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蝴蝶轻轻地扇动翅膀，可能引发千里之外的一场风暴，这就是气候学上的“蝴蝶效应”。港府近期启动《逃犯条例》的修订引发了香港市民两场“反送中”百万大游行，不仅迫使特首道歉，还使得港府无限期暂缓修例。这次巨变大大出乎舆论意料，可以说，也使习近平的威权折戟香港。从历史来看，这会是此次港府修例带来的“蝴蝶效应”。

　　连续第二个周日，数十万民众在香港抗议引起争议的引渡法。 

　　港府强推修例是否与北京有关，已不重要，因为外界和香港社会早已认定，港府和特首的所作所为无视香港主流民意、完全听命北京。从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反对派发起的两场百万大游行，既是针对港府和特首，更是针对北京和习近平。对香港反对派而言，发动香港市民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法律的问题。因为纵使内地司法腐败，不尊重人权（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如果他们和北京还保持一丝的信任关系，事情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但显然，双方多年积累下来的宿怨，特别在2014年占中游行后双方的水火不容，占中领袖人物被判刑，北京加紧对香港的压力和特区政府的干预，使香港反对派和大部分市民根本不信任北京，将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视作北京欲毁“一国两制”的重要一步。

　　对北京信任的完全丧失也就是对习近平的不信任。换言之，香港市民百万大游行也是对习近平强人政治的一种表态示威。要反对派和香港市民相信，特首强推修例没有得到习近平的旨意或支持，根本不可能——不论幕后真相如何。而对港府和北京来讲，如果“6.9”大游行前虽明知市民会游行反对但对修例通过仍持乐观态度的话，那么大游行突破百万确实是他们——恐怕也是外界——未曾料到的。在这种强大的反对民意下，习近平的威权受到了真正挑战。

　　2014年历时两月的“占中”大游行其规模和影响在香港回归后都是空前的。其时习近平虽已当政，强人政治初露峥嵘，然而，彼时地位毕竟尚未完全巩固，尽管反对派事后被清算，但在当时北京也不得不以退让换取事件的平息。故可以把“占中”游行看作是对习近平的考验，但还谈不上挑战其权威。

　　5年过去后，习已“定于一尊”，国家大事皆由其个人决断，在党内，反对派和元老集团俯首称臣；在社会，则几乎是鸦雀无声。习的意志和决策在中国土地上畅行无阻。此种情形下，香港百万市民大游行突然出现，无论港府修例是否由习指示，不仅习本人会对号入座，将之看作对自己权威的挑战；社会各界——包括习的政治对手——也会为游行赋予挑战习权威的意义。

　　从此角度考量，在“6.9”百万大游行后，即使特首宣布暂停修例，许多人还是认为北京会强撑港府完成修例，最多只是迂回一下。人们看到，不仅北京涉港事务三大部门——港澳办、中联办、外交部——齐声表态支持港府和特首修例，在6月16日第二次百万大游行当天，《人民日报》还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文表示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我也倾向判断，鉴于习的膨胀心态，他现在的想法是，只要在中国范围内（包括港澳）的事情他决定做，就一定要做成。香港的修例如果摆不平，等于他的威权在香港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其个人权威的问题，更会带来后续效应。

　　首先是北京担心香港反对派乘胜追击，提出普选诉求，君不见美国国会威胁要出台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而北京还不想给香港民主，担心一旦让香港普选特首，将更掌控不了香港事务，使香港变成反中基地；同时也忧虑内地学香港要民主。其次，北京也不得不防，如果内地民众看到香港大游行后，从中得到启示，认为只要人数足够多，政府就将不得不退让，满足民众要求，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万一有人号召民众起来游行示威，人数即使达不到百万，有十万，政府怎么办？所以，按照北京对事情判断的逻辑，是不会因仅仅有百万市民游行反对就退让的道理。

　　4月，习近平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出席一场纪念会。

　　然而，出乎多数人预料，“6.16”香港市民举行第二次百万大游行后，特首林郑终于道歉和停止修例，语气也很谦卑，港府这次让步应该既有第二次游行规模更大（据反对派宣布超过200万人）的原因，可能也与有市民以死抗争有关，港府怕有市民效法此举或者因此事激起更多市民的悲愤情绪而演变成骚乱，发生民变。事情到这一步势必只有出动军队介入才能平息。但显然，这样做的后果太严重，不仅香港会变成死港，也将使北京在和华盛顿的谈判中处于道德不利地位。港府和特首是承担不起这个后果的，除非北京有意把事情扩大，否则，也超出习近平的考量外。

　　现在，面对这一选择，北京权衡的结果是暂时牺牲习近平的权威，保住香港的稳定，至少在本月底G20会议习特见面前不使事态失控。从好的一面说，习近平做出退让反映了他一定的灵活性，在自己不利时，选择暂时退却。

　　那么，这会是北京和习近平的权宜之计么？如果是，鉴于本届立法会明年到期，在新的立法会产生前的一年里，《逃犯条例》的修订事实上不太可能。习近平可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可我认为他接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对习而言，香港《逃犯条例》的修订不是他考虑的阶段性目标重点，他的头等任务还是处理好中美贸易战和两国关系。而假如因强制修例导致美国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被美国用作打压中国的工具，就非常得不偿失，所以他会忍一忍，即使重启修例，也要等新的立法会产生后再找合适时机。这于他的权威会造成损害，但只能承受。

　　不过，如果香港反对派受此激励，坚持要把特首赶下台，这个估计习近平就不会再退让了。掌控特首是掌控香港的关键，在这点上中共高层不会退让。假如习在这个关口上失手，他将面临党内同志的问责。所以，倘若香港反对派在此事上依然不依不饶，习近平大概率也会撑到特首任期自然结束”改成“习近平大概率也会撑特首到任期自然结束或找一个替罪羊，以显示不屈于香港反对派和市民的压力。至于坊间忧虑的再推“保障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问题，即使要推，也应该是下任特首的事情。总的来说，北京对香港“一国两制”的干预，很可能在此次修例失败后收手——不是不干预，而是不扩大化，让香港有一个喘息之机。

　　可以说，这是香港近年来在和北京的较量中首次赢得胜利，可喜可贺，会使处于“神圣”地位的习近平有很深的挫败感，体认到自己的权威并非无远弗届，即使在中国的领土范围内，也不一定管用，但也因此可能造成两种结果：一是为防范效应波及内地，习近平将更紧地抓住权力，变党国为军国，对中国社会实行赤裸裸的警察统治；二是由此打开缺口，习近平的反对力量有可能重新集结，中国社会或许出现此起彼伏的反习反共的抗议和社会运动。

　　习近平和北京肯定不愿见到中国社会运动星星之火情况的出现。要使它不变成现实，必须回到修例这件事的原点。所以，事情还会有变数。但目前来看，经此一役，香港是否会成为终结习近平威权统治的“命门”，还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