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旖旎的克什米尔山谷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一批销往全球的本地商品——如手工编织的帕什米纳羊绒披肩、巴斯马蒂大米和藏红花——早已遐迩闻名。

这里还有原始的高山景观、滑雪胜景、湖泊游艇之旅和连绵不断的苹果园……印控克什米尔拥有着全球旅游胜地的天赐“禀赋”。

丰富的自然资源之外，这里也盛产精明的商人，即便长期笼罩在“武装冲突的阴霾”之下，他们仍然成为了当地GDP实现增长的幕后贡献者：他们生产水泥，加工牛奶和羊绒制品，甚至为客户编写代码，其中既有商学院的毕业生，也有高中辍学后的第二代商人或初期创业者。

据美联社最近援引官方统计数据称，印控克什米尔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从2012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约219亿美元。而根据该邦一份预算文件显示，今年的经济预计将再增长11%，看上去比印度整体的经济数据更漂亮。

7月21日，工匠在印控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以南70公里的一个村庄制作手工披肩。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羊绒商人拉曼就是贡献者之一，曾为取得这样的经济成绩单感到骄傲，即便亲身经历过2016年以来新一波大规模的抗议与骚乱，但8月5日印度莫迪政府推动的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即“查谟与克什米尔邦”）自治地位的宪法第370条，仍然让这位当地商人陷入无尽的绝望，“这一法令的颁布几乎让我们一无所有。”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8月15日，莫迪总统在德里红堡发表独立日演说提及印控克什米尔特殊地位废除后的“经济机遇”，称该地区“有成为全球最吸引游客的旅游胜地之潜力，必要的改革正在落实”。

但商人拉曼对此嗤之以鼻，“我们为了发展离开克什米尔，去外面闯荡，我们散布在迪拜、欧洲等地……（但）不止是我，所有在外经商的人都（对新法令）感到非常绝望。”

“我们非常煎熬，我们失去了一切。”

“这是最严峻的一次了”

法令颁布当日，拉曼刚要赶往机场飞离家乡前往德里处理生意事宜，网络和电话通讯的中断让他无法和家人取得联系，他急迫地想要赶回去和他们团聚。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逃出来，在克什米尔已经没有什么办法到达机场了。”身在德里的拉曼回忆道，“但我还是不得不回去，我的妻儿都还在老家。”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包含克什米尔山谷、查谟地区等组成部分。克什米尔山谷土地肥沃，绝大多数居民是穆斯林，印控克什米尔也由此是印度境内少有的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地区；查谟地区则以印度教徒为主。

8月11日，全球穆斯林迎来古尔邦节，这是穆斯林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对印控克区也意义非凡。按照传统，穆斯林在这个节日需要宰杀一只羊。但在本该庆祝的古尔邦节，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许多家庭感到苦恼，因为通讯与关卡管控，他们无法和仍在外地的亲戚一同庆祝节日，也难以在市面上买到绵羊。

铁丝网封锁下的斯利那加街道

羊在克什米尔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以羊绒为营生的拉曼而言，意义更为非凡。

羊绒不同于羊毛，特指来自几种山羊身上的动物纤维，产量稀少，品质优良，价格也更为昂贵。因克什米尔地区曾为向西方出口羊绒的集散地，羊绒的英语单词“Cashmere”（汉语也译为“开司米”），就源自克什米尔之名“Kashmir”。

但废除印控克什米尔特殊自治地位让这位羊绒商人感到怅然若失。

这不是拉曼第一次经历印度军队对家乡的封锁和管控。2016年7月，从事脱离印度运动、在当地颇受欢迎的“圣战党”游击队22岁指挥官布尔罕•瓦尼（Burhan Wani）被印度安全部队击毙，引发了克什米尔民众的大规模抗议与骚乱，双方冲突转入新的阶段。

印度政府随即采取宵禁、军管等大量措施，但即便当时的冲突如此激烈，拉曼仍然没有像这一次如此丧失信心，他透过电话对澎湃新闻表达着对眼下局势的绝望之情，“真的像一个地狱，这是最严峻的一次了。”

据《印度斯坦时报》8月14日报道，印度教徒人口占优的查谟眼下已解除限制，但对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山谷的禁令仍在持续，直至8月19日，少数学校重新开放，但家长们担心安全局势，返校学生数量并不多。

“我在克什米尔（山谷）出生长大，经历了90年代困扰山谷地区的、最黑暗的武装冲突和叛乱的日子。但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代里，固定电话也从未断线。”印控克区地方政党“人民运动”副主席费罗兹（Feroze）日前在接受美国《外交政策》的采访时说道，“因为未曾间断的骚乱，克什米尔常能看到驻军，但这次，来了很多我们都不认识的部队。”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经济危机从来没有和克什米尔山谷的骚乱和冲突‘脱钩过’。”“印度连线”网站最新刊发的经济分析文章写道。

