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刀，主要是指1934年至1945年间旧日本“皇军”陆、海、空军官和士官佩带的颇具日本传统的指挥刀。

   德川幕府末期，日本陆军采用法国式的训练方法。普法战争后，法国战败，日本便改向德国学习军事。明治十八年（1885年），以麦克尔少校为代表的德国军官来日本陆军大学任教，日本陆军的战术和军制从此师从德国，海军则为英国制。不仅如此，连指挥刀也西洋化了。

   明治天皇和重臣伊藤博文等，戎装时都佩西洋式的指挥刀。至二战之前，军官佩带有樱花纹饰的西洋式指挥刀，更有一种刀柄加长，西洋护格的东、西洋“合璧”的指挥刀，与日本式的军刀并行不悖。

   1933年2月6日，荒川五郎、栗厚彦三郎等在东京下议院向政府提出复兴日本刀剑的建议案，以提倡日本精神及固有文化，获得一致通过。一个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第6、第8师团和混成第14、第33旅团等部8万余众，分别向我长城冷口、主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3月11日中国军队第29军第37师大刀队在赵登禹旅长的率领下，乘雪夜迂回至喜峰口日军侧后，摧毁敌炮兵阵地，歼敌服部炮兵大佐（上校）以下步、骑、炮兵3000余人，中国大刀凛凛生威。当时的日本报纸说：“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因此，在荒木陆军大臣、柳川陆军次官、山冈军务局长等皇道派头面人物的倡导下，日军遂于1934年废弃华而不实的西洋式指挥刀，军官一律改佩日本式的军刀以谋应对。

   曾有一篇文章说：

    “在一对一的情况下，日本刀面对中国大刀并不占有优势，大规模白刃战时大刀更显威力。”

    “比较一下这两种刀就会发现：日本刀刀身很窄，但由于采用精钢作为原料，锻造及淬火的工艺十分精良，因而强度很高；刀刃锋利，波浪形的刀纹清晰可见；刀鞘及护手的外形精美，被世界各地的收藏家视为珍品。反观中国大刀，通体由整块钢铁打造，钢质一般；刀身特别是刀头部分较宽，刀尖呈上斜形类似《武经总要》中所描写的“前锐后斜”的宋代手刀；长柄末端有一圆环。虽然大刀无论在钢质，刀刃，工艺及外形上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大刀是根据实战需要而诞生的，钢质和工艺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制造；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本刀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砍劈时运用自身重量来弥补刀刃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刀的战斗中并不吃亏。”

    日本式军刀采用传统的“阵太刀”即长刀的形式，连刀鞘总长101厘米。军官刀与传统的日本刀相同之处是：刀柄以珠粒细密的白色鲛鱼皮包裹，长26厘米，并用丝带编花缠绕。刀柄近护手处用“竹钉”贯通固定刀身。护格（称“锷”或“镡”）为铜镀金，有镂空和不镂空两种。刀刃近护手处有日本刀特有的铜制夹刃（称“鎺本”）。传统日本刀是完全手工精心锻制，军官刀是机制加手工。

   一般日本刀刀柄与刀刃比例是1：4，军刀刀柄与刀刃比例亦如是，装配制式的刀柄与刀刃比例为1：2.36。刀柄双手持握，劈刺凶狠有力。笔者比对周玮先生援引仰木弘邦《古刀铭尽大全》所示的十一种不同的日本刀的柄形（与刀刃同铸的柄，非装配后的柄），军刀的柄形是所谓的“平横”形。军刀刃长61.5厘米，与日本刀的刀刃弯曲度大致相同，其弯曲控制在锋尖下5寸（称“物内”），砍劈时以此处力量最大，符合力学原理。日本刀刀背（称“栋”或“脊”）有三种形制，三角、梯形、半圆，军刀采用的是三角形。刃尖（称“帽”或“鋩”）有30种之多，大同小异。依笔者而识，军刀的刃尖与日本刀“烧诘”形近似。

    此外，军刀刀鞘与刀有闭锁装置，刀柄上两侧的丝带下各有三朵并联的樱花铜饰，还有雕花的刀穗环和双面色编织的刀穗。刀穗是日本军刀重要的饰物，丝带内侧的色彩，以金、红、蓝为区分将、佐（校）、尉军阶的标志。平时佩带，亦有将佐把刀穗用两道皮扣扣在军刀长柄之上。刀鞘为金属制，棕色烤漆。军刀刀鞘有与刀带挂钩连接的环，陆军为单环，海、空军为双环。

   1935年士官也配发军刀，称九五式军刀。刀柄仿照军官军刀刀柄的花纹（如樱花和丝带缠花）用铜或铝压制而成。刀的闭锁装置如同日本三二式骑兵军刀，为桥式，但不在刀柄一侧，而是在刀柄上部（持握时手掌的虎口处）。此外，士官军刀刀刃有血槽，形制为日本刀中所称的“棒槽”式，即一条血槽由鎺本直贯刃尖。护格、刀穗环无花纹，刀鞘为皮制。士官军刀制作完全为机制，有不少与三八式步枪配用的三十年式刺刀一样印有三环（工厂出品标记）。

