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原来鲜为人知的法例，撼动香港满城风雨。因逃犯条例修订，香港再次出现一次百万人大游行。而这次游行与六月九日的游行有诸多不同，香港从意见冲突走向政治冲突，香港政府已现管治危机，如无良策，将把压力倾洩到北京，形成正当性危机。

　　这次大游行，是香港民阵发动的第四次反送中游行，从四次游行的脉络观察，不会只是民阵就能动员那么多的香港人上街，而是香港管治班子的治理失策使然，从原本可沟通商量走向流血冲突，才会有那么多人上街。

　　比较六九大游行与六一六大游行，最值得关注有三个不同：第一是触动扳机不同，六九游行较单纯地反修例而港府坚持要提交二读，民众透过游行彰显民意阻止政府；而六一六大游行，最直接的是六月十二日警民冲突，警方的表现激起更多人对示威者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同情心，特首的表现让更多人愤怒，于是才有更大的规模，所以上次没上街的人这次现身了。

　　第二点是力量对比的不同。上次六九大游行香港政府还有能力应对，香港警方还有细密的部署。面对这次游行如此规模之大，香港政府竟然选择停摆，香港警方基本上鬆手。这反而是香港最危险的时刻，如何防止失控才是最大的问题。

　　也正因此，六九大游行与六一六大游行的最大不同，就是结果难料。上次大游行有两种结果，即港府退和不退，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但两种结果都还不算是危机来临，都还有渐进之变的可能，但这次看来没有选择，港府管治班子不可能全身而退，而民意沸腾也不可能说冷就冷，这才是可怕之处。

　　香港此时的目光，可能只能北望，看北京当局如何表态，又如何动作。北京当局表态，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不惜代价，强力介入，收回治权；一是果断处置，消弭危机，稳住民心。这两种可能，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本来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香港有大多数接受的政治人物，站出来登高一呼，提出各退一步化解危机之策，但目前香港政治圈大多坐享其成只想摘桃子，只能看北京如何化解危机。