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极端的封城措施，将千余万武汉人困在城内家中。但有意思的是，他们给武汉人带上了一顶桂冠，那就是英雄的人民。但现实中，武汉人却是另一番感受，那就是处处被歧视。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住旅馆被拒绝，四处流浪的武汉人；回到家乡被围攻，甚至家门被钉死坐以待毙的武汉人；武汉车牌的汽车被举报、被跟踪和被追捕。这哪里是什么英雄，简直就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个病毒让武汉人、湖北人一夜间感受到了人间的辛酸悲凉。

　　随着湖北地区新增病例归零，官方通告除武汉地区以外的湖北人员可凭健康证明离境。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湖北拆除了路障，江西却在在两省交界处设立了路障。27日上午与湖北省黄梅县警察与江西省九江市警察就此发生了冲突。随后大批湖北民众加入对峙，出现骚乱。数以百计的黄梅人走到横跨湖北江西两省的九江长江大桥上，手持多面大字横幅，与大批江西警察激烈对抗，多辆警车被黄梅人掀翻。

　　与此同时，北京对待湖北人也严防死守。中国民航要求所有抵达北京的客机一律飞往外地检疫；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亲的人员一律不得返京。直至3月28日，才有7098名滞留在湖北的北京人员乘坐12趟高铁返京。但湖北人仍然不能进京。下面，我就湖北、武汉人被歧视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歧视源于恐惧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外地和北京之所以歧视湖北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害怕湖北人携带了新冠病毒。但宣布新增确诊归零和解封的是政府，为什么外省人甚至北京也不相信呢？原因就是中国政府没有公信力，已陷入塔西陀陷阱。不仅中国人不相信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互不信任。中国人对各省的新增病例清零的信息有种莫名的恐惧感，让他们想起大跃进时的虚报浮夸风。一亩地本来只能收获600斤小麦，各地展开吹牛比赛，结果一亩地竟然被吹成收获13万斤。连科学家钱学森都写文章论证说，13万斤也不算多，还可以收获更多。近日，钟南山推断，中国没有大量的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但他自己也说，这个结论只是一种推断，既没有具体数字，也未有详尽研究。3月20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了一篇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邬堂春团队的论文。该论文指出，武汉市至少59%的感染病例未被发现，其中可能包括无症状和症状轻微的病例。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对外界表示，无症状感染者有较强的免疫能力，可以在感染病毒后14天内不发病，病毒在其体内存在时间超过三周，具有传染的可能性。有意思的是，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对湖北新增病例清零的通报也心怀鬼胎，应该是做贼心虚吧。

　　第二，歧视表明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社会

　　歧视在中国，从古到今就没有消失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特征之一。从古代绵延至今的有男女歧视，民族歧视，财产歧视，地域歧视等。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歧视更是登峰造极，如政治成分、政治身份、城乡身份等。这次疫情就将中国人黑暗的国民性显露无疑。中国疫情爆发时，海外华人纷纷伸手援助，几乎扫空了西方的口罩。但当中国疫情缓解时，西方疫情爆发后，部分海外华人听信中共大外宣的虚假宣传回国避险时，他们遭遇到了中国人的冷嘲热讽，甚至是羞辱。很多西方国家在中国遭遇肺炎疫情时，曾大力相助，现在唯一有效的药物也是美国的瑞德西韦。但很多中国人对于今天西方国家的疫情却幸灾乐祸，甚至大力赞美中国的极权制度，嘲笑西方的民主制度。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张伦教授深刻指出：有些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有幸灾乐祸的心态，和在疫情最高峰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对湖北人、武汉人的暴力、不人道、不人性对待本质上是相类似的，其实质都是缺乏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关怀。我希望，从灾难中，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认识能够更深刻一些，能够对文明、对生命的认识有所提升。不论在中国还是身处世界各处，都应该对正义、人的权利与尊严有些普遍性的关心与追求，不仅仅局限于自己的、自己群体的权利与利益。近代的历史表明，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不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反而会导致灾难。