    大概是传统日本刀中革卷大刀“鞘用革包坚缝之”的影响，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官为了保护军刀，用牛皮包住刀鞘，缝制精细。在寒区的士官冬季还将金属的军刀柄套上白布罩。日本军官受日本传统武士道的影响，钟爱自己的军刀，视其为精神象征。军官军刀是自费购置，除刀外装有统一规定外，刀身可自己选配。有些军官出身名门贵胄，将家族所传的名刀装配制式的军刀柄和鞘，带上侵略战场，识者可从刀刃上的花纹和夹刃辨知。如刀柄上刻有“广光”的军刀即是刀主装配制式军刀柄、鞘的日本名刀。“广光”为古日本武士刀三大名匠师之一冈崎正宗的直系传人，与同流派的秋广、广正、广次的制品虽有高下之分，但风格极相似。

    日本陆军装备的三八式6.5毫米步枪的表尺座后面有象征皇室的菊花图案（菊纹章）。日本军官军刀则饰以樱花，刀柄、护格、闭锁按钮、刀穗环、刀路铜饰、挂环座等处，计有大小31处樱花的纹饰。

    日本有句俗话。“花数樱花，人数武士”，这是日本人传统价值观的体现。樱花被日本人视为国花，甚至在日语中几乎所有美和好都用“樱”来修饰。日本人的樱花情结，主要是对樱花花期短暂，倏开倏落的方式的共鸣。在《百人一首》的和歌集中，纪有则咏樱花说：“春光空明丽，春日何悄寂；愁心醉不成，好花披满地。”花落时，一瞬间树上粉红的樱花全部飘落，仿佛逝去的一切。日本人认为，这如同慷慨捐躯的武士之魂。明治时期会津白虎队那样的死法，被视为武士道的典范。樱花凋谢的情景，是武士理想的归宿，正像当年日本军歌中唱的：“我们像樱花凋落那样为国捐躯。”

    在军国主义薰陶之下，军刀成为日本军人的精神支柱。像步兵重视刺杀训练一样，军官从幼年军校开始就注重军刀搏杀的“剑道”训练。从明治时期，日本陆军中央和地方幼年学校（相当初中一二年级）即设有剑道课。据说曾任关东军参谋长，后成为首相的战犯东条英机大将，在幼年学校时热衷剑道，成为军官候补生时，常在激越的《川中岛》、《城山》萨摩琵琶乐曲声中挥刀而舞。剑道训练和竞赛的头盔护具日后也用于日本军队的步枪刺杀训练。这种竹剑、木枪及护具和日式的对刺训练方法，1923年前后冯玉祥将军在北京南苑练兵时，由留日士官生引进到我国的西北军中，因器材的限制，未能全军普及。

   日本军刀在侵华战争中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1937年10月侵华日军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率部攻占南京后，所属的第6、第18、第14师团和国崎支队烧杀最为凶残，中华门、通济门、挹江门、下关等处的屠杀都是第10军所为。柳川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曾丧心病狂地说：“请问日本哪一位将军的军刀上没沾过血，战争还分得清士兵和百姓吗？将军夸宝刀，功在杀人多！大和民族的武威离不开一柄青锋杀人刀！”

   1945年1月2日，柳川因肝癌病危，死前示意家人取来军刀，双手抱住军刀不肯放开。南京大屠杀另一元凶，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中将（后晋升大将）1945年8月14日听到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后，斟了一杯“松竹梅”雕花酒，取出天皇御赐的“奉节”军刀，刀出鞘，寒光凛然，他把酒洒在刀上，抱着军刀，痛哭失声。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手提军刀的日本军人在南京的暴行。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6师团第45联队中队长田中军吉大尉，手挥一把称为“助广”的军刀，在南京挥刀斩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从中华门到水西门，据称“杀遍南京城，斩首300余”。这是我们永远不能遗忘的一笔血债。有一幅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正举刀向跪在地上的中国青年砍杀，此人，就是田中军吉。这个凶犯，终究未逃过中国人民的惩罚。

   另据当时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报道：“（十二月五日浅海、光本两特派员发自句容）在攻向南京途中，以‘刀劈百人’为竞赛的片桐部队（日军第16师团）青年军官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少尉，又是站在最前线奋战，进入句容城。在到达句容之前，向井少尉砍死了八十九人，野田少尉是七十八人，战绩甚为接近。‘刀劈百人’的超纪录向井一○六——一○五野田。”当时报纸有两人手扶军刀在南京拍摄的照片。战后，中国政府将这两个凶犯逮捕归案。

