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国家都擅长宣传工作，将黑作白，颠倒是非是其长技，谓之“官谣”，官家造谣之意。自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中共官谣已经丧失垄断地位，总是遇到“民谣”（非官方谣言）的对抗，今年的反送中运动更是突显了官谣的黔驴技穷。

　　北京对港文宣战的“精神胜利法”

　　据港媒报道，香港人推出自制VR电子游戏“光复香港”（Liberate Hong Kong）之后，中国也开发出一款免费电玩游戏“全民打汉奸”，开启游戏后，画面有“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容外部势力染指！”几个大字，背景则是飘扬五星红旗及香港特区紫荆花旗的香港街头，以及戴黄色安全帽、黑口罩，身穿黑衣的示威者。进入游戏后，可看到依照“反送中”示威者特征（黑衣、黑口罩、安全帽等）绘制的人群，并要求玩家在人群找出混在其中的8名“汉奸”，除南宋让抗金名将岳飞屈死的奸相秦桧外，其他7名依次为反送中运动的主要人物岑子杰、黄之锋、黎智英、李柱铭、何俊仁、罗冠聪，陈方安生等。每名“汉奸”都被附上一段文字介绍，例如黄之锋被描述成“河童”，并被定义成“港独头目”；黎智英则被形容为“肥佬黎”，被指是“乱港金主”。玩的方式很简单，只需从画面中挑选拖鞋、棒子等攻击黑衣人，并抓到混在其中的8名“通缉犯”即可过关。

　　这款游戏只在中国国内流行。作为一位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包括文革时期）的知识人，我见识过中共文宣那种关起门来自说自话自我娱乐的举国阵仗，看到这款游戏的介绍时，不禁想起鲁迅《阿Q正传》主角发明的“精神胜利法”：阿Q的辫子被揪、癞痢头被敲之时，阿Q在心里连呼“儿子打老子、儿子打老子”，最后获得心理平衡，“老子又赢了一回”。

　　中共文宣“精神胜利法”溯源

　　这种依靠抹黑对方并动员大众群起而攻之的精神胜利法并非始自今天，中共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玩这套把戏，1949年建政后更是乐此不疲。

　　记忆所及，从小学时代开始，音乐老师教唱的歌就有不少反帝反修的歌，针对美国的我至今还记得好几首，比如：“美国佬，坏东西，脸上笑嘻嘻，背后挎大刀，见到好东西，什么都想要，要不到，他就抢，霸了土地占了房，杀人放火样样干，妄想拖住那地球往家里搬”。“美帝国主义罪恶滔天，天天都把坏事干，两手屠刀两手血，千件万件、千万件坏事堆成山“。还有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的”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文革时期那首“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估计50岁左右的人都会哼唱。

　　这些歌曲与现在的电子游戏“全民打汉奸”本质上是同一类宣传品，中共在现实中无法战胜或压服某个政治对手之时，就会动员群众，用语言或儿童游戏去侮辱、打击对方，从而获得心理上的胜利感。在“文革”时期，常用这句话描述这种国民游戏的作用：“七亿中国人，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后来随着人口增加，逐渐追加到十亿、十三亿）。

　　寓愚民兼仇恨教育双重目标的中共文宣

　　很多人都认识到中共的宣传是种愚民教育，目的是培养出易于统治的羊群。但上文中提到的反美歌曲与“全民打汉奸”，还有培养仇恨这一重要目标。在这类文宣的长期熏陶下，很容易养成对文宣打击目标的仇恨。我在国内时，家里请过一位河南女子做保姆，她在看电视时，会情不自禁地表达情绪：“这家伙好坏，比美帝国主义还坏”。我有次笑问她：“你怎么知道美帝国主义‘坏’？你去过美国还是认识美国人？”她歪着头想了一下，很认真地回答说：“在学校里，老师经常这样说。中央电视台与报纸也经常这样说，难道这还有假？”