其实，2016年暴力冲突新阶段给经济留下的伤痕直至今日仍未愈合：在2016年7月至2016年11月的5个月期间，根据印控克区该年度经济调查数据预计，抗议和暴力事件给当地造成了1.6亿卢比的经济损失，失业率达到了24.6%（印度经济监测中心的统计方法不同，上半年失业率也达到了高于其他所有邦的15%）。

2016年的年度经济民调还考察了各个行业的经济活动是如何陷入停滞的，在暴力和恐怖袭击期间，互联网禁令也推波助澜。

这些都令各路经济学家们质疑莫迪政府在解除特殊地位问题上的“经济账”。“克什米尔不可能有铁丝网旅游。如果法律和秩序仍然令人担忧的话，私营部门的投资就不会出现。”彭博社援引印度德里基金会首席经济学家Laveesh Kumar Bhandari的话写道。

印度的贸易部数据显示，2000年4月至2019年3月，印控克什米尔仅获得3.9亿卢比（550万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是印度各邦中最低的。“农业是其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一直在稳步下降，而工业增长一直停滞不前，这造成了失业、收入放缓以及经济增长乏力。”彭博社的评估文章写道。

政治气氛转变曾带来繁荣

不过，美联社最近刊文援引数据称，印控克什米尔在预期寿命、识字率和贫困等方面已经超过了印度其他地区的表现，尽管分离主义者和安全部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暂时造成了商业活动的停滞，但该地区的经济十年来一直稳步增长。

对当地经济状况截然不同的评估似乎令人感到惊讶，但经济中的积极面总让人不禁联想到上世纪头十年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之间难得的和平对话进程。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印度安全部队和当地的抗议者和分离主义武装分子之间，围绕克什米尔的主权争议而爆发的暴力事件夺去了数以万计的生命（从4万人至7万，有多种不同说法）。

直到世纪之交，暴力事件有所消退，一大主要因素通常归功于印度当时的人民党创始人、首位印度教民族主义总理瓦杰帕伊支持与各方进行政治对话，他一再努力将分离主义政党和武装组织带回到谈判桌上，以促成停火。

瓦杰帕伊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与战斗有关的死亡人数从2001年的4507人显著减少到2009年的377人。“瓦杰帕伊提出的印控克什米尔在印度宪法范围内实行自治的选择，进一步助长了和平解决冲突的乐观情绪。”来自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首府斯利那加的Ikram Ullah博士在一篇为《外交政策》撰写的题为“印度正在失去克什米尔”的文章中写道，“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政治气氛的转变带来了印控克什米尔旅游业和商业的繁荣。”

2005年，印巴两国分治近60年来，印控和巴控克什米尔之间首次开通了公共汽车线路，并在2008年通过贸易扩大了这一联系，此外，2011年双方还商定了旅游和文化交流。同年，双方还成立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印巴控制线双方成员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工商联合会，根据该网站的介绍称，大量前武装战斗人员也参与到了这一跨越控制线的贸易进程中。

美国马萨诸塞大学专门研究印度边境冲突问题的政治学者Debidatta Aurobinda和查谟大学教师Seema Shekhawat在2013年一篇专门研究克什米尔经济重建前景的分析文章中认为，经济复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充满了多种挑战：从更新萎缩的产业到开发新资源，从吸引私人投资到发展基础设施。但“在克什米尔用一种‘以民为主’的方式进行可持续发展，可以驱赶暴力，促进冲突解决进程。”两位作者主张道。

在缺乏私营部门参与当地经济重建的状况之下，国际援助和贷款纷至沓来。2004年，世界银行承诺为克什米尔提供9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同样，亚洲开发银行在2004年为该邦划拨了3亿美元作为各种项目的贷款。接下来的几年里，两家国际金融机构还为当地的道路、电力部门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单靠发展经济与收拾民心之难

但经济重建和恢复似乎一直笼罩着一层“安全阴云”。

Ikram Ullah 2014年11月从德国重回印控克区，在对当地人进行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很多人认为2008年至2010年间当地抗议活动引发的冲突成为了重要转折点，他们指责“数以百计的本地年轻人在冲突中遭到印度军警的杀害”，而印度中央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当地民众的不满重新加剧。

印度方面则指责当地贫穷的年轻人很容易被招募进恐怖分子或准军事组织中，“威胁和使用暴力成为了最富有的收入来源。”印度前教育部长、曾在印控克什米尔邦政府工作的Wajahat Habibullah曾撰写报告称，“其中一些组织由巴基斯坦方面资助和培训，另一些受到印度当局的庇护。”

