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月1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会议上讲话时特别提到了加速推动生物安全立法，并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安体系。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宣布推动生物安全立法？

这次深改委的会议的主题是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新华社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要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全面加强和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认真评估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修改完善。不过，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还并不是这几句话。

“习近平强调，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要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

以上是中国央视新闻联播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 这是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首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生物安全”。

中国无《生物安全法》 研究人员:“这是一件蛮恐怖的事”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舆论界一直在争议病毒来源问题。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或科学家，曾质疑或暗示此病毒与中国武汉P4病毒实验室有关系。

习近平的这番谈话又让外界充满各种猜测。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生物安全法草案》于2019年10月才首次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曾负责起草美国《生物武器反恐怖主义法（1989）》的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法学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表示，习近平的谈话代表他意识到生物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可能危及他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欠缺相关法规感到极度忧心。

“ (中国的实验室)完全没有制度性规范，尽管中国投入很多心力发展国防生物武器。据我的了解，他们在BSL4病毒实验室研发、储藏这样的生物武器是极度危险的。历史上，这些实验室都有泄漏(病毒)纪录。”

一位熟知P3实验室运作模式的美国病毒学博士匿名向本台表示，“我很讶异的是， 所以你们是还没有做好(法规未完善)的意思吗? 我很讶异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的法规。它们已经盖了好几个P3、 P4实验室。这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上述人士介绍，以台湾生物安全法规为例，除了按国际标准明确规范病毒级数、致病程度，还细到如何管制废弃物、如何穿脱隔离衣等各种动作都有一定的作业程序。

台湾自2003年SARS疫情后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领军，參考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等相关实验室生物安全规范及指引，逐步完善生物安全法规。

“为什么要有法律? 因为一个病毒要被带出去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比如你今天处理检体的时候，戳破了手套、没有处理程序，你要不要通报主管?还是就回家到处走?或是有些时候，我们养病毒，分装到一百个试管， 我每拿一管起来做实验，都要在电脑里面做记录录。”

立法经验

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欧尼尔国际卫生法中心研究员、博思法律事务所资深律师刘汗曦则告诉本台，实验室生物安全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公卫安全的重要指标。

他说，因为这次武汉疫情很有可能性是来自于生物实验室的管控不当，而这个问题其实应该存在于中国全国各地，包括医院与大专院校等各种实验室中。“这个法规不立好，下一次爆发类似危机的风险还是很高。”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是有位阶的。如果只是一个行政规范，或只是实验室管理层级（制订的规范），位阶就不够。提高法律位阶，代表国家对此的重视。可以处理很多权力冲突的问题。”

刘汗曦进一步解释，比如专责机构的责任划分、实验室的预算、研究权力、研究范围、违反规范的罚责、刑责等，都是需要有中央统一标准的法规，来处理现行可能有的规范之间的冲突。

对比美国在1989年已经出台的相关法规，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强调，他不是要批评中国，也对中国人民的遭遇感到非常遗憾，但此次病毒已造成国际事件，所以他呼吁应关闭所有的P4病毒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