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评论文章：近日，有学者发表文章说，五中全会是习近平的个人胜利。全会公报用一大段篇幅肯定和颂扬习带领中共在十三五取得的辉煌成就，用公报的语言说，“实践再次证明，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此种表述是以前没有的。中国的政局是在习的牢牢掌控之下，要破这个局很难。五中全会勾勒的中国未来发展图景，加上领导体制的稳固，基本堵死了未来五年中国内部出现变革"惊奇"的可能性。果真如此，习近平应该志得意满，可以宏图大展了。但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习近平越来越显得紧张、焦虑。他天天在讲风险和政权安全，好像中国已经危如累卵；他亲自叫停了马云蚂蚁集团上市，担心会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指示抓捕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接管其企业，担心他政治不忠诚；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在微信上转发几篇文章，竟被安上“以造谣、诽谤等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刑20年；公民记者张展因报道武汉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抓捕起诉。

为什么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并没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的感觉，相反越来越紧张兮兮呢？署名“我本聪聪”的文章《独裁者为什么会恐惧》给出了他的答案。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本聪聪”在文章中写道：当独裁者大权在握，势力极盛，可以掌控一切，并不会受到致命挑战的时候，那种穷奢极欲，生杀予夺，唯我独尊的感觉，自是妙不可言。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独裁者必须时刻提防这种状态的改变，因为独裁制下，权力的掌控是一环扣着一环，一级迭着一级，紧绷着的，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怕是一个小小的疏漏，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越是权力集中的独裁者，就越是紧张、焦虑。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商贩因不满市场执法人员的执法而自杀，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据说，小贩布瓦吉吉在医院抢救期间，总统本•阿里还去看望了他，或许本•阿里都觉得委屈，“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底下的人干的。”而底下的人也会认为，我是没有错的，我只是正当执法，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然而，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革命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爆发了。执政20多年的本·阿里被赶下了台。

依赖警察暴力维稳的国家，好似铁板一块，看似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但由于这种体制缺乏柔韧性，某一天铁板会突然间绷断，让人猝不及防。

我们时常看到，在民主国家里，领导人的“落魄”景象，比如：2018年5月28日，意大利临时总理科塔雷利独自背着双肩包，手拖行李箱前往就任;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退休后，象个素人一样，拖鞋、短裤、座公交，混在瓜众里吃炸鱼薯条;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象普通主妇一样去市场买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家要自己洗衣、刷碗、倒垃圾;前首相村山富市退休后一如普通村夫依靠养老金简朴度日，年近九旬还骑着自行车给妻子上街买药……

这些充满着人间烟火味的景象，对于独裁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有时是可欲不可求的。独裁者一旦登高望远，就再也回不到平民的生活中去了。因为没有一种机制让他可以平稳落地，他要么高高在上，维持“神”一样的存在，要么摔的很惨。回到平民，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意味着被清算的日子到了。

在独裁制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施政绩效。欺世盗名的独裁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日益觉醒，总有破产的一天;而在施政绩效方面，独裁制国家除了通过“国有化”等手段实现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垄断，以及通过滥发货币，洗劫国民财富以外，大多都是乏善可陈。

独裁制国家赖以维系的重要手段，就只有对国家刀把子的把控了。然而，暴力征服并不能获得任何权利与合法性，任何未经人民授权，仅仅通过暴力获取并维护的政权，都是不合法的。一个不能让它的人民免于恐惧的国家，它的人民就总是有机会让这种“恐惧”奉还给它的统治者们。独裁者的恐惧正是由于他们亲手制造了恐惧。

近年来，由于独裁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权力的更迭越来越陷于混乱，独裁者本人也鲜有善终的。轻者被颠覆耻辱地下台，重者则身死国灭，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们的结局，殷鉴不远。

由于独裁者在道义上的孤立，以及权力春药的巨大魔力，总能令勇武之士铤而走险。因而多数情况下独裁者都会处于寝食难安的境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也会与日俱增。那么，独裁者在哪些方面最容易遭遇挑战，或者说独裁者最为恐惧的是什么呢?

一怕来自集团内部的挑战

没有任何一位独裁者是靠一个人的力量上台并维持统治的，他必须有一群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他们的支持对于独裁者保持权力起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这些家伙有能力推翻他们的老板，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十足的胜算，并且确保不会让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所损失之前会表现得格外顺从，断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一旦这样的利益格局有所改变，后果就难以想象了。

而对于独裁者而言，政权的存续，一刻都离不开军警力量的支持。莫说是军事政变，就算是军警在独裁者与民众的对抗中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对独裁者都是致命的，中立无异于叛变。罗马尼亚的军警中立，不再受命于齐奥塞斯库时，齐氏的丧钟也就敲响了。对于独裁者而言，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除了拼命地捞钱，用以收买团伙成员的忠诚以外，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对核心支持者们进行清洗。

二怕来自国际社会的干预

事实上，独裁体制的崩溃，并不总是西方国家干预的结果，而是其内部运行的必然规律。然而，几乎所有独裁制国家出现群众抗议事件时，你总能听到官方谴责西方国家干预内部事务或阴谋颠覆其政权的声音。这些其实都是独裁者心虚的表现。

独裁者们之所以如此害怕西方的干预，一方面是虚张声势，转移矛盾，绑架民众，把独裁者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转化成整个国家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局势一旦失控而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时，西方国家则会真的进行干预。

国际社会对于独裁国家暴政的干预是正当的吗？当然。在独裁体制下，暴政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灾难。就如同自然灾害让某一地区的人民身受苦难，国际社会理应施以援手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倘若某一国家的人民深受独裁者暴政所害，陷于“人权灾难”时，国际社会虽无权要求该国可怜的民众不计得失地与当权者对抗，行使抗暴权，却也不能袖手旁观，负有在人权方面给予“人道主义”支援的义务。试想一下，当年如果不是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恶魔波尔布特不知道还会残杀多少平民，柬埔寨人民会继续遭受怎样的苦难？

三怕自由思想的传播

思想的传播依赖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下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之下，言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和管制。这一点在民主国家已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在独裁国家内对言论、思想的钳制是普遍的，没有例外。齐奥塞斯库连打字机都不放心让人随便拥有，害怕的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金正恩治下的朝鲜，没有国际互联网，听收音机都要经过政审，担心的是人们知道真相;伊朗的毛拉们在遭遇群众抗议时，不是想办法与抗议者对话，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关闭互联网，恐惧的是被西方和平演变……

当自由的思想得以传播，就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觉醒的民众开始上街抗议游行示威，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二是思想被集团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其推翻旧政权，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但这两者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对独裁者而言，都将是灭顶之灾。

以上是“我本聪聪”文章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习近平而言，他的恐惧和忧虑远远不止是三怕，他怕经济崩溃，老百姓生计无着而走上街头；他怕民营企业家成为颜色革命的支持者；他怕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等谎言被戳穿；他怕维吾尔、藏人和蒙古人要求独立；他怕香港成为西方颠覆中共的前哨；他怕台湾民主成为大陆人的向往；他怕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脱钩；他怕中国人民与中共切割；他怕9100万中共党员对他虎视眈眈；他怕百余万被他打成贪腐罪犯的官员报复。总之，习近平很害怕，很忧愁，正如李清照在《声声慢》中云：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