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高速成长、再创经济奇蹟的，会是哪一个国家？

　　"金砖五国"之一的印度曾被当成中国的接班人，但除了庞大人口之外，这两国的经济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观察两国近年发展，如果说中国是在寻求快速增长后的"软着陆"的话，那么印度几乎可以说是陷入了发展失速的局面。

　　莫迪政府近年来一系列的"重商政策"，似乎未能为印度带来更有效的经济成长之余，也没有配合印度本身人口红利的措施，反倒令本来就不宽裕的社会资源分配更爲紧张，长远发展将受到极大的窒碍。莫迪政府领导印度追赶中国的路，仍然非常遥远。

　　印度经济成长引擎改变

　　前印度首席经济顾问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6月在哈佛大学发表有关印度近年GDP估算的论文。研究发现：以2011年为分水岭，印度17个经济指标（如石油、电力、钢铁...等）与GDP成长之间的相关性，产生了变化；当中有11个经济指标，在2011年之前与GDP正相关，但在这之后却成了负相关。

　　以图一来说，如果2011年前后的两者相关性一样，红点应围绕在45度斜线附近。如果不是的话，则表示这些因子对印度的经济成长影响产生变化——也就是说，印度的经济结构在此期间有大幅的改变。

　　举例来说，如果印度经济在2011年以前与石油因子（petroleum）的关系是负的，但2011年以后却是正的，这可能暗示印度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性出现了变化，甚至可能意味印度从石油进口国变成出口国。

　　但要注意的问题是，过去20年来，印度石油产业这样的结构性变化并没有发生，这表示印度官方的统计数据可能出错，才造成2011年前后数据上的相关性失调。不只如此，依此研究的推算，2011年后印度的实际经济成长每年仅约4.5%，远比官方预估的每年7%，低了2.5%。萨勃拉曼尼亚在《Indian Express》上刊载的文章解释：印度官方对于GDP成长统计预测的严重失误，连带导致近年来的货币政策过紧，印度央行所设的利率恐怕比理想值高150基点。

　　有这样的预测失误，近年印度的经济高速成长未能反映在就业率中也就不难理解，而不合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更恐怕早已耽误印度的经济起飞。若当初知道GDP成长只达4.5%，政府或许会对问题最严重的银行业与农业，采取更积极的改革态度。

　　事实上早在2年前，萨勃拉曼尼亚在职期间就曾警告，"印度7%的高速成长不可能持续发展"，且印度同期的投资、出口和信贷增长特别薄弱，与一般高速成长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相反，难以参考他国案例。

　　而在萨勃拉曼尼亚发表该份研究后，印度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官方数据的可靠度，似乎都大打折扣。但尽管如此，莫迪政府目前仍未有任何具体回应。

　　废币与税改：事倍功半的"亲商政策"

　　莫迪第一次当选前，曾宣传自己的亲商政策，发誓要让印度成为更有效率的市场。然而，许多政策实施的方式和时间点都不理想，最后反而事倍功半。

　　以最着名的"印度废钞令"来说，莫迪政府在2016年11月，突然废止了500、1000印度卢比纸币，名义上是"打击黑钱"，但因500和1000卢比纸币的流通量超过8成，且印度有98%的交易量倚赖现金，突如其来的变化反而削弱了全国的消费力——一夕之间消失的资金流动，使许多中小企业和农业都成为废币政策下的牺牲者，更不用提因此而失去工作或收入的劳动者了。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印度首席经济顾问巴苏（Kaushik Basu），就曾在《纽约时报》批评，莫迪的废币计画建立在无中生有的理论上——莫迪政府不过是以扫荡非法交易黑钱为引子，希望透过回收实体钞票间接控制印度的通膨。

　　莫迪的谬论在于：一来，并没有任何研究指出黑钱比白钱更容易造成通膨；二来，莫迪"想像中的黑钱"，指的是所有在非正式产业内所流动的钱（举凡请人帮忙给的小费、钟点工等），并不仅限于非法交易。但大多数"真正的黑钱"多以贵金属、房地产和海外帐户的方式寄存，废币根本与其无关。

　　况且，就算真的可以这种行政方式"洗出"、并废除部分伪造货币，也无法找出伪造货币的来源，更无法避免同样的事再次发生。曾任《金融时报》孟买办事处主任、《镀金王国 印度：穿越印度惊人的经济成长、社会不公、政治裙带关系与未来的真实内幕》一书作者的詹姆斯．考伯垂（James Crabtree），也在书中提到他耳闻过各种规避政府限制、快速洗钱的方法，更显得莫迪废币计画的草率。

