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政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在这场中国政治制度整体性现代化的局面下，长期被很多人视为“花瓶”的政协系统，也正在发生变革。

中共十九大后，中国政协出现很多新变化（图源：AFP）

7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了一个名为“委员讲堂”的活动。汪洋称，“‘委员讲堂’是十三届全国政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一项履职创新探索”，“要……打造成为展现政协委员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重要窗口。”

据悉，“委员讲堂”成立于约一年前。政协委员们基于自身研究特长，已经聚焦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录制了16期并播出了6期节目。

此前一天，汪洋与一些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座谈，就其“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课题调研成果进行协商。汪洋也称“创建全国政协宣讲团并开展宣讲活动，是全国政协……一项重要探索，也是政协履职形式的重要创新。”

另外，中国官媒新华网在报道7月8日于宁夏举行的中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首场宣讲报告会时，也有类似的，甚至是一字不差的陈述。

其实在6月份，中国政协也曾有过一次引起小范围注意的创举，也即成立“中非友好小组”。汪洋在接见该小组成员时，称其“是党中央批准成立的全国政协第一个对外友好小组，在人民政协对外交往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此可知，未来政协内部可能还会出现其他类似的小组，其在中国外交领域或将扮演更重要角色。

在很多人的认识里，中国政协在中国政治架构里是类似“花瓶”的设置。不过至少在近年里，政协内部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变革迹象。

2013年10月，中国政协在汪洋前任俞正声担任主席期间，召开了“双周协商座谈会”。其前身是始于1950年终于文化大革命的“双周座谈会”。

政协的变化还体现在中国正在进行的党政机构改革里，这主要是通过统战系统来实现。根据这次机构改革方案，本来归属政务系统管理的民族、宗教事务，都被划入了中央统战部。而中国政协主席对统战系统负有相当的领导责任。

此外，中国政协主席还在地方治理和台湾事务上承担着相当的责任。近年新疆问题严峻，尽管“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头有所遏制，压力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台湾问题的紧迫性越发凸显，也需要政协方面发挥其长袖善舞的特长。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官媒6月26日的报道，中国政协在此前还召开过一个具体时间未被披露的会议，名为“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公开报道中未见其他政协主席召开过此类会议。

汪洋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对于政协的改革颇有指向意义。

他表示，“务虚是谋划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有效途径，重务实、善务虚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要完善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制度，引领全国政协系统想大事、谋长远、解难题，提高战略思维和辩证思维能力，推动政协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他还称“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越性和制度竞争力。”

在中共对中国国家事务的领导和治理体系里，政协确实呈现出“务虚”的特点。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参政议政，但是无法对政治议程造成决定性影响。

另一方面，政协的“务虚”又能够与中共治理形成一种补充。这种协商民主的相互关系，与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的确实存在较大差异。

当然，在中国政协发挥其“独特优越性和制度竞争力”之前，仍然面临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统战无力、程序形式化、官僚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