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瘟疫始发地武汉市，成千上万名因政府隐瞒疫情而被感染的危重病患，四处求医无门，被迫在网络上求救；更多的重症患者只能被困家中，在担忧家人被传染的煎熬中等死，甚至跳楼轻生。然而，还有这样一群外地人，她们平日住在医院专职照护病人，染上新冠病毒后，无处求医只能四处流浪，沦为被放逐在街头的“隐形患者”和传染源。

被感染的医院护工 流落街头的隐形患者

王女士就是这批隐形患者中的一员。她说她们都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住院部的护工，专门给离退休干部做护理。

王女士说她护理的老人是武汉科协原主任，九十多岁，她已经护理了三年。因为老人的家属感染新冠病毒，而当时她们包括医生都不知道疫情真相，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所以许多护工也被感染。

王女士说，“已有三名同事被医院赶出去，在发热门诊外面已经冻了两天两夜，有一人症状危险。”

“我现在就是想赶紧把我们收治，没有收治的情况下，给我们找地方隔离，医院叫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也没有衣服，我看那三个师傅都不行了，冻得很厉害，爬都爬不起来。”

王女士还透露说，该医院来看病的患者非常多，她在去做CT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感染，但还是只能与其他人一起排队，也没有人知道她是感染者，医院没有做隔离。

不想传播病毒，却被逼在街头游荡

王女士所在家政公司的负责人聂女士说：“我现在绝望的想跳楼！”。聂女士披露说，“我现在有5个护工感染，还有一个是护理的病人感染了，护工需要隔离。”

“最可怜的就是她们。”“六个人在医院到处躲，在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到处跑，感染很大啊。”

聂女士说，因为病人家属的要求，她把这些护工派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去。这些离退休高干在医院有专门的“干部楼”，病人家属通过家政公司请外地护工做24小时专职陪护。这些护工因为来自外地，所以平时都睡在病房里面，24小时看护病人。

聂女士说，护工在医院里也没有防护，“什么都没有，哪有防护服，就是要戴一个口罩，手套可能有的还是自己买的，有的是一次性的手套”。结果病人或家属被感染后，护工们也纷纷被感染。

聂女士说，医院给这些高干做CT时，顺便叫他们护工也去做检查，发现是阳性的就叫她们马上走。“她们也没地方去。所以护工被赶到外面，外面冻的要命”，“她们露宿街头啊，她们没有地方去啊。她们本来都不发烧，你现在把他们搞发烧了”。

聂女士说，“我们跟街道，跟区、市政府都反映了，你说这样的情况多危险，把她们（护工）赶出来，都带阳性，她们在外面跑只会传染源更多人。”“武汉市、湖北省现在既然换了头，起码要从源头抓起。医院你既然知道她是阳性，你还让她出来跑？”

“她们是做离休干部感染的。病人有国家管，这些护工就没有人管。”

“我跟怡园街打电话我说我们有良知的公民，不想让她们到处去传播，而且我说你们不要到处跑。你们就找一个背风的地方，背雨的地方。今天晚上的温度你看有多低。今天晚上会冻死人。”

聂女士打了很多电话呼吁，都没人管。聂女士说，病人家属也在帮这些护工找社区，在联系，在呼吁。

“我是凭的良心，我一直在联系”。“我们找宾馆，找社区，我出钱，现在就给用支付宝打钱给你们。都没用。”

聂女士透露说，有政府的人打电话出主意说，如果社区不让护工进入、不开门，你就叫护工把口罩取下来、站在社区门口。聂女士说：“她们都是阳性的（有传染性），我们不能那么做。”

绝望中的呼救和呐喊

然而，这些有家不能归的外地护工，已经深陷在天寒地冻中流浪街头的绝境。

聂女士说，医院一查出这些护工有感染，就马上赶人走，“分分钟都不让她们在那边逗留”。

“但封城了人家现在也回不去啊，要开城别人才能回家呀。是不是，别人都有家呀，有的是孝感的，有的是汉川的，有的是应城的，你说现在怎么办。”

聂女士说自己本身就是癌症患者，又复发，现在小区都出不去，“我那个单元都有人感染的，门都不能出去。”

聂女士说，为护工的事情深感无力和绝望。“我跟我儿子都说了，我说我已经崩溃了，想从八楼跳下去，但你要把护工的钱，该打给别人的钱都打给别人。”“我已经崩溃了，我解决不了别人的问题，真的是想跳楼，想自杀。我死了干净一点。”

聂女士说，自己对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做法很有意见，但医护人员还是很辛苦的。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是武汉市较大的新冠定点医院，不过聂女士说，“什么都没有，基本上是没有防护”。

聂女士所说的该医院的医疗物资不足，与不久前病逝的“吹哨人”李文亮有关。市中心医院是李文亮生前的工作单位。李文亮曾率先披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而被中共诬为“造谣者”；他同许多同行一样，因为中共瞒报疫情而在无防护的情形下医治病人、结果被感染新冠病毒，并于2月6日去世。市中心医院因为李文亮的遭遇，被一些捐款单位排除在外，导致医院护物资极其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