　　根据《半岛电视台》，废币政策至少造成300万多人失业，将近当年总劳工人口的0.7%。许多中小企业习惯使用现金支付劳工和进行交易，废币对于低层的劳工或钟点工的影响尤其大。因为废币政策计画的不周，受到最大伤害的结果不是非法罪犯，反而是日常生活中需要现金的老百姓。

　　与其以废币这样极端的方式反贪，不如思考如何避免富人和大企业逃税，或是改革金融业、打破"使用现金一定更安全"的既定观念，让更多消费者选择使用方便的银行服务。

　　第二个影响经济成长的政策则是2017年的"消费税改革"（GST reform）。

　　虽然消费税改革后确实让印度繁杂的课税系统本身简单化，却难免对短期的经济成长造成压力。中小企业对新收税制度感到陌生，大企业需重整内部系统以遵守新规。GST reform 短期的不确定性还有规管更改带来的额外开支，均使企业投资和消费放缓，甚至使部分中小企业定价过高。

　　2017年7月初的消费税改革，以长期来看虽然对经济是好的，但由于离2016年11月的废钞令时间点相近，印度政府当时应该要有更多政策来应对经济短期的摩擦。

　　除了前两个最主要的经济政策之外，莫迪第一任期内还设立了破产清算法庭，并放松了对海外企业的限制，使得印度在世界银行经商便利度指数的排名，两年内上升53名，在2018年成为全球第77。

　　然而，印度近年来的投资疲软，让就业指标依然不理想，这可能与先前所提整体经济成长被高估有关；连续两个大规模改革造成的摩擦恐怕也被政府低估，因而没有以相对宽松的其他政策，来减缓对商业周期造成的冲击，甚至可能错过以减税发展指定产业的好机会。

　　经济成长要反映在就业率上的话，印度仍缺乏海外投资和企业开发。除了需要再大幅减少所需的流程和许可之外，政府需要更认真看待银行系统已累积1,500亿美金的坏帐（约新台币4.75兆）。

　　过去，莫迪政府期望可以藉由快速的经济成长，和国有银行的资本来解决长期累计的坏帐。这样消极的态度反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但威胁到国家的信用评价，甚至成为拖累经济成长的黑手。

　　莫迪第二任期最大挑战：青年失业率

　　如前文所述，印度失业率破天高无疑必须部分归咎于莫迪第一任期内几项争议的亲商政策。根据官方数据，印度2017-2018的全国失业率，达45年来最高纪录的6.1%，青年失业率更远高于全国失业率。

　　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与中国的人口结构完全不同。过往的一胎化政策使中国提早面临老年化社会，成为中国经济持续成长最大的结构性障碍；印度则完全不同，虽然拥有足够的年轻劳动人口，却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65%的人口在35岁以下，但15到29岁的青年失业率却近两成。而且，这些失业者并非全是低技术劳工。

　　实际上，印度国民教育水平逐年升高，不过更高的学历却无法换到更高的就业稳定性。在印度，大学毕业人口占总工作年龄人口的10%，但根据去年第四季的数据显示，他们的失业率高达12.1%，甚至高于只有高中毕业人口10.6%的失业率。虽然莫迪以"无法正确统计非正式经济中的就业率"为由迴避批评，但就业率确实是莫迪第二任期的最大挑战。

　　印度是否有在未来超越中国的可能性？莫迪第二个任期将是关键时期。

　　虽然印度人口预计在下个十年超过中国人口，但印度人口成长已有渐缓现象。根据牛津大学的研究学者指出，印度25岁以下人口已在近十年达到巅峰，依人口惯性，总人口也将在未来40年内达到巅峰。印度若要超越中国，成为下一个全球经济领导者，就必须把握人口结构的黄金期。

　　不过人口暴涨也有弊处。虽然印度的青年人口可以提供国家所需的生产力，但人口暴增将使已非常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变的更加紧迫，也会使社会问题更加显着。对此，莫迪政府以各种福利政策来巩固民心，其中包含低收入户健保、发放现金福利给农民、在弱势偏乡建立厕所、保证家家户户都有乾净的水源。然而，在经济政策未能配合的情况下，再多的公共开支能够做到的都有限。

　　莫迪的第二个任期，恐怕将很大程度是爲了修补他第一个任期做出的众多错误决定。要在短期追上中国，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