    1945年冬天收缴投降日军武器时，时任国民党第16军22师辎重兵营营长的余鸿成，奉命去河北定县接收日军第一旅团的全部军马。在军马移交完毕后，日军联络官代表旅团长向余鸿成上交了10把军刀，其中有一把在刀刃近护手处的铜制夹刃上刻有“南京之役杀一○七人”的军刀。据其回忆，这把杀死107人的军刀样式明显与其它的刀不同。当时余鸿成深信这把凶刀不吉利，他请一同接收军马的军工兵营李营长将它与其余四把刀带回上交军部。以后它被当时任16军中将副军长的魏炳文（耀斗）留下来收藏，辗转带到了台湾。日本人曾多次出重金收买而遭拒绝，为躲避纠缠，魏将军先后四次搬家。台湾台北索斯比公司估价此刀至少价值l00万美元，魏炳文去世后，1987年由其弟魏炳超、其子魏亮捐献给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收藏。

   魏亮说，这把刀很厉害，一尺厚的马粪纸，一刀下去就能砍透。他小时候拿刀砍树，用力很猛的时候，握刀柄的手打开，手掌上沾满了许多血渣。

   旧日本军官不独在侵略战争中用军刀杀人，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也用军刀行事。1935年，日本军部皇道派与统制派因权力之争，皇道派少壮军官相泽三郎刀劈军务局长永田铁山。1936年日本军队中的皇道派少壮军官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中，驻东京的步兵第一、第三联队和近卫步兵第三联队1500名官兵，在安藤大尉的指挥下袭击内阁高官，前首相斋藤实身中47弹，又被军刀砍了几十处。高桥藏相和渡边教育总监都是被枪击伤后，又被人用军刀砍死。

   日本军刀的另一作用是切腹，军官在军校中就有武士道的剖腹程序训练。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中认为，日本人是“耻感文化”，对此日本人也颇认同。1939年号称精锐的日本关东军与苏军激战于诺门坎，关东军惨败。战败的指挥官和交换回来的俘虏深感耻辱，不久便用军刀剖腹或用手枪自杀。这些遵循武士道传统的军人在军籍册上都是以“光荣战死”处理的。因侵华而封男爵、官至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大将，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切腹。年已七十的本庄繁，自杀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天皇陛下的侍从武官长………”

   军刀也用于奖励。1943年5月23日，时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召见策动国民党庞炳勋部降日的田中彻雄少尉，不仅颁发了军功状，还赠与他一柄特地从国内寄来的军刀。

   日本军官重视军刀还有一例。1973年菲律宾的卢邦岛发现了两个旧日本军人。菲律宾警察赶到时，日本军人立即举枪射击，对射中一名日本军人被击毙，另一名逃入密林中。后经查明，被击毙的是一等兵小冢金七，身边扔着保养良好的三八式步枪；跑掉的是少尉小野田宽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奉命潜伏（自称是没有接到命令），竟在异国的山野中秘密地生存了28年。逃走的小野田少尉直到昔日上司亲自来找他，才肯离开。他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交给天皇。

   这里要着重提出的是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军刀。冈村宁次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11月8日 今天将各自所持军刀、手枪及望远镜集中交给中国方面。”他又注“据说我交出的军刀，后来何应钦将他赠送给美国MBA运动（1938年在美国组织的和平运动，总部设在瑞士）的创始人李普曼博士，该博士作为和平象征用以装饰自己的住宅。然而，长谷川峻国会议员却说他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刻着我名字的军刀。这是中共虚假宣传之一例。”

   事实上，主持受降任务的国民党何应钦上将拿到冈村宁次的军刀之后，专做了一个红木盒盛放军刀，盒盖上刻“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呈缴自佩战刀一柄谨呈委员长蒋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的字样，立即送与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仓皇逃走时未及带走，此刀连盒为我军所获。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何应钦自然懂得冈村宁次军刀的意义，这样重要的战利品他怎敢送人，何况是外国人。

   1945年中日双方在研究日军投降问题时，十分重视军刀问题。冈村宁次在9月2日向何应钦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五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立遭我国拒绝，除此之外各条照准。曾有这样一件事，在遣返回国的日本战俘船上，一个大佐仍像往日一样向一群士兵发号施令，一个士兵发现这个军官没有带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就问：“长官，你的军刀呢？”军官羞愧而去。

   1945年9月7日，何应钦派参谋王武上校会晤侵华日军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时，当今井武夫问及9月9日投降签字仪式时，冈村宁次是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中方呈交，还是不带军刀入场。王武答复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这样，就少了一个极有历史意义的场景。当时的新闻媒体和舒宗侨先生的《抗日战争画史》都没有在投降仪式上呈缴军刀的报道。笔者注意到同年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战列舰上，以重光葵为首前来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将领也未带军刀。是中国方面参照盟军的成例？亦或是何应钦将军对日的宽仁之心？不得而知。

   抗日战争中，除正面战场外，我八路军、新四军亦大量缴获侵华日军的指挥刀。1945年2月，新四军4师骑兵团奉命护送两名美国飞行员，经过7天艰难行程，分手时，飞行员史密特、瓦特执意向骑兵一大队政委徐春阳（后晋升为中将）索要纪念品，徐政委把两把缴获的日本军刀送给了他们，作为两位美国飞行员在中国参战的纪念。许多日本军刀为我军高级将领作为战利品珍藏。许世友上将去世后，留下了当年缴获的十多把日本军刀。这是将军以及中国军队抗日战争功勋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