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岁男孩遇难但围观者冷漠的舆论场上，这部分声音显得格外冷静：

       别急着骂国人冷血，这类事情在中国每天都会发生，批判路人冷血之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冷血的中国人和从哪里入手才能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

　　2019 年 11 月 5 日，长沙，9 岁的小男孩在小区内被一男子用扳手和螺丝刀活活打死。

       行凶长达半小时，该男子用扳手猛击罗棋的头部，用螺丝刀在罗棋身上猛挫，惨不忍睹。期间，群众和保安都站在边上未出手制止，直到行凶者父亲赶来。

　　目前的最新进展是警方向家属通报案件调查情况：男童系被掐脖子窒息而死，头部伤害为次要。

       通报会结束后，死者母亲突发晕厥被医。此外，家属已查看事发时监控，嫌疑人冯某华已被刑拘。

　　又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在这起案件中，最令人揪心的除了小男孩的死状之惨外，还有围观群众的无动于衷。

　　笔者不禁想到了几年前的小悦悦事件，那时候笔者还在上中学，八年过去了，没想到类似的事件还在上演。

　　心痛的感觉涌上心头，难以拭去。

　　然而，心痛之余，笔者认为我们更加需要去思考，需要反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以及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

　　当然，笔者的一家心态只能改变自己的心态和行为，更多的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是什么呢?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了几种代表性言论，出乎意料的是，这次除了丢下一句“看客”、“冷血”、“国人的冷漠”等这样的词汇之外，还有另外几种舆论心态值得注意。

　　一种铺天盖地的说法是：又是精神病人在犯罪，必须严惩精神病人，不能因此而逃出法网。这和上次13岁小男孩犯罪时候的舆论一模一样，只不过一次是要求严惩未成年人，一次是要求严惩精神病患者。

　　正如笔者在《未成年犯罪越来越多，这个痛点促使我们反思社会》(点击查看)里说到的一样，戳中我们痛点的案件恰恰可以促使我们进行对整个社会的反思。这件案子也是一样。就事论事，网友们要求严惩精神病患者的情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样一个惨痛的案子换来的是一竿子打死所有精神病患者犯罪，是不是也有点过于情绪化？

　　精神病患者也好，未成年人也好，我们每次要求严惩的目的都是希望类似的恶性案件不要再发生而不仅仅是处死某一个人而已。

　　除了要求严格处理的声音之外，恐怕还是要数对冷漠路人的指责声最多。但针对这种指责，也出来一种“在中国最热心的永远是网友，最冷漠的永远是路人，到底是网友不上街，还是路人不上网？”的逻辑，认为在网络上一味发声指责的键盘侠就只是键盘侠，在现实生活中会和路人一样冷漠。

　　这种心态或许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我辩解。就像有路人说到，自己并不是铁石心肠，而是赶到的时候孩子已经死亡;或者以为是家长教育孩子;或者没有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或者已经打了110和120;或者受到了施暴者自杀的威胁不敢上前……

　　男童被精神病打死后路人见死不救?律师：他们法律上无施救义务

　　然而，再多的语言和文字在已经逝去的9岁男孩面前都显得那么无力。持有这种逻辑的网友也始终没有跳出这个逻辑，人们依旧只停留在对别人要求得明明白白、人人必须是圣人，对自己要求却糊里糊涂、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的无奈之中。

　　当然，这种无奈也并非空穴来风。网络上的另一种声音就在为上述心态做注脚：

　　许多网友在讨论的正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冷漠以及如何从法律层面上给救助者以更多的救人自信。

　　的确，只要是还有一点血性的人看到一个9岁孩子遭到这样的毒打，怎么会不痛心?怎么会没有想到要去帮助?

　　但有时候当你迈出那一步的时候，好像心里有一块石头绊住了你的脚。因为一旦迈出脚，就意味着一次赌博，用自己的未来和家人的幸福在赌。赌赢了，往后起码今晚能睡一个安稳觉，能对的起自己的良知和良心，输了就是巨额索赔，暗无天日。

　　笔者相信当时围在小男孩周围的人群里，肯定有人是想上去制止的，他们没有任何行动的原因更多是因为两个字——害怕。怕的不是被精神病打，怕的是后续可能对自己和自己家庭带来的一系列的麻烦。

　　是啊，在现在的社会环境里，自我的防卫都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更何况帮别人防卫?好心扶老人扶到倾家荡产甚至被判刑的案件不是没有，甚至还衍生出一个叫做“碰瓷”的行业。而真正如孙小果之流的罪大恶极之人却可以从死刑到逍遥法外的出狱。

　　这时候，谁还真的有自信去见义勇为？

　　当法律把公民压制成了绵羊，就别想着危机时刻绵羊能站出来变成战狼。本应该是忠厚仁义之人武器的法律，如今在某些方面却成了善良群众的枷锁，恶人的保护伞。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呼吁更完善的法律来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的同时保护我们的善心和善行。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站出来反思这个令人痛心的社会。

　　很显然，在9岁男孩遇难但围观者冷漠的舆论场上，这部分声音显得格外冷静：别急着骂国人冷血，这类事情在中国每天都会发生，批判路人冷血之前，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冷血的中国人和从哪里入手才能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

　　相比于前两种舆论声音来说，后一种声音无疑是最进步的。看到这样的言论的时候，笔者甚至有点欣慰。同时，笔者又一次想到了鲁迅先生，想到了鲁迅先生为什么要弃医从文。

　　在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的黑暗年代，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热情东渡日本留学。当他从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寇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看到同胞被害而麻木不仁的人群的情景后，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

　　正是因为感受到中国民众的愚昧、麻木，鲁迅先生深感医学只能解救病人肉体的苦痛，要真正解救自己的民族，首先要救治人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

　　没过多久，鲁迅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到了东京，联络了许寿裳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筹办文艺杂志。不久开始了他向封建旧文化宣战，不断与压迫民众的旧思想旧文化斗争的文学创作生涯。

　　浮想至此，再看看当下这个错综复杂、冷漠充斥、一盘散沙、自私自利、人人自危、甚至有点无可救药的社会，笔者认为我们青年人有责任去做点事情、发点声音。

　　不管舆论场的正义有多微弱，我们都应该“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唯有如此，中国才有救，我们自己才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