事实上，克什米尔的商人们一直面临着独有的困惑。“今日商业”网站2010年曾刊文报道称，来自其他邦的客户购买克什米尔山谷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往往拒绝直接将款项汇入该邦的账户，他们对无意中与恐怖组织发生关联持警惕态度。

“随后的几年里，印控克什米尔的年轻人拿起武器反抗印度的当权者，这是一股新的浪潮。”Ikram Ullah在给《外交政策》撰写的文章中写道，新阶段的变化在于，“这些年轻人大多受过教育，来自当地的富裕家庭，他们得到了普通民众的巨大支持，并越来越多地吸引同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便是“圣战党”游击队指挥官布尔罕•瓦尼（Burhan Wani）。他年轻，是一名社交媒体高手，喜欢分享自己手持自动突击步枪的照片，在当地普通人中间也拥有不少拥趸。

莫迪2014年出任总理，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使局面进一步恶化。在多场演讲中，他引用了战争的语言，被指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断拘禁当地一批政治人物及禁止他们参与和巴基斯坦对话的新措施，都被视为有意挤压印控克区政治空间的不同以往之新政策。

“他们根本不考虑当地的政治领袖，而直接把他们关进监狱，这就是现在的主要问题。”羊绒衫人拉曼如此告诉澎湃新闻。据半岛电视台近日报道，印度当局此次行动在当地拘留了500多名政客。而印度媒体最新的报道补充称，这一拘禁迄今仍未解除。

也有当地人对地方政治人物缺乏同情，指责他们未能维护印控克什米尔的利益。“这些政客们让我们失望了，背叛了我们。他们有什么用？”《印度斯坦时报》近日援引比杰贝哈拉（Bijbehara）一名商人巴希尔•艾哈迈德（Bashir Ahmed）的话报道说，比杰贝哈拉被认为是印控克什米尔主要地方政党人民民主党的据点。

让当地离心离德还不止针对政治人物的行动。数据显示，仅2015年，就有634人因在印控克什米尔参与示威被捕，其中231人是学生，17人是未成年人。克什米尔大学学生联合会办公室的拆除、学生政治禁令的实施以及不断掐断互联网和移动短信服务等行动，使得当地的青年人越发疏远。

克什米尔的警察

美国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Rafiq Dossani最近撰文称，在克什米尔人眼中，莫迪政府对在当地赢得民心兴趣寥寥，但嘴上说渴望重整印控克什米尔的经济，专注于当地居民的发展。“当地居民担心，这会意味着，废除了35a补充条款（规定了印控克什米尔以外的印度人不能成为克什米尔永久居民、不能置产、不能于地方政府部门任职——编者注）之后，莫迪政府会通过支持印度其他地区移民的涌入，重新平衡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他写道，“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当地的抵抗和国家层面的强力推行将导致印控克什米尔一直都需要警力守卫。”

Ikram Ullah早在2016年便发出警告称，尽管强化了安全上的控制，但“仅仅聚焦经济发展正在让莫迪政府失去在印控克什米尔的民众支持”。

新工商业网络和“定居点”诉求

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前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宗义刚到担忧。“政局剧变所造成的动乱，无法让（印控）克什米尔形成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长久看来，大宗资本的进入，将很快改变由（之前）‘特殊地位’所创造出来的本地企业家与工商业网络。”他告诉澎湃新闻。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师张忞煜进一步认为，在修宪清除了法律障碍之后，即使印度官方没有主动推动向山谷地区移民的议程，民意也可能推动在克什米尔山谷地区建立“定居点”，尤其如果有克什米尔潘德（Pandit）种姓民众或组织提出回迁诉求（1990年，印度教潘德种姓群体于动乱中逃离山谷地区——编者注），在法理上与民意上，印度中央政府更是难以回绝。

《纽约时报》8月10日的报道称，印度官员表示他们不想破坏印控克什米尔的特质，但也说，新的地位将使非克什米尔人更容易购买土地，吸引投资。

“莫迪政府在选举大胜几个月后就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广泛的民意加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毛克疾告诉澎湃新闻，“而在这种执政能力强的情况下，莫迪也没有借口不去回应（印人）党内强硬派的诉求。”

经济学家Bhandari开出的“药方”是，莫迪现在应该专注于在该邦推行福利计划，以赢得人们希望引入投资的信心。然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印度整个经济正在放缓，失业人数达到45年来的最高水平，印控克什米尔将考验莫迪的政策规划能力。

本地商人拉曼对此终难以接受，“这将带来深刻的影响，印度不能强行占领克什米尔，”他说，“宪法370条款做出了规定。你不能直接突然取消这样一份协议，这是和平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