　　对港文宣战时推出的这款“全民打汉奸”的电游，目的就是培养玩游戏者对港独的仇恨。

　　中共文宣遇到新挑战：官谣与民谣的对决

　　以上所有宣传战手法，在中共长达近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无往而不胜，中共自身也饱尝垄断舆论的甜头：利用舆论塑造伟人与英雄（这点近年有点不灵光），利用舆论抹黑一切政治对手与其想要抹黑的人，营造出对中共统治有利的社会氛围，这就是中共以笔杆子、枪杆子起家，历经毛、邓、江、胡数朝，从不肯放弃这两杆子的原因。

　　但是，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一切都有了变化。中共抹黑他人的“黑色宣传”终于遇上了民谣“谣翻中国”的时代。

　　这里得解释一下“黑色宣传”（Black propaganda）的来历。这一手法自古有之，主要用之于政治斗争中，其特点是无中生有、巧妙抹黑、将虚假信息包装成内部消息等，目的是为了离间敌方，动摇敌方军心。“黑色宣传”成为信息战的一个门类并服务于战争，还是二战中发生的事情。2011年中东北非四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于2月17日在中文推特上由“@mimitree0 秘密树洞”发展成中国的虚拟革命，宣称“2011年2月20日下午2时，全国各大城市中心广场将发生群众集会“，中共官方为此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内对各大省会城市的中心广场实行全戒备，这算得上红色政权遭遇黑色宣传的首例，此后，中共官方不得不经常对网络传言辟谣。2013年，中国官方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打击网络谣言的活动，并由官媒公布打谣初步“成果”，此举在网上激起一片喧哗，也引发许多讨论。

　　当时国内敢言的知识人提出：一，应该区别谣言与非谣言；二、什么是“官谣”，什么是“民谣”？三，需要探讨中国究竟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壤，竟然产生这么多的“谣言”？更有人提出， “造谣”跟“反造谣”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有时成了官方与民间对抗的隐喻。因为中国的制度环境，真实的消息不容易传播，传播出来的不一定全部真实。徐达内在一篇题为《谣言共和国》的文章里，指出，在一个“谣言共和国”里，有时谣言和真相似乎是一个人的两张面孔。还有人回忆1976年的经历，称自己那时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都要特地去听听“谣言”，“后来证明，那些谣言很多不是空穴来风。”

　　在中国这个以谎言与暴力治国的国度里，这应该是到今天为止，对谣言盛传的社会现象一次相当认真的反思，此后再也没有反思，只有以民谣对付官谣的对抗。2015年香港铜锣湾书商绑架案之后，国际社会几乎没有人在意那本引发无穷事端的《某某某与他的情人们》内容是否虚构，只在意一条：中共不应该在香港绑架书商，并一致认定这是侵犯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

　　今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各种谣言满天飞，网路平台成为官方与反抗者传播信息的资讯战场，面对各种传闻，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去辨识真相，而是根据各自的立场选择相信某类传闻。香港这个地方是世界各大媒体都派驻记者之地，绝大多数媒体都愿意传播各种不利于中共的传闻，只有德国之声曾写过一篇《谣言风暴席卷香港 中港各执其词》（2019年8月12日，署名“罗法”），通过辨识当时流传的各种“新闻”，指出“随着香港警民冲突愈演愈烈。满天飞的传言透过网络散播，各自竞争成为‘事实真相’”。这条消息指出一个关键：在反送中运动中，什么是真相不重要，人们愿意相信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任何政权的存在，其支撑力之一是国家信誉与政权信用。反观近十余年中共文宣与“谣翻中国”的短暂历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自媒体出现之前，中国虽然谣言蜂起，但多数人最后还是选择不相信谣言。但自2011年以来，政治反对者开始迷恋“民谣”的政治功能，纷纷加入“谣翻中国”行列。擅长抹黑宣传的中共红色政权开始遭遇“黑色宣传”的持续攻击。到了今年香港反送中，中共的“黑色宣传”只能行销于中国大陆，大陆之外所有地区的人们，绝大多数只愿意相信反抗者的说辞，决不采信官方说法。

（作者：何清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