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中共商务部在北京开了一个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推进现场会，要求“加快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努力促进消费”。对此，有中国财经评论人士质疑，中国普通百姓收入低负担重，拿什么来消费？

中共商务部11月26日在北京开了一个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推进现场会，再次提及“加快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努力促进消费”。

对此，中国知名财经评论人士“凭栏欲言”11月27日撰文表示，经济疲软一定要强调刺激消费，但在中国，最大的烦恼就是，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不匹配。

凭栏说，中国的投资力度一直很强，消费却相当低迷。2019年，中国投资（资本形成）占比GDP比例超过43%，超过居民消费占比38.8%，而美国居民消费占比GDP比例为67.02%。由于消费与投资不匹配，中国产能严重过剩。

凭栏引述中美收入数据分析说，1993-201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GDP比例，中国平均为47%，美国平均为55%，差距8%，但居民消费数据差距30%，原因除了两国政府财政收入侧重点（民生或投资，导致保障程度有差异影响消费）有所差异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居民部门需要负担的隐性成本太多。

凭栏指出，中国居民部门的需要负担的隐性成本很多，内外皆有：

1） 负担美元印钞的成本转嫁；2） 负担通胀成本；3） 负担房价飙涨的成本；4） 负担风险定向爆破的成本。这些成本都在不知不觉中被转嫁给居民部门，太多的隐性成本压制了消费能力，成为消费低迷的原因。

居民收入（包括信贷）如果稳定，消费和隐性负担就成了跷跷板，隐性负担越多，消费能力自然越差。

凭栏指出，中国普通百姓还承担以下三个巨大成本：

1） 美元印钞的成本。政治上的缓和是以付出成本为代价的，融入美元体系也是需要承担成本的，成本总是需要有人负担的。

2）通胀上行的成本。得益于汇率攀高，输入性通缩因素压制近期通胀在下行。但M2增速很快，高企的房价也会从成本端向通胀传导，内生性通胀动力十足。

3） 房价飙涨的成本。房不住炒，说明居民隐性负担飙涨已经引起警觉，但这是稳房价而非压降房价，房价压降容易演变为银行危机。房价未降，成本就需要有人负担，只是不再飙涨而已。

凭栏表示，从支出端结构来看，想要提高居民消费，实现内循环，需要压缩隐性负担，让房价爆破是缓解居民部门隐性负担最有力的选项，但却容易诱发银行风险；从收入端结构来看，想要提高居民消费，实现内循环，最有力度的选项是提高居民收入，但必然会挤压财政收入，造成财政缺口。

凭栏总结说，在中国，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却找不到突破口；但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如何实现刺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