责法》在参众两院全票通过，但长期影响依然存在争议。

首先利益攸关的是众多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PCAOB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1日，共有250家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阻碍该机构进行监管，其中来自中国公司占绝大多数，达到227家。除部分在场外交易外，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的为176家。

不过，评级公司标普发布报告认为，对这些中国公司而言，从美股被动退市的可能性不会对其信用状况构成重大威胁，因其中多数公司还有进行权益融资的其它选择。

“全球其它交易所，以及中国国内的交易所一直都在创造条件，以便吸引可能不再在美国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中国公司，” 标普全球评级分析师谷力佛表示，预计这些公司将有充足时间来完成第二上市，因此“我们认为从美股被动退市不会造成公司评级下调。”

但如果被强行退市，这把斩向中资企业的大刀，将不可避免地伤及美国投资者。

中概股公司虽然屡屡“暴雷”，但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使中概股公司表现抢眼。很多机构基金重金押注中国企业的成长。比如，京东最大的股东之一是美国零售业巨头沃尔玛，持股超过10%。

再比如，根据Refinitiv数据显示，黑岩（Blackrock）、普信（T. Rowe Price Associates）和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三家机构在中国公司的投资总市值超过400亿美元。

其次，赴美上市的中介生意也将受到影响，华尔街各投行在中企首次公开募股（IPO）中每年赚取数亿美元。

不过，法案的支持者认为，短期损失虽然可观，但此举可以倒逼中国监管的强硬立场，或者用其他方式弥补长期监管死角，长期来看，减少投资者“踩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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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最大受益者

数以百计的中国公司，远渡重洋，赴美上市，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美国股市对科技创新企业偏爱，给出较高估值，同时美国股市成熟度高，市场开放，带来绝佳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A股市场上市门槛较高，比如要求企业必须连续三年盈利等。对于新兴模式的科技公司而言，达到这些要求比较难。

即便，门槛较低的香港股市此前也要求上市公司“同股同权”，而科技企业往往希望在创始人掌握较少股权的情况下，能够控制公司。

在A股和港股面前，美国股市则显得开放和灵活，因此称为诸多大型科技企业和互联网企业的首选地。

然而，两地的股票市场在过去几年，快速改革。

比如，港交所修改规则允许“同股不同权”，成功吸引小米公司等在港上市。同时，新设便利第二上市渠道接纳大中华及海外公司将香港作为第二上市的地点，甚至宣布允许在第二地上市公司列入恒生指数。

A股市场则在上海设立科创板，也允许同股不同权，取消一系列上市门槛，实施注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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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的衬托下，赴美上市的优势不那么明显，劣势却进一步凸显。比如，中概股主要市场大多集中在中国，美股投资者不如本土投资者了解企业的发展潜力，倾向给出更低估值；以及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和不断收紧的监管措施。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中概股公司的回流。

总体观察，中概股公司采取选项为：仍保留在美国上市，同时开启在香港二次上市。包括阿里巴巴、京东、网易等已成功在港二次上市。此外，具备在港二次上市资格的中概股公司还有34家，其中不少已启动流程。这些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后，有可能逐步提高在香港的交易规模，最终从美股退市。

还有公司则直接选择私有化，从美股退市，然后择地再次上市。比如今年7月，新浪和携程两家公司就有此计划。

最后，对于更小的上市公司，既不符合在港二次上市的资格，又没有资金进行私有化，也可能选择“改换门庭”，选择与在美国注册的审计事务所合作，接受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监管。

在这个过程中，香港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原本每年的首次公开募股水平与纽交所旗鼓相当，如果30余家中概股公司回流香港，将带来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金，强化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