　　第四，极权意识是中国歧视的根源

　　有学者指出：只要稍微了解中共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歧视是极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本色，在极权意识下的社会，歧视遍布于各个角落。因为极权意识就是金字塔社会结构意识，社会群体被以意识形态来区划成不同等级的所谓阶级，建立起一层层互相压制的所谓统治。这种不同等级的权利不同区别，事实就是违背平等原则的歧视。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又列出了新时代的黑五类，即维权律师、家庭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等，并对这些群体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经济上的扼杀，人身自由上的限制。今天，武汉爆发瘟疫，以极权固有思维模式，自然将武汉乃至湖北划入了另类圈子，成为了极权控制与抛弃的对象，进而掀起全国性对湖北人的歧视。这可以说是极权意识下的必然演化。在极权意识中，一切有损于极权统治与极权形象的东西，都将被当作敌人或负能量被歧视与抛弃。所以，湖北人今天因瘟疫而面临被歧视的命运，不过是中国人民普遍命运的缩影。而要想结束中国人因这样那样原因被划入专政歧视对象的命运，就必须终结极权意识，确立现代文明的平等权利观念，树立普世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法治、民主价值。惟有如此，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意识与歧视制度。

　　在这次武汉疫情中，中共延续了老剧情，变丧事为喜事，将疫情应对演变为大国战疫，最后以胜利的大结局使领袖和中共再次伟大。中南海明白，瘟疫再凶猛也有收兵还巢的那一天，所以无论死多少人，结局都是一样的。但人算不如天算，王沪宁写好的剧本演出来却是一个烂剧。一是群众演员不配合。武汉人性子急，不太温顺。特别是武汉的嫂子们的汉骂、敲锣和割直板子（意味“直来直去”，意指汉阳嫂子喊：假的，全是假的）刷屏网络。二是二次网络暴动，让网信办删帖删得手瘫。2月6日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和3月10日发哨人艾芬的访谈文章“要知道这样，老子到处说”掀起了中国有互联网以来的网络暴动。三是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的“感恩”马屁放的不是时候，遭武汉人“胖揍”。四是许章润、许志永、任志强发飙。许章润说人民受够了；许志永劝人民领袖别占着茅坑不拉屎，尸位素餐；任志强的话更气人，说人民领袖就是一个不穿衣服还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看到人民领袖呆坐在武汉阳光下的样子，我不由感叹：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五是武汉知识界勇于发声，不做沉默的大多数。用胡适先生的话说，他们做到了“不降志，不屈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为中国知识界赢回了尊严。2月7日，李文亮医生去世的第二天，冯天瑜、唐翼明、余品绶、於可训、郭齐勇、邓晓芒、李工真、赵林、徐少华、叶永刚等十位武汉教授援引宪法规定，呼吁有关部门撤销对包括李文亮在内的八位医生的处罚，公开道歉。武汉大学原校长，87岁的刘道玉先生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呼吁：“只有从源头切断毒源，才能有效根治疫情。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恳切希望有关部门和同胞们觉醒起来，有必要就疫情进行一次全国启蒙，吸取教训，擦干眼泪，继续前进！”方方，这位身居疫情“震中”的作家，她记录了一个真实的武汉和武汉人，记录了他们的恐惧、痛苦、愤怒和抗争。方方日记是一座武汉人的纪念碑。她在日记的结尾，引用《圣经》里的话写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场肺炎疫情，让武汉人感受到了难言的屈辱和痛苦，也看到了中共的虚伪和无能。这场疫情让无数武汉人从岁月静好中清醒过来。到底有多少武汉人死于肺炎疫情，这个数字对于武汉人或许并不急迫。有位网友说，真正让我悲痛失望的是，直到今天，那些瞒报谎报失职的官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道歉，没有一个人引咎辞职，没有一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相信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抢，具有革命精神的武汉人，不会就这样让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消失和被遗忘。当疫情过后，当他们安葬完逝去的亲人，擦去脸上的泪水，他们会向制造这场人祸的责任者讨个说法，会为李文亮医生等八名吹哨人讨个公道。

　　歧视武汉人后果很严重，一场摧古拉朽的武汉风暴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