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动词开头的三个单词的口号是民粹主义的货币。2016年，“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和“建造那堵墙”(Build that wall)的口号，帮了英美民粹主义运动的大忙。就任之后，领导人的话变多了——他们身边的那些亲信，那些耐心的听众，助长了坏习惯——但唐纳德•川普(Donald Trump)近来人气最高的Twitter帖子之一重拾这种格式。美国总统高呼“开放学校！”(OPEN THE SCHOOLS!!!)的帖子在24小时内被转发了40万次。

你会注意到，这种情绪是威权的反面。但他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状病毒病）的第一反应也是如此：在采取封锁措施，在鼓励甚至尊重戴口罩的问题上行动迟缓。白宫在财政救济方面的立场也是如此。川普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担心增强型联邦失业救济“鼓励不工作”。无论这一言论反映出什么精神，它都不像是高压的家长式作风。

甚至早在川普当选之前，自由派人士就把他首先解读为一个威权主义者。安妮•阿佩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她的新书《民主的黄昏》(Twilight of Democracy)中，把川普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相提并论；她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

这种分析上的技巧本来没什么关系——只是它会带来虚假的希望。这种观点意味着，川普在11月败选将标志着美国人对威权的拒绝。在经历了惨淡的五年后，自由社会将得到公众的肯定，使其能够重建。领导人会听到选民们说：“剥夺我们的自由，你就得后果自负。”

这种想法如此令人欣慰，以至于它的谬误令人惋惜。川普输掉这场大选并不是因为他的威权。要说原因的话，那是因为他的放任不管令他失去了公众的信任。他对新冠疫情（美国已有1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放任态度，使得民调结果决定性地转向对他不利。而他更为常规的强硬立场并未曾造成这种后果。他对墨西哥边境的移民采取严厉态度时，他的民调支持率保持不变。在他对多个穆斯林国家实施旅行禁令后，他的支持率出现反弹。他喋喋不休地抨击记者、法官、公务员以及那些调查或提供对他不利证言的人：在这一切之后，他差点获得连任。

没错，他对今夏抗议活动的过激反应不得人心。但到了那时，他的支持率已经在下降了。试想一下：如果川普迅速而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但依然为了拍照作秀而驱散聚集在拉法耶特广场(Lafayette Square)的抗议者，他会落后民主党的乔•拜登(Joe Biden) 10个百分点吗？

选民们在惩罚的，并不是总统对自由派规范的践踏，而是他对事态缺乏把握；对于一个被标榜为雷厉风行的领导人，这一点更不能原谅。川普的问题在于，他给了美国人威权的形式和风格，却没有给他们构成威权体制实质的安全感。他是个强人，却不是一个坚强的人。顺着这个逻辑，真正的强人——真正的命令式威权者——仍然有可能赢得选民的支持。即使11月民主党大获全胜，也不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投票日晚上，自由派阵营在欢庆的同时应该有一点清醒。

在人类自由问题上，民粹主义者总是面临两种方式。他们喜欢在某些领域（贸易、移民、犯罪）让国家管得更多，但在公共卫生、税收和环境领域对哪怕是试探性的措施也受不了。不知怎么地，被称为“华盛顿”的巨魔既是令人腻烦的保姆又是不见人影的房东，在美国腹地饱受去工业化和滥用阿片类药物的打击时冷漠无情。同样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笨手笨脚的英国保守党，也像美国共和党一样体现出这种冲突。

理论上的矛盾并不可耻。但绝对有必要看清民粹主义的两种冲动——威权主义和死硬的独立精神——川普在受到后者的推动。约三分之二的选民希望学校推迟（而不是尽早）开学。他们担心5月的经济解封过早了。在经济一团糟的情况下，他们积极拥护财政转移。另一方面，他们目睹了川普三年多的煽动言行，却并没有将矛头对准他。

明白这一点的拜登，并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威权者的自由派纠正者，而只是以一个更为内行的实干家投入竞选。他的竞选纲领会让你昏昏欲睡，诸如“通过改革短期补偿计划，来扩大就业保险规模”之类。拜登抨击川普的矛头主要指向后者在2020年1月前后对新冠病毒轻描淡写，而不是川普对待法治的随便态度。不用说，拜登总统不会那么威权。只是我们不应该假装选民是基于这个理由选他上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